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0日訊】長篇小說《玫瑰壩》值得一讀。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謝寶瑜先生，該書由加拿大的綠野出版社於 2006 年出版，全書共920頁，大約60多萬字。
《玫瑰壩》描述了原西康省闌縣（即現四川省越西縣）一個名叫玫瑰壩的小山村從 1949年到1967年所發生的一系列歷史變遷，它通過鄉村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以及從地方基層到中層的幹部在歷次運動諸如土改、鎮反、合作化、公社化、大煉鋼鐵、大饑荒，一直到文革中的生死沉浮的境遇，揭示了在這一段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人們的生活和思想的真實，反映了中國農村在49年後的重大變化與進程。
在中國文壇，以現實主義手法描寫當代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可謂多矣，例如《暴風驟雨》、《創業史》、《艷陽天》、《金光大道》。站在今天看昨天，我們很容易發現這些當年轟動一時的小說都嚴重地歪曲了歷史真實。現在我們知道，共產黨領導的土改是一場歷史上罕見的血腥暴行，集體化、公社化從根本上違背了億萬農民的願望和利益，導致了巨大的災難。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幾乎還沒看到對這一段漫長的歷史的更真實的文學作品。謝寶瑜先生寫的長篇小說《玫瑰壩》也許是第一部。
《玫瑰壩》從土改寫起。王秉文是玫瑰壩的一個地主，本是靠著幾代人勤儉致富，為人樂善好施，很受村民尊敬。共產黨一來，他雖然主動交出土地，但仍然慘遭殺害。小說還寫到一個少為人知的細節，當工作組分完土地後，有些村民竟悄悄地把分到的地退回去。他們這樣做倒並不是怕變天，怕所謂還鄉團。他們是怕拿了不明不白的財產，死後會下地獄。在這種迷信中包含了尊重私有財產的悠久傳統。
順便一提，不久前，中國人民大學高王凌教授出版了《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作者根據民國年間，特別是 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統計得出結論：在舊中國的農村，兩頭小中間大，6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自耕農手裡，地主佔有的土地只在30－40％之間，在北方一些地區還不到 30％，遠遠不是共產黨所宣傳的70－80％；地租實收率是30％，遠遠不是共產黨所宣傳的50％以上；地租總額只佔全國農作物產值的12 ％或更少一些，考慮到地主階級自身的人口比例，單純靠地租為生的小地主的生活水平實際上和自耕農相差無幾。這些結論無疑是對共產黨暴力土改從理論上的釜底抽薪。
《玫瑰壩》真實地描寫了農民對集體化的抵制。還在合作社時期，就有不少農民要求退社，其中很多還是貧下中農。共產黨的政策講的是入社退社自由，其實不然。每遇到有人要退社，共產黨必當作階級鬥爭新動向而嚴厲打壓，那辦法很簡單，就是把帶頭的人打成四類分子實行專政。《玫瑰壩》也寫到了大饑荒的真相。本來是風調雨順之年，因為上級領導的瞎指揮亂折騰；又因為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要求大家敞開肚皮吃飯，隨意揮霍浪費；還有大煉鋼鐵，青壯勞動力都被調去砍樹煉鋼，地裡的活沒人干，任其荒廢；再加上迫於壓力浮誇產量，上級部門強行高收購；更有甚者，當饑荒發生，共產黨還對農民的自力救濟百般禁止，如此等等，完全是一場人為的災難。
作者在人物描寫上頗具匠心。有兩組人物給我印象特深。
一組是書中的男女主人公馮東明和陳素芬，馮東明是基層幹部，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堅信不疑，陳素芬則是個農民，遇事只憑樸素的常識。作為一對戀人，他倆在每件重大事情上都免不了有一番爭論，事實證明陳素芬總是對的。現在有種流行的觀點，那就是把毛澤東的許多荒謬的主張和想法都歸結為”農民意識”。其實，農民哪有那些奇思怪想？
另一組人物是玫瑰壩公社的書記和副書記。副書記侯亞崑廉潔奉公，吃苦在前享樂在後，一心一意干革命，深挖狠批階級敵人，堅持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嚴厲禁止農民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其結果是給農民造成巨大災難。公社書記王守倫卻是人品低劣，道德敗壞，然而他卻敢帶頭瞞產私分，置集體經濟原則於不顧，允許農民搞點資本主義，到頭來反而使得農民生活有所改善。這不能不使人想起那句西方諺語：”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願望鋪成的。”
作者並沒有把共產黨基層幹部都寫成壞人。在作者筆下，不少基層幹部人還是挺好的，但是因為他們信奉了那套共產黨理論，因為他們要執行要服從上級的指示，所以干下許多傷天害理的罪惡，而他們自己也往往淪為犧牲品。
《玫瑰壩》是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村的一部編年史，一幕大悲劇。對這一段歷史的真實描繪現在才剛剛開始。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好作品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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