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2005年5月3日，太原警察劉利民夥同一夥社會渣子，在自己當家的地盤上，一舉謀殺了北京警察李忠義。
2006年4月26日，該案在太原審理，當地的人民法院認定劉系主犯，但卻意外不死，判死緩。其主要原因是這位當事人身披警服。以前是身披，現在是曾經披，當地法院就不好判了。
我們熟知的「公檢法」，是把公安排在首位的，往往都是公安先做好了一鍋飯，讓法院吃。可這下劉利民倒好，自己成為「一鍋粥」，法官喝的時候就要試試是否燙嘴了。
燙嘴的，肯定不好喝，於是乎，法院就判決劉利民死緩。這裡或許有個萬一，假如另外同案的七人有人突然承認此案與劉利民無關，劉利民被冤枉了，判他死刑豈不成了警察裡出了個「佘祥林」？至於另外一個被判處死刑的來自大獄的累犯周傳全，他一旦被冤死了，也不過是另一個「孫志剛」，國家有的是錢，可以「國家賠償」。
想當初，劉利民一聲招呼，打死北京警察李忠義，他不會不知道「殺人要償命」，但他自己不打，他只是命令，教唆，指使，所以那些聽令的人只有去替他死了。
劉利民自己居然可以不死，這裡面有幾個要害問題出現：
１、山西司法界「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氾濫，「公檢法」是一家，自家人有管轄權、終審權，缺乏制約，必然向著自家人，把法律拋在一邊。假如這個案子在北京審理，劉利民必死無疑。
２、警察特權思想嚴重，非法法也。假如劉利民不是警察身份，就是有十個劉利民，也早槍斃了。
３、有可能劉利民上面有人「罩著」，劉能當警察，沒有人是不可能進入公安大門上班的。再說，他也不可能沒有錢。
４、這是一個惡劣的判例，假如再出現一個「劉利民」，仍然可以如此「不死」。「惡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看看我們中國的警察，其言行，其後果，何時受到過全社會的尊重？
4月25日，廣東「龍興社」特大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在廣東肇慶中級法院開庭審理，33名被告人被提起公訴。「龍興社」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當地另一黑社會組織的殺人嫌疑犯梁金國，為逃避「龍興社」成員的追殺，將廣東省四會市公安局經偵大隊警察龍傑鋒槍殺，警方這才發現龍傑鋒就是「龍興社」的「黑老大」。
殺人嫌疑犯梁金國曾向當地媒體記者講述了他的犯罪「理由」：「既然你龍傑鋒這麼霸道，連我生存的權利、活動的場所都不給我。你龍傑鋒想打死我，倒不如我先打死你！」（《新快報》2005年9月2日）象龍傑鋒這樣的為非作歹、稱霸一方的「警察黑老大」只所以囂張，關鍵在於四會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陳國陽、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股原股長張偉洲等人一直為其充當「保護傘」（《新京報》2005年9月1日）。
報道稱，2000年10月28日，「龍興社」成員正與人鬥毆，龍傑鋒不但沒有履行處警職責，反而大喊「打死他」，並參與追打，致使其中一名男青年被活活打死。張偉洲等人隱瞞事實真相，使龍傑鋒逃脫法律的追究。
自從黑社會衝突及「火並」、龍傑鋒欺人太甚被打死後，四會城區鄉村鞭炮齊鳴，老百姓有民憤，但敢怒不敢言。現在惡警被打死了，多少替老百姓出了口氣。
中國警察不被全社會尊重，而且「臭名昭著」，多少是因為象劉利民、龍傑鋒這樣的警察太多的緣故。而我們看看國際社會，人家又是如何當警察的：
丹麥是「國際透明組織」公佈的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多年來的民意測驗表明，警察是最受丹麥人尊重的職業。只要不是執行緊急警務，丹麥警察決不會鳴著警笛在街上橫衝直闖；無論到哪裡，該交的過路費一分都不少。如果遇到緊急任務，來不及交費，收費員會記下警車牌照，事後給警車所在單位送去賬單。對此，丹麥警察解釋說：「財政部已將費用撥給了我們，所以我們過橋也得交費，否則就是搞特殊化，就是逃稅。」
丹麥警察的工資在丹麥屬於中上等水平。為保證警察廉潔執法，丹麥從警察內部和外部都建立了嚴格的監督體制。如一位議員告訴記者：「議員的電話是公開的。如果市民投訴警察或者媒體披露了警察存在的問題，我們會經委員會討論，以書面形式向司法大臣或警察總局局長質詢，他們必須在一周內以書面形式答覆我們。然後，我們會將這個結果通知投訴的市民。」
一個社會，執法的警察不受人尊重，而且不以濫權為恥，不以殺人放火為恥，多少可以看出我們這個社會的危機、制度的欠缺。如果連警察都可以司空見慣地公然地無所不能、無惡不作，「警匪一家」，那麼廣大平民大眾還有什麼安全感可言？更談不上什麼幸福感。
看我們國家的《人民警察法》寫的多麼好，「人民警察的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可事實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不公，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毒瘤」，我們的社會因為有了劉利民、龍傑鋒這樣的警察，以及有了對劉利民這樣的死緩判決，整個社會都會引發不治之症──制度癌症。
前幾天還看到一個消息，說山西省長於幼軍針對山西軟環境存在影響招商的問題，提出「現在該是整治政務環境『打掃門庭、開門延客』的時候了。」3月27日，他在「全省對外開放工作會議」上說，當今如何才能讓客商「搶眼」結姻，關鍵是區域軟環境和政府形象的競爭。形象一遭破壞具有負面的廣告效應，危害甚大。因此，對碰高壓線者不搞下不為例，先免職後調離，用他一人的飯碗換取全體人民的飯碗。當年，於幼軍曾經在深圳市掀起「行政問責風暴」，使深圳政風為之一新。在行政效率不高的中部省份，更要嚴格首辦問責制、限時辦結制、過錯問責制。「誰給對外開放的環境『破相』，就要打爛他的『飯碗』。」
現在，劉利民的出現，無疑是給山西對外開放的環境「破相」，可於省長面對頑固的「公檢法」地方保護主義勢力，他有打爛他的「飯碗」的力量嗎？我表示懷疑。因為劉利民死緩已經成立，省長說了不算，法院說了才算。
我們到底聽誰的呢？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省長的話當成官話、廢話呢？
還是聽聽民間的聲音吧：
農民兄弟無家可住，住橋洞！四隻金錢豹（工商稅務等），
十三頂大蓋帽（公案武警等），通吃一頂破草帽（農民）。
你於省長是四隻金錢豹（工商稅務等）、13頂大蓋帽（公案武警等）的上級領導，也是那些官場上的既得利益一員，你除了對社會說些貌似公正的話之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做些什麼？
什麼時候，權力才能得到自下而上的制約呢？警察才不敢為非作歹呢？
那些大員，尤其是公檢法機關的執法者，用權不公、以權謀私，感情高於法律，關係代替制度，判殺人犯劉利民死緩，還繼續把劉利民當同事，當「警察」，這不僅僅是國法的恥辱，還是國家的恥辱。
最近，看臺灣發生一件大法官因緋聞而辭職的事情，那位大法官僅因為和女友約會被記者追蹤拍攝，曝光，但輿論大嘩，於是這位法官立刻辭職，毫不戀棧，輿論和法律也要求他不能戀棧。
什麼時候，我們的輿論才成為這樣的真正壓力，使掌權者不敢亂來，使罪有應得的人不至於逍遙法外，罪有應得？
什麼時候，輿論可以對警察的權力進行制約，形成壓力，不讓警察走得太遠，走上絕路、死路？
轉自《網路文摘》2006-04-28(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