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8日訊】7月11日是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日，大陸官方高調舉行紀念活動，並規定每年的這一天為海洋日。
紀念活動通過突出當年中國的強盛和先進的航海與造船技術，鼓勵民族自豪感，召喚民族主義精神；借古喻今，暗示中國和平崛起，有望重新成為海洋大國，為當局的統治制造合法性。
曾幾何時，除去官史及其領袖，歷史與歷史人物都被抹上了黑糊糊一無是處的油彩。厚古薄今被視為對現行制度和統治集團的敵視與挑戰，要扣上可能致人於死地的“反革命”大帽子，至少從此打入另冊。今天，承認我們民族曾經領先於世界，承認祖宗的成就，從一個側面昭示，當局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只得乞靈於祖先與民族主義情緒才能維護統治。
不過，本文並不打算涉獵上述問題。筆者感興趣的，是為什麼中國無法保持其強大與領先地位？而是很快就衰落了，最後淪落至任人宰割的可憐境地。
歷史上中國曾多次領先於世界，但無論是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都不過各領風騷數十年，人亡政息。緊接其後的是遠為長久的沉淪落後時期。中國人不得不在黑暗中再度長期徘徊、摸索，祈望新的崛起。起起伏伏、治治亂亂，似乎成為中國不可避免的宿命。
有人說，前清康乾“盛世”長達一百多年，否定了筆者“各領風騷數十年”的判斷。這是完全的歧解。雖然康乾年間中國社會穩定、少有內亂，民眾生活比較此前兵荒馬亂時期有很大提高。但此時絕非什麼“盛世”。由於清廷頑固堅持歧視工商、斷絕與外交往的政策，大興文字獄，徹底扼殺了萌芽於明末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阻斷了學習借鑒西方先進文化科技之路，閹割了國人的積極、主動與創新精神。中國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少有進步。與此同時，西方在文藝復興精神的鼓舞下，各方面迅速發展進步，一日千里。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在科技、人文、軍事、經濟、政治等方面全方位落後了，而且差距越來越大。直至今日，我們仍然為他們當年的愚蠢所累。在可見的將來，我們不得不繼續面對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的現實。
有人告訴我，“滿則溢，盈則虧”，任何國家民族都不可能長期處於高峰期，起落是正常的必然的。對此我表示最深刻的懷疑。因為自然界的規律與真理不經任何證明，就想當然地移植於社會發展領域，沒有任何根據，毫無說服力。國家、民族必然在強弱之間相互迴圈轉化如果是一項社會發展規律，那一定是有史以來最荒唐最莫名其妙的規律。
在我看來，強大向衰弱的轉變及其逆過程，一定是因為其深刻的內部原因。當導致國家民族強大的因素衰減甚至消失時，強大的國家或民族就會衰弱，而一旦弱小的國家民族具有了導致國家民族強大的因素，弱小的國家或民族就會迅速強大。因此國家或民族的強盛並不必然導致強盛走向其反面，弱小亦然。那種視強、弱為相互指向的社會發展觀點，是典型的機械照般論，是迷信、神秘的宿命論，根本不值一談。
英國在近三百年間，一直扮演著世界上最強大國家之一的角色，一百多年來美國穩居全球最強盛國家的地位。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兩個國家毫無疑問還將繼續執世界之牛耳。強、弱間必然互相轉化作為社會發展規律，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鄭和七下西洋，中國的造船術與航海技術獨步天下，不僅冠絕當時，即使比晚得多的麥哲倫和哥倫布時代的西方水準也高出許多。鄭和及其同人能夠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與永樂皇帝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鑒於明朝的全權體制，皇帝個人的支持實際上就是整個皇朝的支持。這種支持不僅體現在政策法律上，也體現在社會文化氛圍上，體現在資金技術、人力物力上。可以說，鄭和們要風得風要雨有雨。也正因為此，一旦永樂皇帝改弦更張，鄭和們立刻就孤家寡人，一蹶不振，寸步難行。永樂皇帝不僅下令拆毀了船隻，為避免後人能夠順利地重起效尤，甚至命令燒毀了造船的圖紙和航海、造船的圖書資料。以中國之大，竟然沒有一人一地敢於哪怕是暗中保護收藏這些凝聚著中華民族智慧的珍貴科技。與支持一樣，封殺也是全方位的，沒留下任何縫隙。中國航海與造船業立刻一落千丈，退回到了最原始的水平。不久後沿海地區倭患猖獗，與此即有很大關係。
以麥哲倫和哥倫布為代表的西方遠洋航海活動，根置於與鄭和們完全不同的社會政治土壤。當時的西方已經走出了行政或宗教絕對控制社會的歷史階段，社會力量已經多元化。沒有任何勢力，即使皇權或教權，能夠一手遮天。幾乎所有的觀點與發展方向，都能夠找到志同道合者，都能夠尋找到有實質意義的支持，都能夠按照當事人自己的意願有保障地繼續或終止。既無干涉破壞之害，又無迫害之虞。所以，儘管麥哲倫和哥倫布的起點比鄭和們低了很多，但因為能夠持之以恆，因而最終不可避免地後來居上。西方的成功與勝利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其多元制衡的政治社會制度。
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夠認識到並願意承認這一事實。清末所謂“同光中興”就秉持完全相反的思想：“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等。“同光中興”在經濟軍事科技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會政治層面卻一成不變。與我們同期發展的日本則不僅學“用”，而且更“體”，政治社會與經濟軍事科技改革並舉，國家進步一日千里。1894年，決定中日兩國近代命運的甲午戰爭爆發，我們敗在了經濟軍事實力遠不及我們的日本手中。我們又一次吃了制度落後的大虧。從此，中國陷入風雨飄搖、災難頻仍、任人欺淩而無力自拔的境地。
今天，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當局仍然拒絕制度變革。中國接受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工農業生活產品和武器，接受了先進的經濟運行模式，但卻頑固地拒絕接納產生這一切的社會政治制度。當局走的是捨本逐末之路。
與“同光中興”相比，今日中國經濟軍事科技的世界地位，遠不及當年。以中國當時之強大，尚無法經受落後小國的挑戰，今天同樣缺乏制度優勢的中國又能經受多大的風浪考驗，能在崛起的道路上繼續走多遠呢？！
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與“同光時代”，與六百年前並無本質區別。同樣是全權社會，政治權力覆蓋社會全部領域與人群，政治權力取代所有其他權力。六百年後我們仍然在原地踏步。這正是我認為必須“‘沉痛’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原因。可以這樣說，如果我們不能建立起穩固的分權制衡的政治制度，即使我們有幸在經濟科技軍事諸多方面崛起，也會很快衰落，再度陷入苦難的泥沼，展開新的起落迴圈。
從本質上說，人們反對批評當局並非反對當局本身，而是反對當局代表的獨霸政治權力、剝奪公民權利、窒息社會活力、扼殺民眾主動性創造性積極性的政治制度。中國欲要真正崛起，必須與其他先進國家一樣，建立起穩固的憲政政治制度。捨此別無他途。
2005年7月13日星期三於北京香山
──原載《開放 八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