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序書摘

《霧鎖中國》序 真情告白 語重心長

中國,對許多人來說,既充滿了神秘與好奇,也滿懷理想與浪漫,只是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封閉的大門一旦被打開,霧裡的中國日漸清晰,就在此一同時,政治的黑手像陰影般隱隱浮現,呈現在人們面前的益發變得似真似假,讓想要一窺真相的世人不知如何分辨!唯獨可以確定是,現在的中國變得再也不是過去的同一個中國。

處在一個追求民主政治與專制集權交叉口上的中國,作者何清漣形容「民主」宛如夢中女神,只見女神的裙襬飄動,卻一直無法將這尊女神請入中國的政治殿堂。

其實,在歷史的轉折中,又豈止是作者有這樣的嘆息呢!1982年,知名的美國研究中國史泰斗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他的《回憶錄》中,把中共的興起定性為「不可能被壓制的一種革命運動」,可是到了1991年在他生前最後的著作《中國新史——費正清論中國》書中,經由長期細密的觀察所得的結論卻是「中共政權是專制王朝的現代翻版」。

學者的論述或有不同見解,但是還原歷史見解的社會現象與生民福祉,毫不隱瞞地述說這一代中國人的苦難與真情。《霧鎖中國》處處可見這些活生生的事例。作者所揭露的真實情況,間接印證了費正清的歷史見解。

誠如作者在書中所說「在民主國家,媒體是社會形勢變化的風向標,也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而中共當權者,卻用極端的手段,試圖操縱媒體,使得資訊流通嚴重阻塞,民情無法上達,決策階層既然無法充分了解民間實況,決策作為的偏頗與失誤也就必然發生。

這類現象,說穿了並不是現在才有,早在1982年,《紐約時報》駐北京特派員包德甫(Fox Butterfield)藉採訪之便,親身訪談基層民眾,寫下膾炙人口的《苦海餘生》。他曾生動地提到,有一次他從上海搭火車返回北京,才上車,就見到女車長迎面微笑對他說「歡迎搭乘本車」,隨即對著其他乘客大聲宣布:「我們有一個外國人在車上,他是一名美國記者,會說中國話,而且說很好。」包德甫在訝異之餘才充分體驗到嚴格控制的無所不在。

又十年,《紐約時報》的紀思道、伍潔芳夫婦在1993年忠實記錄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驚蟄中國」。中共透過媒體掌控資訊,再度獲得證實,因為大陸人民都知道「假如電視裡否認什麼?通常表示那是真的。」

作者把中共經由媒體對人民的控制,以1978年作為分水嶺,在這以前,新聞管制相對寬鬆,在這以後以迄於今,管制措施表面放鬆,骨子裡變本加厲,更多的規範像加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無論如何都逃不過中共政府的如來佛手掌。

追根究柢,不論中共對媒體控制的手法如何改變,萬變都不離他的理論源頭——「社會需要論」。也就是說,中共向來視統治下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新聞具,都是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標。媒體必須是被黨完全地、絕對地控制,要以生動活潑的事件,證明黨的正確,對新聞工作者的要求,不是其學養、眼光、寫作能力,而是對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和對黨的忠誠,如此一來,事實報導與客觀評論不過只是幌子罷了。這也無怪作者逐一指出中共違反民主規範,施暴記者與迫害媒體的事證層出不窮,可歎的是世人總是選擇性地健忘了它們!

中共自2003年,公開宣示要進行輿論戰、心理戰與法律戰。就以其中的輿論戰與心理戰來說,其目的即是處心積慮地思考如何控制媒體與輿論,強化內部民眾對中共的向心,進而引導國際輿情作對其作有利的支持。本書雖未直接論及輿論戰與心理戰,但所舉實例幾乎無一不與此一政策息息相關。

例如,中共正積極運用現代化科技打造的電訊監控系統——金盾工程,彷彿讓世人重回到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1984》中生活在「老大哥」嚴密監控下的社會,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老大哥」的掌控中,不同的是昔日小說情節竟成了今日的實景,若不是作者的大聲疾呼,究竟有多少人會加以注意呢!

作者是一位訓練有素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懷抱對民主自由的理念,經歷教學與媒體實務經驗,深刻剖析中共外表開放美麗,實則腐敗、醜陋的政治運作與媒體操弄。透過這一本真情告白,衷心期盼作者希望「有效幫助中國人民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的願望能早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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