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時，百萬右派中，尚活在人間的那些人已經做了十九年賤民。其中相當多還在他們「就業」的勞改農場裡等待生命之燈枯竭、熄滅。已經回到社會的那部份也還在社會最底層掙扎。直到兩年後中共才決定給「錯劃為右派份子的案件」予以改正，並於一九八一年六月通過決議，公開承認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注１：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一發時都嚇煞。」六百年前，朱元璋在農民起義軍中初露頭角時寫的兩句詩，可以用來說明反右風暴塵埃落定之後的局面。共產黨一鳴，百鳥齊喑，百花齊被嚇煞，一九五七年夏初那熱鬧的鳴和放在知識份子心頭只剩下了痛和苦。

反右高潮中，毛澤東說了這樣的話：「對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注１：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真死也罷，裝死也罷，對這些命如螻蟻的小人物，毛澤東是不存憐憫之心的。許多入了「另冊」的右派，在看到同這個政權無理可講之後，就只有以死抗爭了。

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作了個政治報告，提出：「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完備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必需使全國每一個人都明白，並且確信，只要他沒有違反法律，他的公民權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會受任何機關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國家就必然地出來加入干涉。」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澤東關於判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公佈後，誰也不再提共產黨整頓作風的事了。儘管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說過不要求各黨派整自己的風，各黨派還是安靜下來，各自回窩，整自己的風去了。

如此大規模地抓人鬥爭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共似乎輕而易舉就做到了。它究竟是怎麼「成功」的呢？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開八屆三中全會，總書記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公佈了毛澤東在七月間作的指示：「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１：見《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即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島同各省、市黨委書記談話的一些要點」。）這就為「反右運動」定下了甚調。一百萬右派被鬥得死去活來，無數人家破人亡，緣由皆出於此。

由於毛澤東在七月間號召「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松勁」，（注１：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全國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將無數善良的人投入了冤獄。

一九五七年落網的右派份子，幾乎全是中國知識界的精華和共產黨中的知識份子幹部，一一列舉不可能。除了前已引述其言論的那些人之外，不妨再多舉若幹事例。

按照中共中央規定的標準，凡是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該「劃分」為「右派份子」。（注１：《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頁。）將此標準搬到學術界，就變成了一把砍人的斧頭。

鳴放時，北京大學的傅鷹教授對前去採訪的上海《文匯報》記者說過：“對一個負責的政府，說實話無論如何要比歌功頌德好。四十多年前讀《聖經》，聖保羅說過一句名言：不要因為我說了實話，便把我當作仇人。”那時，他雖不知道毛澤東“誘敵深入而殲之”的計謀，卻已隱隱或到了不安，因為執政八年來的共產黨還從來沒有這樣耐心過。

自從共產黨執了政，所有的報紙都成了「黨的喉舌」。如今黨歡迎人們說真話，當然也包括那些充當喉舌的人們，於是新聞界也「『鳴』起來了」。

鳴放所提出的問題中，真正觸了毛的痛腳並最終引發空前規模鎮壓的，還是政權問題。

鳴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積怨已久的問題。除肅反之外，另一個便是對蘇聯的關係問題。前述黃紹弘列舉的冤案中那個上海醫學院女學生的「反蘇」一案，便很有代表性。當時的情況是，凡是指出蘇聯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個蘇聯人，如在華的蘇聯專家、顧問的不是的人，輕則挨批判，重則入獄。蘇聯是個宗教殿堂裏的聖物，碰一下也算褻瀆。雖然幾年之後中共把蘇聯罵成世界上最壞的惡魔，但當時的蘇聯的的確確是人們搜腸括肚用最漂亮的詞句歌頌的對象。

人命關天，一旦鳴放起來，「鎮反」、「肅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來。

「整風」是叫人民給共產黨提意見，純政治性的，而「雙百」裡的「鳴放」是學術、藝術性的，是誰把它們攪和到一起的呢？毛澤東在將百萬知識份子打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之後說是右派們搞的：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變。二月間，各國共產黨的老大哥蘇共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解凍」成為潮流。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經過高層的磋商後，毛澤東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注１：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這個後來被毛的助手陳伯達濃縮為「雙百方針」的提法實在是條含混不清的口號。正如後來一位教授所說：「在百家爭鳴中是否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恐阻止他家的爭鳴……」而處處事事以馬列主義（六十年代後又加了個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正是中共從未放鬆過的。儘管有這樣明顯的矛盾，這個「方針」仍然由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於五月間鄭重其事地告示全國。

六十年代有一陣，毛澤東認為各國共產黨都是修正主義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領袖霍查可以算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連霍查也不算數了。於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這是毛澤東臨死前不久 ，以一個八十二歲老人的衰病之軀，向全國發佈的一條「最高指示」。在他統治國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個又一個靶子，掀一場又一場批判運動，使整個社會處於永無休止的鬥爭迴圈之中。接連不斷的鬥爭運動，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之中。而首當其衝被當作鬥爭物件的，幾乎總是中國的知識份子。

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統治者把一部歷史變為謎語，來訓練子民們的智力。在中國幾千年悠久的歷史中，也很難找到一個時期，統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許多史實隱蔽起來，或肆意顛倒，使國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