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楊銀波:懷念死者

——紀念回鄉一週年

楊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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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5日訊】這是回到家鄉的一週年紀念。親人們說:”銀波,你又老了一頭了。”

這一年,是坎坷、辛酸但仍不失激情與理想的不平凡的一年。勞工、貧農、學生、辦館、調查、寫作、網賺,我的文字,我的歌聲,我的足跡,我的眼淚,我的病痛,我的太多太多的一切,全都熔化在這一年之中。

我知道我的未來不是夢,知道這種堅持就像是破曉前的黎明。在深藍色的夜空,盤旋著我俯瞰人世間的一切悲憫眼光。我為我自己收穫著苦難意識之中永不淡忘的真愛、真情、真感動,以及奮力於真理的刻苦與勤勞。

我知道我還沒有結束,我的一切都還剛剛開始。這被汗水浸泡了太久的近乎死寂的大地,需要我的生機,需要我的熱血,需要我一次一次不厭其煩地為被遮蓋、被拋棄、被邊緣的人們道出我的關注。我想像著在琳琅滿目的書籍、渾渾噩噩的鄉村、動盪不安的時代裡,永遠像這一年一樣,走得那樣堅定和不惜代價。

不願意向懦弱投降的我,那敏感的神經在一陣陣跳動。天空之下,有我對自己的支撐。我忘卻了疲倦,釋放著能量,忍受住了苦澀、磨難和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壓力。有人說:”楊先生,回去之後你變了,像是在囚禁自己。”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在囚禁之中,我一直在掙脫。

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週年紀念文章,因為它涵蓋了太多的層面,容納了太多的人物,記述了太多的狀況,裝載了太多的情感。我回想著當輪船在長江靠岸的那一瞬間,與工傷後剛剛康復的堂弟楊豐友深深擁抱的那一瞬間,走在闊別多年的故鄉道路的那一幕幕,面對每個曾經熟悉的親人朋友的那一些充滿感動的畫面,我很清楚地意識到這是一段新的人生旅途。

在這裡,我沒有忘記一直望著外面的世界,敏銳的眼睛死死盯著那些快要被歷史帶入塵埃的痛楚。我想到了這一段重要的當代史為何沒有人來記錄,我想到了快要死去的人們為何不能在離開人世之前得到一絲慰籍。中國啊,你這個被挾持的國家,請給我一點時間,再讓我的生命多留存一些於世上吧,我要植入這混亂的世道,讓血液像一場傾盆大雨,沖刷著這僵固的體制、凍結的夢想、麻木的神情。

這一年,一個個曾經熟悉的親人、朋友、老鄉紛紛去世,我所參加的喪禮超出了我的承受程度。在他們當中,有相當數量都是我筆下的人物,我曾經與他們深刻地翻閱著他們血跡斑斑、淚水漣漣的歷史。恐怕沒有人比我對他們關注得更多,因為他們是被忘卻的一部分人,是這個國家從來也沒有過發言權的一部分人。

在我的面前,他們有吶喊、有控訴,有聲嘶力竭的一幕,也有微弱歎息的瞬間。如今,他們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了這個國家,離開了曾經令他們如此痛苦的這個狀況,以及離開了再次吶喊、控訴的機會。他們死去了,永遠地死去了,有的墳墓已經長出茂盛的青草,有的棺材才剛剛第一次裝入他們屍骨未寒的身體。就在此刻,哀樂也響在不遠處,向我聲聲傳來……

在死者生前曾被我深入調查的人當中:有一位叫陳永德,系1915年出生的癱瘓在床、全身浮腫的老人,死前居住於本鎮新岸山村七組;有一位叫羅安富,系1916年12月15日出生的癱瘓在床16年的盲人,死前居住於漲谷村一組;有一位叫吳銀清,系1928年出生的食道癌患者,死前居住於漢東村一組;有一位叫羅永成,系1945年八月初三出生的聾啞殘疾人、肺癌患者,死前居住於漲谷村四寶三組;有一位叫詹貞全,系1961年1月16日出生的退伍軍人,死前居住於新岸山村11組……。

這一年,我參加了太多的喪禮。比如:新岸山村11組的李福超、冉國英,新岸山村12組的丞三友、趙海雲,新岸山村三組的樊升成、唐慶忠、陳麻子,新岸山村四組的任德雲,新岸山村四坊一組的李方澤,水渡村二組的楊定文……。一年之內,我起碼已參加30次喪禮。

這是一群我所熟悉的人。有段時間他們紛紛辭世,一個挨著一個,以至於竟是走完這家又趕緊奔波到另一家。祭文沒少做,禮節也沒少做,那些給我鄭重”半跪”行禮的死者家屬,那些在風中飄搖的白旗,以及那一聲聲從音響裡放出來的”哭巴佬”,哭爹、哭媽、哭兒、苦女、苦嫂、哭媳……。那淒慘的聲音環繞全鎮及長江對岸。這一切,我刻骨銘心。

有時去世的人多了、緊了,更像”賭哭”似的,把音響的聲音調到最大,所有人都會注意到這哭聲裡的淒悲。然而,更淒悲的,在我看來還不是這音響裡的聲音,而是他們生前的某些磨難。我甚至開始厭倦、反感這種帶有虛假性質和形式主義的喪禮,那些哭鬧的親人在生前對死者乃是何等的虐待、不尊重和厭棄,死者在生前又真正能夠享有多少同情與愛護呢?

當一個人去世的時候,許多人想到的往往不是發自內心的緬懷,他們甚至沒有這樣的平台或者這樣的習慣。頂多,他們會請來道士,或者請來搞鄉俗文藝的” 燈甲戲”班子,請他們代替自己。但就連這樣的場合也虛偽得很,死者家屬最怕的是金錢上的問題,而不是真正地想跪在那個檯子上,讓下面的人與他們一起體會失去親人後的悲痛。

前去探望的人也很痛苦,普遍的貧窮使得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人親錢又出來了”。兜裡沒錢的時候,他們甚至不敢去探望死者,不敢參加喪禮。只不過,仍有一種傳統是令人感動的,每當有人去世,則同村同組的人或者臨近村落的人,只要年齡在18歲以上,都喜歡去死者家中幫忙,為他們搬桌子、搬凳子、端盤子、招呼客人,做這樣、做那樣,這些幫忙的人除了吸煙者要一、兩包煙之外,其餘的一概不要任何報酬。

他們說:”今天別人家有事,如果你不幫別人,那麼假如我們家也有事,誰來幫我們?”在這種互助的習慣中,大家忘記了平時的隔閡,忘記了小農經濟所帶來的分散,異於平常地高度組織在一起。婚、喪、禮、葬、生等,是農民們罕見的組織機會。除此以外,他們只能各顧各的生存,各顧各的快樂與痛苦。

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這些傳統的改變,無論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無論是內容的還是形式的。在保守的思想下,人們即使自身不願意,也必須跟著傳統走。他們依然請著道士,依然在貧窮時靠積蓄或靠借錢來操辦事情。在經濟短缺的情況下,所有人都在想著自己的責任可能減少到幾分,而不是真正去想要怎樣才能從中得到某種啟示——對於今後長遠路途的某種啟示。

我曾參加過這樣一次喪禮:我帶領著家族成員走到一戶死者人家,拿著花圈與人民幣,送到記帳者面前。然後,走到道士那裡,親自提起筆寫上祭文,交上幾塊錢。等到次日凌晨兩點,被死者親屬從夢中叫醒,然後跪在靈堂與裝著屍體的棺材面前,念著自己寫的祭文。念罷,屋外鞭炮響起,我起身向死者鞠上三躬。即使是這最簡單的由自己主宰的禮節,在本地也幾乎是沒有的,我是第一次這樣做。

平常裡,人們只能按部就班地接受著那些他們一直都搞不懂的”升仙”、”超度”,在五、六個不眠之夜裡,麻木而規矩地繼承著傳統。人們沒有更多地去關注死者生前所遭受的苦難,以及死者家屬應有的責任。人們統統迴避了,把死者的死亡僅僅當作單純的事情來看待,而不是作為具有某種教育意義的事情來辦。那些剛剛結束喪禮的家屬,常常如同”解放”了一般,看不到有什麼根本的變化:父親死了,儘管在喪禮上哭得那樣死去活來,但是對活著的母親仍然是百般虐待。

這些死者,都是有故事的人。他們無人關注,在死亡的時候才被提起和重視,但那也僅僅止於”儀式”般的所謂”重視”,而不是真正地如同人文關懷那樣去追跟溯源,去反思自己的責任,去懺悔自己曾有的罪過。這一切都消失了,人們是那樣地匆忙,已經忘了安安靜靜地冷卻下來,回想自己曾有的一切過錯。這種沒有省思力的習慣,使得許多悲劇性的事情一再發生。

我清楚地記得,癱瘓在床的李福超在死之前,她的電熱毯就是被自己的兒子親自拔掉的,真的是活生生地被凍死;冉國英在死之前,一直忙碌不堪,她為她的兒子、兒媳當打工人,而且還要由自己來求生存,在浙江的寧波市街道到處去賣”豆花”……。還是我的父親說得對:”人啊,就這樣走了,也沒留下什麼東西,沒有人繼承他們的遺志,頂多有人說一句’這個人以前還很恭敬,不亂說話’,就完了。最惱火的是,那些披麻戴孝的人,有多少是乾乾淨淨的?有多少是真正對得起死者的?”

這被邊緣化的一群人,其生命的結束彷彿就意味著一段歷史的塵封,實在是可惜的事情。我深深地感到人們已經忘記了太多最根本的東西,找尋不到自己心靈的真實存在,那業已被虛假的一切包裹太久的心臟,已經忘記了有觸動的激烈跳躍。我是親眼見過百歲老人過壽的,五代同堂,所有人都擠攏去圍觀,腰鼓隊表演了整整一天,就連政府官員也被不情願地拉去祝壽。在那一刻,我感到一種歷史的滄桑,感到生命的可貴。然而,我也見過太多癱瘓在床的老人,有的甚至是得了重病的孤寡老人。

我太清醒地知道,許多死者的死亡都是”等死”的結果。他們無錢醫治,只能等待”自然死亡”,年邁而又需要贍養的父母反而成為親人眼中的負擔,而不是一個又一個亟待搶救的病患者。黑龍江省雞西市有一位民營公司的董事長,他花了十萬元,組織三個分隊用50天時間對中國農村的養老問題進行調查,結果發現: 67%的農村老人吃不起藥,86%的農村老人得了大病住不起醫院,85%的農村老人自己幹農活,45.3%的農村老人與兒女分居,5%的農村老人三餐不飽,52%的兒女對父母”感情麻木”……。

這個話題被擴大了,也許是因為我實在見識了太多的底層悲劇,看到悲劇中的這一層被惡化得太嚴厲,心有不快。我能做的,就是針對那些死者死後留下的問題,再做考慮和行動。這些問題並沒有因為死者的死亡而消失,有的甚至變得比以前更為嚴重。

在這個時候,我又突然想念起我的朋友——遼寧自由詩人楊春光。一年了,春光兄在另一個世界快樂嗎?他的遺孀蔡東梅和兒子楊天倫的生活還過得去嗎?還有劉賓雁,還有趙紫陽,還有太多太多的身體已與世界告別、但精神卻還在發光的人,還有更多更多的有靈魂的、大寫的、可能永遠一去不復返的人,我想念他們。

在這一刻,我竟然也覺得自己的確老了一些。止不住眼線模糊,眼眶濕潤,一股辛酸的味道從心靈深處猛烈衝擊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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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楊銀波,原籍中國重慶,系大陸青年獨立作家,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第一屆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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