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8日訊】二）對集體農莊的歌頌和對大饑荒的視而不見
本來，出身於社會底層的高爾基，應該同情被壓在最底層的農民，但大作家卻一向對俄國農民抱有偏見。他認為俄國農民懶惰、散漫、自私、愚昧、骯髒、殘酷，是俄國落後的主要社會原因，他甚至對著名詩人葉賽寧的自殺也不抱同情。他認為，葉賽寧的自殺是因為那種「純血統的鄉巴佬心理」。
在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早期，針對佔全體農民總數20％的富農，列寧就發出與富農進行最殘酷鬥爭的號召，他在1918年8月寫道：「毫無疑問，富農是蘇維埃政權的死敵。或者是富農把無數的個人殺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數反對勞動人民政權的富農強盜的暴動無情地鎮壓下去。這裡不可能有中間道路。」（《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8卷P38）只是為了挽救革命造成的幾近崩潰的經濟，已達到鞏固新政權的目標，列寧才不得不暫緩農業合作化運動，轉而推出「新經濟政策」，允許農民進行相對自由的「小農經濟」。
但是，列寧死後，斯大林一面加緊黨內的奪權，一面加速集體化進程，集體農莊是斯大林的得意之作。1929年12月，斯大林發表了名為《偉大轉折之年》的文章：為了徹底消滅俄羅斯的舊農村，就必須首先消滅農村中剝削階級。所以，「公開消滅富農階級」就應該是轉折之年的國家政策。他宣稱：富農們當然要抵抗。為了節省時間建設新農村，就要用革命的方式來處理富農，乾脆把他們消滅掉，以便徹底解決問題。三個月後的1930年3月15日，蘇共《關於集體化運動的決定》出台。
執行這一「國家政策」的領導人是莫洛托夫，他的主要任務是強制沒收、驅除、流放和消滅，目標是徹底根除掉一個舊階級。莫洛托夫把富農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抵抗著的反革命富農分子，槍斃或送進監獄、勞改營，並把這些人的家屬遷往最遙遠的荒僻地區；第二類是其餘最富有的富農分子，統統遷往最遙遠的不毛之地；第三類是破落富農分子，統統遷進集體農莊，在貧苦農民的監督下勞動改造。被強制遷移的富農數量高達15％－20％，每個富農的後面還跟著三、四個被捕的中農甚至貧農。
大規模鎮壓和處決富農的槍聲晝夜不停，遷移農民的列車不停地轟鳴，孩子、老人和婦女全部被裝牲畜一樣地塞進車廂，列車在嚴冬裡行進，車廂裡的人都被凍得半死不活，許多孩子和老人死在半路上。帶著警犬的士兵負責押送，車廂裡裝上刺眼的探照燈，與裝滿猶太人的納粹何其相似。誰能說，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對付猶太人的政策和方式，不是從斯大林消滅富農的殘忍中學來的。莫洛托夫得意地說：「我們搞集體化搞得不錯，……我親自劃定了驅逐富農的地區，共驅逐40萬戶。」
由此可見，所有的共產國家都熱衷於計劃經濟和集體化，目的是為了「提高效率」和「公平分配」，而事實是提高了「極權效率」和「加強奴役」。
斯大林的階級滅絕政策遭到農民的抵制，黨內高層的布哈林和基洛夫等人對集體化持有不同意見，西方輿論對集體化的抨擊日益強烈，甚至蘇聯的一些知識分子也對鎮壓富農提出置疑。比如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指責「刑逼、體罰和打罵」是「極其惡劣的做法」，而且這不是個別的過火行為而是普遍採用的暴力，如此下去，消失的將不是幾個富農，而是幾萬名集體農莊莊員，希望斯大林過問一下（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給斯大林的信）。
然而，斯大林對一切置疑和反對意見置之不理，他一面在蘇共的高層會議上為強制集體化辯護，一面再次向雅戈達佈置了政治任務，請出高爾基為他站台，出面讚美集體化，於是，大作家又變成斯大林影響國內外輿論的王牌。
高爾基回國後，雅戈達有意安排他參觀了一些集體農莊。在經過選擇的「景點」裡，那些先進的集體農莊莊員簇擁著他，向他講述農業集體化的好處和斯大林的英名。他大加讚賞用集體化的方式來改造農民，稱農村的組織化和統一化可以減弱農村對城市的威脅；他高度讚揚蘇共在汽車廠和拖拉機廠建立政治部的決定，認為這一決定證明了斯大林的偉大、英明和天才，因為它可以強化集體化過程中政權對農民的控制和改造。
高爾基宣傳、美化不斷擴大的強制性勞動和審判富農分子，他告誡人們要時刻提高警惕，不要被狡猾的富農們利用饑荒來攻擊政權的伎倆所迷惑。他甚至說：共產黨人只是少數，而農民卻有數百萬，如果不對農民採取強制集體化，共產黨人就將被聲勢浩大的農民殺掉。他在給集體農莊莊員代表大會的信中說：「英明的斯大林同志是多麼質樸和近乎人情。」
1929年，高爾基在參觀某一集體農莊時，他萬萬沒想到，許多被組織來歡迎他的農民突然轉向，由熱烈歡迎轉為傾訴集體化之苦，顯然是希望借助大作家的力量幫助他們，制止強制性的集體化及其暴政，但高爾基拒絕了農民們的請求。
集體化導致餓郛遍野的大饑荒，饑荒最嚴重地區居然是歐洲大糧倉烏克蘭。在那裡，某些村莊連一粒種子都沒有，人們餓得普遍浮腫，整村整村的人全死光了，人吃人的事時有發生。官方派出專門的部隊封鎖這些村莊，阻止饑民出外逃荒和外人進來瞭解真相，甚至不允許往烏克蘭境內運糧食，基輔火車站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武裝分隊佔據著，他們將沒有特別通行證的人從火車上驅趕下來。
新聞檢查嚴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不但禁止外國新聞記者去重災區，而且禁止他們去莫斯科郊區進行採訪。而在首都莫斯科城內，斯大林營造出一種繁榮昌盛的景象給外國使節和外國記者看，那些給外省運送食品的列車，經常在途中接到掉頭開往莫斯科的命令；莫斯科的各大劇院裡，經常為外國人安排豪華的演出，契剋夫的話劇和著名的芭蕾舞點綴出祥和、悠閒甚至高雅的氣氛，真的就是大災荒中的盛宴。而那些避開了外國人視線的警察們，每天都在忙於追捕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把他們大街上送進牢房。
死於大饑荒人數，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呈報給斯大林的統計數字是330萬至350萬；西方媒體（包括那些經常稱頌斯大林制度的外國記者）把大饑荒稱為「有組織的餓肚皮」，認為餓死了500至700之間；還有統計數字為1,100萬人。另外，幾十萬失去父母的少年兒童無家可歸，四處流浪，乞討和扒竊成了這些孩子的謀生之道。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處流動，馬上實行了身份證制度和針對少年的法律。
同時，斯大林為了加快工業化而大搞嚴刑峻法和糧食出口，他太需要大量資金來擴張工業，以至於在大饑荒蔓延的幾年中，俄國的糧食仍然源源不斷地運往歐洲：1928年出口糧食還不到100萬公擔，1929年迅速上升了十多倍，出口1300萬公擔；1930年再次增加幾十倍，為4億8千3百萬公擔，31年5億1千8百萬公擔， 饑荒開始氾濫的32年，仍然出口1億8千1百萬公擔，即便在饑荒最嚴重的33年，儘管出口量大大下降，但仍然沒有停止，出口1千萬公擔。
然而，大饑荒餓不著蘇共權貴們，內部特供商店專為斯大林等官僚們供應生活品。同一個盧布，特權分子在特供商店買到的東西，比一般公民在普通商店買到的東西要多十到二十倍。
高爾基為斯大林辯護說：敵人們正在利用饑荒來反對無產階級共和國。他帶著眾多著名知識分子去參觀白海運河建設工程。1933年8月17日，在高爾基的倡議下，120名作家浩浩蕩蕩地前往運河工地，集體完成了讚美這個浩大工程的特寫集，首開蘇聯作家對極權者進行集體禮讚的先河，之後便一發而不可收。9月3日，高爾基在白海運河工地上向突擊隊員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9月6日，他參加了博爾捨夫斯克公社的座談會，高度肯定農業集體化的偉大創舉；9月19日他又接受了作為《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史》一書主編的任命；第二天又在共產主義學院主席團會議上發表了關於運河偉大意義的演講。該書的作者清一色的名流，高爾基寫了前言《社會主義的真理》，成書及出版的速度也極為驚人，僅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大開本、400多頁、配有插圖、圖表、疑難詞解釋的偉大史書，12月17日蘇共十七大前出版。
後來的事實是，投入運河建設的農村勞力中先後有十二萬六千名勞改犯，運河沒有建成卻死了成千上萬的人。這完全是獨裁者的好大喜功而根本不拿人命當回事的邪惡造成的。而高爾基在「前言」中卻這樣讚美斯大林：「約瑟夫.斯大林，一位深刻理解和把握導師和自己的同志的精神和勇氣的人，在黨的領袖最困難的崗位上已頂替十年的人，在世界上的作用和意義，增長得越來越快。」
高爾基對大饑荒並非對一無所知，他的兒子有時會向他講述一些饑荒和清洗的聽聞，高爾基聽過後，總是一言不發地離開。他還時常從周圍的人那裡耳聞到運河工程的內幕，也曾收到過講述運河工地的悲慘故事的匿名信。寫信人把運河工地上的工人比作建金字塔的奴隸，把斯大林比作殘忍的埃及長老。但高爾基裝作沒聽見、沒看見，而是完全贊同「重新改造」。【未完】
－－原載：《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