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日訊】按照中共中央規定的標準，凡是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該「劃分」為「右派份子」。（注１：《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頁。）將此標準搬到學術界，就變成了一把砍人的斧頭。

鳴放期間，除了那些早已心灰意冷的人之外，凡在一九五二年被剝奪了教席的「資產階級」政治學、社會學、人口學、法律學的教授們大多表達了希望恢復社會學系的意見。如今中共正式給予答覆了：「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還不僅是不科學的，而且在根本上說來，是反科學的。……不過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而把一些謊話加上了科學的偽裝。……普通的工人農民的常識也要比它有價值得多。」「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打開復辟的道路也就是為了資本主義打開復辟的道路。」（注２：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胡繩，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報》。）這樣，凡主張恢復社會學系的，幾乎全都成了右派。

譬如中國人民大學的李景漢說過：「社會學所研究的主要對象，就是社會上各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研究分析這些關系，提出解決的辦法來，則有賴於精確深入的調查。」「中國社會學者一向是最重視實際調查和研究的。」這番話被定為欲以資產階級社會學「篡奪整個馬列主義陣地」，（注３：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所以他是個右派。由於他還留過美，便成了「美帝國主義一手豢養起來的」「奴才」。（注４：同注三。）
　
上海經濟研究所所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沈志遠在整風時批評「國家資料保密制度太嚴、太廣、太死，以至經濟學者無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有些外貿資料在外國雜誌上發表了，而我國經濟學者反而看不到。只對中國人保密，對外國人卻不保密。」他被公開批判為「為反革命份子破壞國家機密敝開大門，有意破壞黨的威信，反對黨對經濟科學工作的領導。」（注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批判右派份子沈志遠、吳承禧在經濟科學方面的反動言行》二十二至二十三頁。）

沈還對大批舊中國的經濟界人才被積壓、浪費，未獲新政府使用的情況提出呼籲：「開放聘用人才的自由市場」，讓這些人有機會歸隊，重新發揮其經濟專長。當局對他的回答是：那些投閒置散的「都是一些沒有很好改造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人」，沈主張聘用他們是「為了招兵買馬」，「為了恢復資產階級經濟學，從而為恢復資本主義制度鋪平道路」。（注６：同注５，二十四至二十五頁。）

沈志遠是甚麼人？他為甚麼想要「恢復資本主義制度」？這個「五四」運動時代的積極份子，一九二六年被中共派到蘇聯學習，一九三一年歸國後即以全副精力宣傳馬克思主義。他的《新經濟學大綱》是第一部由中國人撰寫的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專著，二十年間印刷十八版，曾幫助無數青年知識份子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道路。早在一九三九年，中共軍政界要人羅瑞卿就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上寫文章，建議中共軍隊幹部讀沈氏所譯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沈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後雖脫黨，卻始終是馬克思主義者。只因上述言論，他成了當然的反動派，立時被打倒。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陳振漢曾這樣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目由比人民民主專政下的民主自由要廣，因為資產階級國家還允許共產黨存在，有出版言論自由，我們卻不是這樣。」（注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沈志遠的遭遇就是個輔證。

北大經濟系的三位教授陳振漢、徐毓旃、羅志如，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巫寶三，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學校副校長寧嘉風，郵電部副部長谷春帆等六位經濟專家，在鳴放中聯名起草了一份《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擬發表在《光明日報》上。但文章正在學者中傳閱時，反右已開始，結果未及發表就成了「經濟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

這篇被說成對黨「進行了兇惡的攻擊和污蔑」的文章，大致內容是：「我們的財經政策和設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蘇聯成例，……碰碰試試，主觀主義，盲目行事，並未遵循甚麼客觀經濟規律，也不知道有甚麼規律可資遵循。」「事實上我們目前的經濟科學還是停滯在相當幼稚的階段，除了教條的搬運蘇聯教科書的一些東西而外，就是一些現行制度的描述。」「多數經濟學家只是替政府宣傳解釋政策。」「科學總是說明因果關係的，而現在只是些語錄。規律應為二者之間的關係，而現在規律只是斯大林的語錄。」「許多經典著作（指馬克思著作－－引者注）寫作於百年以前，對於百年來的事物只能預見其大，不能洞燭幾微。」

若說「兇惡的攻擊」，大約是指作者認為「我們不能從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現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規律」，因而主張是「敝屣就要摒棄」！（注８：同注７。）

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共從來是不允許「爭鳴」的。所以某些執政者一點名，六位專家就一起成了右派。其實就在一個多月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還對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說：「如果我們的經濟還不如資本主義靈活多樣，而只有呆板的計劃性，那還有甚麼社會主義優越性呢？」（注９：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劉少奇對楊獻珍、候維煜的談話。）他顯然看出了根據馬克思主義搞計劃經濟的毛病，因而應當容忍那六位學者對馬列主義的「攻擊」，應當允許更多的經濟學家就此展開討論。可是他沒有那樣做。他和別的中共領導人一樣，聽任這批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落了網。

那麼學術研究還要不要呢？當然要，黨還號召「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呢。

可是問題沒這麼簡單。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宣佈：「學術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學術研究的名義，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又是一回事。這中間有一條明顯的界線，這條界線是絕對不能混淆的。」（注１０：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人民日報》。）至於誰個踩線，誰個反共，那裁判權就全歸黨了。

歷史學界就是這樣。除了翦伯贊、吳（口含）等黨員學者之外，著名的歷史學家大多成了右派。因為「史學界的右派份子……所進行的活動，實質上不是學術活動，而是章羅聯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陰謀活動的一部份，不是學術上的唯物唯心之爭，而是為了……替資本主義復辟鋪平道路。」（注１１：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人民日報》，翦伯贊《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中共創始人、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寫過一副對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他本人在北洋軍閥的絞刑架前結束了光輝的一生（據說那是中國第一次使用從國外引進的設備，宣告野蠻的砍頭時代的終結）。作為其事業繼承者的中共五十年代的領導人，竟然沒有一個擔當道義，出來制止任意摧殘知識份子的野蠻行為，誠為可歎。

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韓德培於二次大戰結束後自美國歸來。在離開哈佛大學前，他對朋友說：「當年陳獨秀先生首先提出打破北洋軍閥專制主義的『特權人治』，主張『尊重民權、法治、平等精神』；李大釗也曾提出『國之存也，存於法。……國而一日離於法，則喪厥權威』。」於是他得出結論：「我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建設法制強國希望在他們。」

國共內戰期間，武漢大學進步學生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韓德培作為教授會的代表走進漢口警備司令部，引用當時國民政府的法典為被捕學生辯護，勝了武大法律系畢業的特訊庭長。之後他暗地對獲釋的學生說：「到解放區去吧！」

可是，全國都成了解放區之後，統治黨的對法治毫無興趣的毛澤東，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再以「建設法制強國」為已任了。韓教授鼓吹法治，也就理所當然地被扣上「利用法律武器和黨對抗」的罪名，成了武漢大學四百八十多名右派份子中的一員。

武漢大學校長李達是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時與會的十二名代表之一，以後脫離政治，研究哲學，因此他在學校也是有職無權的角色。他在反右前對因受制於黨委書記而萌生去意的韓德培說：「我在這裡當校長，你怕甚麼呢？」李達為武大留住了一名人才，卻未能予以保護，以至他在文革中被整死。彌留之際還後悔自己挽留了韓氏，說：「我不放他走……是我害了他。」其實韓教授即使離開了武大去北大（他已得到北京大學的聘書），也未必就能逃過這一劫。北大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江隆基雖說自己是留學十年的知識份子，也因「反右不力」而被降職，調到蘭州大學去，但他也在北大抓了數百名右派。即使江氏不抓韓德培，其後的陸平大概也不會放過他。一言以蔽之，當時主張法律治國的專家們躲過右派帽子的實在沒有幾個。

武漢大學法律系因為成了「右派窩」，也終於被撤銷了。教授們被送到關押犯人的湖北沙洋勞改農場，教憲法的餵豬，教民法的剃頭，教列法的燒法，教法理的放牛。黨的創始人李大釗地下有知，一定會痛斥毛澤東「背叛本黨宗旨」。

牽涉到另一批專家的是關於人口問題的爭論。

一九四五年春，抗戰即將結束，國民黨政府的社會部召集了一批國內對人口問題有研究的專家，在陪都重慶開了個為期兩周的人口政策討論會。會議的總結性結論是：中日戰爭結束，社會秩序恢復，政府得以從事經齊建設時，中央政策應立即採取一個節制生育與減弱人口繁殖的政策，以避免造成國家建設的莫大障礙。（注１２：李樹青，《明報》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二至三頁。）國民黨政府自有其種種不是，但就這一件事而言，我們可以知道國府內自有明白治國之道的人。他們能尊重、採納專家學者的意見，亦可稱為有識之士。戰後由於中共已有實力佔據一方，正伺機南下，奪取全國政權，而蔣介石卻以為可以用武力吃掉中共，引發三年內戰，那個擬議中的人口政策未能推行。

「新中國」成立後，劉少奇於一九五四年底也召開了人口座談會，再行談論人口問題。北大校長馬寅初及十年前重慶會議的參加者、著名社會學家吳景超等參加了討論。幾位專家的意見都是必須從速控制人口。為此馬寅初寫了篇《新人口論》（主要觀點是「我國資金積累得不夠快」，「我國人口增殖太快」），吳景超寫了篇《中國人口問題新論》，一九五六年刊登於《人民日報》。翌年吳氏又寫了篇《展開人口問題的研究》。

其實，到了一九五七年，中國人口已達六億五千萬，約占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問題已十分嚴重，早已不應停留在研究上，而已經到了必須立即行動、著手控制的時候了。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陸欽范憂心如焚，寫了本《人口問題拋磚集》，自己掏錢印了一萬份，送給全國人大，希望來自全國的代表認真將人口問題作為議題。他的文章並有政擊中共，他只是為農村中由於人口過剩，人力比畜力還廉價，以至於「人代牲口拉犁，可悲地壓低勞動生產率」的現狀擔憂。他怕因人口爆炸、生存空間不足而引致「比匈牙利事件更大的騷亂」，但共產黨卻說他「偽造『人口問題緊張』的空氣……企圖掀起『匈牙利事件』……達到資本主義復辟的罪惡目的」（注１３：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報》。）給了他一頂右派帽子。

毛澤東雖然說過政府要有「計劃生育部」，但從沒有認真把這當作一回事。當時，佔據他頭腦中心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早晚要打起來，因此人多不吃虧的思想便左右了他。一九五八年談到戰爭時，毛曾經這樣說：「原子彈（戰爭）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億人口剩九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注１４：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對這樣一個居然希望用二十億人的生命去換取所謂的「資本主義全部消滅」的人，人們如何能指望他控制人口的過速增長？

此外，毛澤東從農村來，靠小米加步槍取得天下，對西方近代的發展不瞭解，也鄙於去瞭解。他看不出當時世界已經顯示科技發展將劇烈改變社會結構的跡象，思想仍然停留在斧頭、鐮刀的時代，又一貫鄙薄腦力勞動者，自然就為「人多好辦事」的思想所左右。他不把控制人口當作一回事，這一點從一九四九年他批判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時所寫的文字可看出來：「中國人口廣大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辯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斥。」（注１５：《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至一四○一頁。）

革命和執政是大不相同的。毛以革命家的氣概說出上述豪言壯語，卻無意以執政者的身份研究人口與生產的關係。他堅信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甚麼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而竭力主張節制人口、渲染人口膨脹的危險，無疑是不相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懷疑共產黨的領導能力。所以，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吳景超在反右初期未曾料到自己也會被共產黨視作敵人，便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的全國人大會上發言，批判已被揪出的右派葛佩琦等人：「如果有人想推翻共產黨，工農群眾就會拿起鐵錘、會起鋤頭來與他拚命。」他以為自己與共產黨同一條心，但共產黨卻不認為他是自己人，很快就將鬥爭目標轉到了他的身上。

吳景超是六月六日民盟六教授座談會的參加者之一，與其他五人一起被劃為右派，其罪名有「鼓吹馬爾薩斯人口學說」，「企圖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提倡大學教授聘任制，不受政府委派」等。毛澤東點名罵他：「他們讀馬列主義比我們多，但讀不進去，懂不了。如吳景超，一有機會就反馬克思主義。」（注１６：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成都會議的講話。）

回想九個月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週年的國慶宴會上，周恩來特別邀請吳景超坐到首席桌，與政府高級官員一同進餐。現在，他突然被宣佈為「大右派」，全國從南到北，無數廣播嗽叭一致聲討，如同從天堂墮入地獄，箇中滋味，他人實無從體會。

一九五一年，吳景超受新政府之邀，到廣西參加土地革改。他看到農民受苦的情形，深受感動，臨行時把全部行李衣物都送給了當地農民，隻身返回北京。這樣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碩學鴻儒，不明不白地成了毛氏「陽謀」的犧牲品，雖未被送往農場，但降級、降薪，從此失去了教書的權利。那沒完沒了的檢討、批判，無休止地折磨、糾纏著他，直到他在文革中被抄家、鬥爭，鬱鬱去世。

另一位主張節制人口的主要鼓吹者是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控制人口的問題時，毛澤東正在鼓動鳴放，因此當天便表贊同：「這一條，馬寅老講得很好。今天講得好哇！我跟他是同志！」（注１７：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結束語。）這樣，反右初期的火並沒有燒到他身上，他的《新人口論》還能於七月初發表。馬寅初自己對中共反右一度也是積極支持的，但不久他就成了問題人物。不過中央統戰部向周恩來請示是否應將他劃為右派份子時，周保了他，說：「他是我國有名的經濟學家，國內外都有影響，不能劃為右派。」於是他有驚無險地過了這一關。

但日子沒有安穩幾天，馬氏就成了全國的批判對象，各種報刊發表的批判文章竟達一百六十多篇。北大校園內在黨委策劃下，共貼出九千多張大字報對馬老加以圍剿，說馬「借學術研究為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妄圖搞垮社會主義，使資本主義復辟」。（注１８：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康生在北大作報告時睨視著邊上的馬寅初，陰陽怪氣地說：「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的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啊？是馬克思的馬嗎？是馬爾薩斯的馬嗎？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

馬寅初是一個既具有西洋學者維護真理的精神，又秉賦了中國士大夫犯顏直諫傳統的文人。當局的有組織圍攻沒有使他屈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交給《新建設》雜誌社一篇《重申我的請求》的文稿，在文中聲明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他還貼了一張紙在北大的食堂裡，聲明自己將在那裡當眾發表演講，表明自己的觀點。三天後，他的稿子落到康生手中，康即宣佈他「借學術為名，搞右派進攻，……他的校長是不能做了。」北大黨委書記陸平遵命，立即發動全校對馬寅初實行大字報圍攻，並匆匆解除了他的北大校長職務，同時將他定為「內控右派」。「內控」即「內部控制」。共產黨內部將此人定為右派，但不公開宣佈，除了極少幾個校黨委首腦，人人都被蒙在鼓裡。

毛澤東將胡風所說的「與論一律」篡改為「不許反革命份子發表反革命意見」，真是威力無邊。馬寅初這樣的「右派」再也找不到一家報刊、雜誌發表他的一個字了。他只能痛苦地在家裡說：「我如有一塊陣地多好哇！」

馬寅初長壽，在毛死後以九十多歲的高齡看到了這場爭論的勝利，而吳景超卻沒有能等到這天。作為一個學者，挨批挨鬥總還是個人小不幸，而其正確的人口主張得不到推行卻是中華民族極大不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吳氏與其社會學、人口學同行在重慶制訂人口政策時，沒有想到戰後又來了個內戰，推遲了政策的執行，更沒有料到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和平環境中，又因為執政者的無知和專橫而推遲了二十多年。今天被公認的事實是：錯批了一個馬寅初，多出了三億人口。這三億人口成了中國的沉重負擔，今後十代、八代的子孫都要為此付出代價。

荒唐的是，為了紀念毛澤東誕辰九十週年（一九八三年）中國大陸曾隆重辦了個「學習毛澤東人口思想」的座談會，鄭重其事地表示要「堅持」「毛澤東人口思想」，理由是「計劃生育是毛澤東同志人口思想的核心」，是「以毛澤東同志為苜的中國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創舉」。與會者一致稱頌「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口問題方面的貢獻」，說毛「對中國要實行計劃生育的態度是明確的、正確的」：「把毛澤東同志同馬寅初對立起來」，「是不符歷史事實的」。（注１９：《人口研究》一九八四年一月號第五至七頁。）

的確，毛澤東就計劃生育問題發表過不少議論。譬如，「人口有六億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億畝如此之少，不採取一些特別辦法，國家恐怕搞不好。」（注２０：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澤東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的談話紀錄。）但那都是空話，作為一個執政黨和中央政府的主席，他沒有提出一個辦法，反倒在中國最孚眾望的兩個人口學專家呼籲節制人口時，將一個打成右派，一個打成「內控右派」，撤職冷藏。如果說毛氏在人口問題上真有甚麼「創舉」的話，那倒可以算作一條。

在與論一律的中國大陸，我們能聽到的只是一片「堅持」聲。不過，那些喜歡一家獨鳴的理論家們都沒有本事掩蓋這樣一個歷史事實：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策動「大躍進」時曾說：「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也不對。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到七億五至八億時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口少……」（注２１：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陶魯笳發言時的插話。）「有人說『大國人多難辦事』，看甚麼辦法。只要辦法對頭，再有十億人也好辦。」（注２２：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十幾年後，中國人口已經超過八億了，他卻又高喊「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沉浸在鬥人整人的無窮樂趣中，「控制」一詞早被他拋到了九霄雲外。中國的人口問題嚴重至此，罪魁禍首正是毛澤東。

按照當時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說法：「右派份子活動的主要場所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學校、某些國家機關、新聞出版機關、文藝團體、政法界、科學技術界、醫藥界等。」（注２３：一九五七年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所以除了大學之外，凡是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右派便一堆一堆地抓。出版界就是一個典型。

在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上，章伯鈞以中共提出「互相監督、長期共存」為由，說：「互相監督要廣開言論之路，這就要有園地，要有地方出版。」因此他提議由「知識份子組織出版合作社」，並「由國家貨款來扶持」。人民出版社副社長曾產修鑒於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壟斷出版審批大權，主張撤銷這個局，並說：「把這個局砍掉，中國不會亡」。五月間，不少作家和編輯提出了辦「同人出版社」（由作家、編輯自行結合搞出版）的主張。其中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總編輯藍鈺還主張撤銷出版局後，「成立出版協會，作為出版界群眾性的組織，也就是讓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注２４：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他不贊成出版業「一切只有國家的」，主張國營和私營的出版社並存、競爭。

到了六月，中共大舉抓右派，凡是贊同此一觀點的無一逃脫。中共的邏輯是這樣的：「我們國家憲法規定每個中國公民都有言論出版自由……但是對於反對社會主義、破壞社會主義事業自由，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右派份子要改變出版事業的社會主義制度，提倡大辦『同人出版社』，就是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的自由……他們是為著奪取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進行資本主義的復辟。」（注２５：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由於這個邏輯，中國出版界的編輯遭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大規模迫害。

貴州人民出版社錢革等七名編輯，因籌劃辦一個名為《文學青年》的雜誌，與官辦的期刊《山花》唱對台戲，全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積極準備出版反動刊物」。（注２６：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人民日報》。）

青海省文聯、《青海日報》的一些人，提出將官方的《青海湖》雜誌「自由結社化」的改組方案，並打算如改組不成，便自籌資金辦《夜鶯之友》。這二十餘人被定為「妄想在文藝界造反」，全都成了右派。（注２７：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報》。）

出版業學習蘇聯，出版、印刷、發行三家獨立，但有些人主張恢復過去的做法，三位一體，聯合經營。孰優孰劣，本非政治問題，但現在「在出版方面要不要學蘇聯」，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當局宣佈，「我們說首先要向蘇聯學習，主要是向蘇聯學習；右派份子說，不要向蘇聯學習，因為蘇聯的『機構和制度都是落後的』，蘇聯甚麼都沒有，只有教條主義。」（注２８：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所以，凡主張出版、印刷、發行聯合營業的人便都是右派。

其實，這些文化人應當知道《新民報》是怎樣在中共執政後從中國消失的，絕不應當對獨立辦刊物抱有任何幻想，一聽說中共答應給自由就昏了頭。所以他們成為右派，說不該也真該。

一九二九年，四川人陳銘德創辦了《新民報》。一九三二年，也是四川人的鄧季惺女士大學畢業，加入《新民報》，為婦女版編輯。第二年，陳、鄧結婚，雙雙通力辦報，逐漸將該報辦成全國有影響的大報。至一九四五年，已同時發行上海版、南京版、北平版、重慶版、成都版。一九四八年冬，政治上親共的二人拒絕國民黨政府遷該報去台灣或開闢台灣版的意見，匿往香港，不久到了中共治下的北京。中共待二人甚為友善，但對其報紙卻毫不客氣。北京版《新民報》被並入中共北京市委的報紙《北京日報》，上海版《新民報》成為《新民晚報》，其餘各版均被黨報接收。陳、鄧二人丟了報紙卻沒有丟飯碗，陳被任命為北京市社會福利事業局副局長，鄧被派了個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的位子。雖說兩個位子都是閒差，與報紙風馬牛不相及，但二人都不抗議，所以《新民報》是在和平的氣氛中消失的。可惜陳、鄧二人在鳴放期間了點牢騷，鄧說自己有職無權，「局內的好多事情往往是報紙上發表了才知道……我好像成了不勞而食的剝削者」（注２９：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第二一七頁。）結果二人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當時陳六十、鄧五十，要是鳴放時不吱聲，再當上十年太平局長本來是不成問題的。

除了報刊雜誌，不管何種專業，只要一幫專業人士湊在一起想做點發展本行的事，就是反黨。這是一九五七年中共的邏輯。中央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講師李暢、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工團演出隊隊長趙森林、總政治部歌舞團舞台設計師劉世彩謀劃成立一個「舞台美術設計公司」，因而被指為「企圖這樣來篡奪舞台美術界的領導權，脫離黨的領導」，成了「右派小集團」。而李暢在這罪名之外另有一罪：「李暢是大漢奸李鴻章的後代。」（注３０：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工程技術界人士一向不為新聞重視，連姓名亦很少為世人提及。如安徽人盛德純，二十年代起即從事公路工程，三十年代起任安徽水利局局長，四十年代主持修復長江大堤安徽段，一九五二年起任省水利廳副總工程師，編寫成《安徽水利志》。又如浙江人勵潤生，早年畢業於北洋工學院，在美國留學、工作後，於一九四六年歸來，在前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工作。一九四九年，資源委員會遷台灣，他堅留上海，旋赴雲南，為雲南銅業公司及東川礦務局副總工程師，長年在礦山工作，著有《金屬礦的通風研究》等。像盛、勵這樣勤勤懇懇地為國為民奔波了大半生的學者，不知有多少上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名單。（注３１：盛、勵二人事跡見一九八八年版安微《全椒縣志》第六七○頁及浙江《象山縣志》第六三二頁。）

值得一提的還有一批農業專家，如柑橘專家、華南農學院教授林孔湘，西南農學院家蠶育種專家蔣同慶教授（中國第一部家蠶遺傳專著《蠶體遺傳學》的作者），甘薯專家、科學院薯類研究所副研究員盛家廉，以及專研究野生大豆的徐豹等，都是右派。

北京大學新聞系女學生林昭被劃右派後，不甘受辱，決定以死抗爭。但由於發現及時，經搶救，未能如願。（不過，她以後還是被槍斃了。）

林昭自殺獲救後，曾質問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北大早期校長）當年曾慨然向北洋軍閥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呢？」林昭的質問自有其道理，但校長卻也有他的難處。當年蔡元培沒有「階級」負擔，他只是向當局交涉，搶救青年學子，不必擔心當局給自己按上甚麼罪名。現在情形不同了，右派學生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不是用「迷途羔羊」掩飾一番，教訓幾句就混得過去的。當年的北洋軍閥當局，不看僧面看佛面，對蔡元培那樣的學者畢竟要退讓三分，蔡的保釋才能成功。不僅蔡這樣做，四十年代國共內戰時北大校長胡適也常為保釋被捕的學生張羅，而且找過國民黨要人李宗仁，請他運用影響力使學生獲得自由。

同共產黨相比，國民黨對高級知識份子要尊重得多。一九三六年二月，國民黨在北平對學生運動中的共產黨領導人按名單抓人，當時的清華大學學生姚依林躲進馮友蘭教授家中。軍警查到馮家，客氣地問：「有沒有學生躲在屋子裡？」馮答沒有，軍警未加搜查便離去了。姚逃過這場搜捕，終至貴為中共五人核心之一、政府副總理，恐怕多少與國民黨尊重教授有點關係。

中共執政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別說大學教授，就是大學校長，也是動輒得咎。在得了天下的新政要們的眼中，他們從未有過蔡元培那樣的地位。肅反時大學生們數以百計地被無理關押審查，他們無一去向政府（掌實權的黨委書記們）交涉。即使鼓足勇氣去與政府當局交涉，也無成功的可能。如今抓右派份子，連大學教授都紛紛落綱，還會有誰去救學生？更何況大學校長自己還免不了中箭落馬呢？

武漢中南財經學院院長馬哲民就是一個例子。馬是湖北省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員，二十年代大革命時期曾一度加入中共。他的「反黨言行」主要是：「高等學校因為有了黨委制，才產生了許多問題。在學校、工廠要取消黨委制。」（注３２：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李宗恩，被說成是章伯鈞的農工民主黨的「骨幹份子」、「醫藥界統帥」，「從章伯鈞手中接受聖旨兵符」，定為右派。

貴陽醫學院院長張舒鱗，因「好幾次誣蔑肅反是『慘無人道、喪盡天良』」，又企圖「獨霸」學院，「違抗省衛生廳的領導」，戴上了右派帽子。（注３３：李宗恩、張舒鱗二人「言行」，均見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河南農學院院長吳紹（馬癸），因為批評河南黨政領導「把群眾路線當成靈丹妙藥，認為知識份子的科學放狗屁」，也就被那些「黨政領導」們定為右派份子了。

中南礦冶學院院長陳新民，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一九五四年回國後在清華大學當了兩年教授。五六年成立中南礦冶學院，中共請他去當院長，應當說是重用這位專家的。但中共並不歡迎他過問政治，而他卻偏偏要對政治發表意見。他給《新湖南報》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共辦別是非的標準是「唯經典論」、「唯蘇聯論」、「唯成份論」、「唯鬼神論」，他被指為「要和共產黨爭權奪勢」，成了右派在學院的「代理人」。（注３４：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報》。）

至於打成右派的大學副校長，那就多了。不可能一一列舉，今僅在此列舉數位：山東大學副校長陸侃如，東北工學院副院長張立吾，河南醫學院副院長張靜吾。南京師範學院副院長高覺敷，四川財經學院副院長曾庶凡，甘肅工業大學副校長王佑民等。

所以，不管是教授還是甚麼名牌大學的校長，中共抓起人來是絕不手軟的。北洋軍閥、國民黨實難望其項背。不僅大學校長，教育部內的黨外人士也成了清洗對象。

教育部一位司長級女幹部陳靄民（前述陳新民之妹），早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時就是清華大學的學生領袖之一，多年來一直支持共產黨。成為右派後，她被送到東北邊陲的北大荒勞改營去了。

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曾昭倫放棄在世界一流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機會，一九二六年回國，先後任中央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化學系系主任。他是我國實驗化學的奠基人，是中國學術界公認的最傑出的人才之一。他於一夜之間成為右派，被撤了部長職務。只是由於其聲望太高，中共未將他送去勞改。

教育部副部長林漢達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上說了如下一段話：「我不是講我個人有職無權，而是說整個教育部都是有職無權。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發通知下去，不靈，加上國務院，還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門有甚麼用？」（注３５：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這當然是「右派言論」。再加上六月一日儲安平作了那個關於「黨天下」的發言後，林漢達在會下對人說過「今天的發言儲安平最好」，反右中那人將此話揭發出來，林就逃不脫戴右派帽子的厄運了。

林漢達原是燕京大學教授，又是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他們的民主促進會在共產黨的專政機器面前只是一個民主擺設，當林被中共宣佈為反黨敵人時，除了喊幾聲「堅決擁護」外，就只有閉嘴的份了。

另一位教育副部長柳（水是）也在那時被稱為「右派」而罹了難。

所以林昭實在不應當質問校長。校長、部長，誰也無力搭救學生。他們能自保就已經不容易了。

第十章完(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