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訊】(BBC記者 沈平報導)相對於中國其它地方來說，廣東的媒體是相當開放的，這裡的報刊種類繁多，電視裡的時評節目深受歡迎，百姓甚至能夠收看香港的電視新聞。但是這種春意盎然的背後依然隱藏著對媒體控制的寒流。
廣州市民可以收看香港電視，但是節目內容受到當局的控制。經過廣州或者深圳的報攤，那些琳琅滿目的報紙雜誌實在讓我眼花繚亂：時事、體育、娛樂、時裝、汽車、軍事、攝影、旅遊，品種之多絲毫不遜色於西方發達國家。
購書中心出售港台正體字書籍，影視音像店正在熱銷著名的美國電視連續劇，一些書報攤還能找到最新的香港八卦雜誌。
媒體先鋒
廣東的報業發展在中國也可以說走在前沿。早在1990年代中期，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屬下的《南方週末》就以深刻尖銳地揭露和探討社會問題而備受各界推崇，不過也有人不屑地認為它只是對政府「小罵大幫」。該報後來的遭遇容後再談。
在2003年初薩斯（SARS，中國大陸稱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南方日報集團的《南方都市報》不顧廣東當局的禁令，質疑「廣東疫情被控制」的說法。同年11月，該報又率先披露「非典再現廣州」。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報導了一名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街頭被強行送進收容所，繼而被毆打致死，該報並在當天推出社評：《誰為一個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負責？》。
這篇報道引起整個社會乃至中央政府的重視，最終導致了中國收容制度的終止。
除了平面媒體，廣東的電子傳媒也發展蓬勃。我這次在廣州乘出租車時，在車內的小電視看了一個名為「新聞日日睇（粵語『看』）」的節目，這個廣州電視台的欄目，以點評的形式報導廣州的社會民生問題。
我隨口問了司機對此節目的看法，他說：「該節目看問題的角度很符合廣州人的觀點口味，貼近市民的生活，有時批評政府的一些政策（如樓價、堵車）等也聽得很過癮。」
有多自由？
廣州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董天策教授指出，廣東的媒體是全國最自由的。他表示，有一半以上的廣州市民觀看香港電視節目，深受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精神的影響。
暨大新聞學院的蔡銘澤教授也指出，由於廣東地處沿海，毗鄰港澳，且華僑、僑屬眾多，廣東是中國政治環境相對寬鬆、改革開放力度最大、觀念最新的地方。
雖然從表面上看，廣東的媒體發展欣欣向榮，可是過去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卻又讓人質疑：廣東的媒體到底有多開放？
先是敢言的《南方週末》遭到整肅，兩位資深編輯在2001年離職，該報目前的編輯方針已經收斂很多。而同屬南方報業集團的《21世紀環球報道》則在2003年被關閉。
2004年，《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總經理、副總編輯喻華峰和《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社務委員李民英，被指涉及經濟貪污罪而遭逮捕。
程益中在未經審訊情況下被關押了五個月，但在去年8月下旬獲得釋放。喻華峰和李民英則被判刑。事件被稱為「南都案」，很多觀察人士認為，案件具有政治動機，是廣東當局對《南方都市報》早前一系列出軌報導的「秋後算賬」。
當我嘗試聯繫一些在廣東不同媒體工作的新聞從業員，瞭解一下他們對媒體生態的看法時，他們都以話題敏感等原因婉拒，其中一些記者表示，上層有命令：不得擅自接受境外媒體採訪。
角色矛盾
在電視方面，雖然廣州市民透過有線電視可以收看香港的節目、包括新聞，但是每當新聞報導中出現「六四」、「法輪功」等敏感話題時，畫面馬上就會被廣東當局的「把關者」切斷。
廣東省委副書記陳紹基2004年在南方廣播影視集團成立時強調，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堅持「四不變」，即：廣播電視作為黨和人民喉舌的性質不能變、黨管媒體不能變、黨管幹部不能變、正確的輿論導向不能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對報紙已經不再實行統包統管，國家媒體逐步轉型為自負盈虧。中國政論家劉曉波在「南都案」發生後就曾指出，媒體既要扮演「黨的喉舌」，又要滿足「受眾趣味」；既要服從「黨管人事」，又要適應「市場競爭」；二者之間的衝突又無法調和。
《廣州日報》副總編輯黃卓堅在接受我採訪時承認，進行輿論監督有一定的難度，有時候也會受到一點壓力，不過她認為媒體更重要的是反映民生民意，為市民提供一種社會服務，開擴讀者視野、提高民眾素質。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的陳文鴻博士指出：「廣東開放的比較早，而且毗鄰香港，因此媒體較為開放。但是廣東省是中國整體的一部分，始終不能夠跟其它省市走得太遠，否則會產生矛盾。」
他說：「中國目前的發展處於一個過渡期，依然不可能太自由、太開放。所以廣東省處於一個十字路口，一方面要與整體中國配合，另一方面要考慮應該如何開放。」
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而且如今網絡和手機短信如此發達，想像過去那樣絕對控制信息的流通已經不可能。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推動政治改革的呼聲不絕於耳，當中包括讓人民享有更多的知情權和新聞自由。
廣東、乃至中國的媒體什麼時候才能迎來真正的春暖花開？(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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