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3年6月7日出生在北京的。但是，四歲未足，就在蘆溝橋第一聲槍響，揭開了中國對日八年抗戰序幕的那一年，便離別故鄉，開始流浪了。
戰火，啟明了一個大時代。同時，也把燃燒著罪惡的影子烙印在我一雙單純無邪的眼瞳上。從我有記憶以來，從不知自己曾享有太平兒童拍手嘻笑歡唱生命中許許多多亮麗美好事物的經驗。我的童年是堅硬而貧瘠的。跑進我童年意識中的是槍和炮、子彈和刺刀、黑暗與鮮血。戰爭，那我毫無概念也極其陌生的怪獸，把我吞噬了。
我永遠永遠記得，有生以來我第一首耳熟能詳也習唱的歌曲，沒有任何人正正式式教導我，而是聽聞一人唱、十人唱，百人、千人、萬人唱之後，無師自通琅琅上口的〈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歌聲流瀉，越過長白山，俯過中原，跨過奔騰的黃河，展向慍怒的長江。無需任何人教授，只要有一個熱血填膺的胸膛，就一定可以接納得下，也一定會認同，因為那是大時代民族命運的悲歌。
於是，你就會自然而然，欣欣首肯，隨之引吭高歌了。這樣的經歷，如今想來，很難分辨言說是幸與不幸了。我那時，一個知識方萌、對於生活的感受猶是愚騃，對善與惡最基本的概念尚未成型的孩子，在從未經理性過濾及平衡的生活環境裡，竟茫然接受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濃烈激揚的感情輸血。
這一個事實，讓我惶惑，讓我緊張，也讓我不知其所以然地感動。一半自發一半被動地，我接受了這樣的時代命運。我就在〈松花江上〉的歌聲中成長了。當更多人血流成河，當更多同胞妻離子散，當更多人家園化為灰燼，當更多人屍骨堆成巨山的時候，我在逃亡。我在流浪。
逃亡、流浪，這都無庸辯說。我想申說的是，我是如何摻入了這逃亡流浪的人潮中的。我想知道的是，正如〈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中唱出的：「流浪到那年？逃亡到何方？」
我最後得到的回答是：我是全然被動地隨家逃亡流浪的。我不是有意識地自發地逃亡流浪的。「被動」及「自發」之間有著頗大的差距，前者的悲劇性遠勝於後者。因為，這已屬於無可奈何的了。
1937年，當時父親任職於北平的故宮博物院，奉政府命令押運國寶疏散後方。他也是「被動」的負責國寶的安全，艱困輾轉數省，最後才在抗戰期中於貴州停駐下來，長達五年。在戰前，故宮博物院的國寶藝術精品，分別置放在八十隻訂製的黑鐵皮大箱中，運至英國倫敦展覽，父親便是當時的主要負責人。
而故宮國寶在抗戰時期的南遷工作，仍以那八十隻黑皮大鐵箱中的藏品為主，由原先負責押運出國的人──父親，再度膺命護運。1947年隨同故宮在抗戰期間存放四川省峨眉及樂山兩地的其他文物，一併遷回南京市。但好景不常，不到兩年，國共齟齬加劇，終於在1948年年底遷運臺灣。
國寶給了我得以親炙、崇欽、吸收瑰麗中華文物藝術精粹的良機。它點化了我，賦予了我如何安身養生立命長志的認識，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契機上去宏發我對人類文化的關懷。
去國以後，我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生活了四十餘年，政治上我是一個美國人，但在文化的感情和認知上，我是一個十十足足道道地地的中國文化人。這列從北京開出的文物火車，我深悉它終必馳返原點，而我也一定會再搭乘這班火車返回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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