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7日訊】(原題目《郭宇寬：記者要對歷史負責——對話楊繼繩》)楊繼繩：湖北浠水人，196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理工學科，入新華社工作前後35年，新華社高級記者，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任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經濟參考報理論部主任、新聞採訪中心主任、新聞調查部主任、香港《中國市場》雜誌總編輯等職。他的記者生涯中，一直從事經濟報道和經濟研究，並以富有思辨色彩的宏觀報道見長。
１９８４年被評為全國首屆優秀新聞工作者。有一兒一女，均已成才，並自成家業。楊先生現與老伴相守，居於新華社宿舍，退休之後筆耕反而更為勤奮，以如椽巨筆，寫宏篇大作。
青年時代在清華沒有感受到什麼人文熏陶
郭：我看你的專業是拖拉機，那個年代是講究對口分配的，你一個記者怎麼會是這種專業的？是你自己選擇的麼？
楊：說起來四十多年以前了，我中學時代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記者。那時記者在我心中是個神聖、崇高的字眼，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以及我尊敬的一些歷史人物都是辦過報紙，寫過稿子的人，作記者不僅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更重要的是能為老百姓伸張正義。上初中時有一次語文老師在班上讀了我的一篇作文後，說：「楊繼繩將來能做記者」，下課時有個調皮的同學弓著腰，撅著屁股，在我面前一邊蹦著一邊喊「記者，卡嚓！記者，卡嚓！」我想，記者在人們心中怎麼會是這種形象呢？要是將來我做了記者，一定要力圖改變記者這種膚淺形象。我小時候，村上在一個地主家裡抄家的，弄出來很多書，我偷偷看了不少，特別羨慕小說裡的那些俠客，我想武俠我是做不了，當記者就算是文俠吧，我本是打算報考新聞系的，可1960年高考那年，當時全國僅有的復旦和人大新聞繫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調干生，學校就讓我就報考了清華。
郭：你在清華大學一定也耳濡目染受了一些人文熏陶吧？
楊：很遺憾，我的青年時代在清華沒有感受到什麼人文熏陶，就是學了造拖拉機，其他什麼也不知道，你想我們將來就是做一顆社會主義螺絲釘麼，還要這麼多熏陶幹嘛。
記得我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一代在中國頂尖大學受到的教育也就是兩條「實用主義加功利主義」，記得當時校長蔣南翔在大會上教育我們：你們要在這個社會上立足，就是兩條，第一，要聽話，第二，要能出活兒。這個話現在回想起來，這個話作為父親告訴孩子的人生經驗還是可以的，但是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一個教育家教育學生就有些不倫不類了。
郭：但畢竟清華大學是一所有文化傳統的大學呀？至少是過去的留美預備班，有開放的視野，理工科學校也講究要追求真理呀？
楊：這就是那個年代政治可怕的地方，我在學校的時候，圖書館裡過去的書差不多都沒了，只有馬克思主義著作，我曾經半開玩笑地說：「文革」前的政治經濟學講資本主義可歸納為四個字——「造反有理」，講社會主義可以歸納為五個字——「社會主義好」，學生掌握了這九個字，教育的目的就達到了，其他人文教育就都不用了。所以我們這些清華大學的學生，在學校裡從來沒聽說過王國維，陳寅恪，很多年以後才知道這是清華歷史上的大師。我們學校的主旋律就是又紅又專，紅是最重要的，記得那時候校友楊政寧，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獎，學校裡黨支部就組織大家批判，要我們，千萬別學這兩個人走白專道路。我當時特別積極，還是團支部書記。
我說這個話不是謙虛，確實是實際情況，我們這一代人從進入社會開始知識結構，人格結構都是有欠缺的。
三十年懂得一個道理：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
郭：那你是怎麼走上記者道路的呢？
楊：我那一屆恰好中央媒體來清華招畢業生，當時招記者就三個條件「黨員，貧下中農出生，能寫」，我都符合，老師就推薦我去了。
郭：這下，終於實現你的理想了。
楊：哪裡呀，這才剛剛發現離理想有多遠，那時候我覺得當記者是很神聖的，腦海裡都是邵漂萍，范長江這些榜樣，覺得當記者可以指點江山，我68年1月10號去天津分社報道，剛去就失望了。見到記者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的很遠，把聽話放在第一位，有個別老記者看到我滿腔熱情就勸我「我是走錯路了，沒辦法了，你年輕，有文化，你別幹這行，浪費一輩子」。我呆了三天就受不了了，捲鋪蓋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師說已經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單位，我沒辦法找到天津內燃機研究所一個師兄那裡，心想這裡我總能發揮專業特長了，結果他反過來勸我：別以為我們這裡能搞什麼研究，這裡整天亂七八糟的，不務正業，你千萬別來，要不然耽誤一輩子。我最後只好認命了，灰溜溜地回新華社當記者。
郭：這些年來你是怎麼適應這種情況，並且有後來的成就啊？
楊：我很多次大致把我當記者的這30 幾年以10年為期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8年到 1977年，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時候比較年輕，以見報率為榮，發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緊跟形勢跑，拚命寫，發表了許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幫」 後，我把這個時期的稿子盤點了一下，發現90%的都應該付之一炬。能留下來的稿子只有兩篇，一是 1972年與馬傑合寫的《天津駐軍大量佔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力調查》，這兩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據老百姓的呼聲寫的。十年的教訓使我學會四個字：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我雖然早就認識，但真正理解它還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價。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後的十年。改革帶來了中國新聞界的黃金時代，新聞事業出現了生動活潑的局面。這個時期我寫的稿子雖然有一些仍算是應景之作 ，但有一大半確實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雖然不能完全講真話，但可以不講假話。
第三個階段是一段九十年代，職稱評完了，到頂了，沒什麼後顧之憂，連那些不真不假的應景之作也很少寫了。這十年我盡可能講真話，力爭讓自己的文字對得起歷史。真正實現了一個記者的最大的追求：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
告別被無知和恐懼所驅使的年代
郭：很多人都就這樣過來了，你為什麼會是不一樣的一個？
楊：總的說來，這30多年是一個由盲目到自覺，由幼稚到成熟的過程，是不斷追求的過程。
這個過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個否定自己的過程，特別是否定那些被別人看成是自己成績的東西。在我說的第一個十年，曾經有一年上過《人民日報》的12個頭條，姚文元講話，我們就跑到工廠裡，找幾個工人談學習講話精神深受鼓舞的體會，回來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講話就更不要說了，這叫什麼新聞記者呀？這段歷史我感覺特別慚愧。當時記者不強調客觀，強調黨性，而黨性就是階級性，就是你的立場，如果你追求客觀就會被批評是站錯了立場。而新聞也被當工具來利用，我還有一個朋友他報道了焦裕祿，說焦裕祿床頭放著兩本書，一本是毛選一本是劉少奇的共產黨員修養，後來劉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書是毛選，再後來劉少奇平反了，又成了兩本書。那個時候當記者付出的人格代價太沉重了。
郭：那個時代，我是我們國家遭受的災難的年代，你在當時做那些歌頌報道的時候，又沒有懷疑過？
楊：很少懷疑，或者說覺得有問題也不敢往深入懷疑，說起來你會覺得奇怪，我父親就是給「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而我當年還歌頌大躍進呢。
我在後來一篇文章裡寫下，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裡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我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請假，並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 ——睡虎下灣。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干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無法彌補，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烈。而我最慚愧的是當時我內心竟然沒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當時政府告訴我們的理由，那是蘇修逼債，自然災害，所以「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那個時代的人思維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熱血沸騰的樣子，但連父親都被餓死了居然也沒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犧牲多壯志麼。那個年代多少人死了，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還覺得自己在建設人間天堂，那個時代的人靈魂都是麻木的。
郭：但畢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為什麼會這樣？
楊：一種原因是出於無知，那個時候的中國人確實對世界上在發生什麼毫不瞭解，對自己的國家發生了什麼也非常懵懂，那個年代的人確實非常單純，記得我在天津採訪工人家庭的時候，他們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米的房子，家裡就一輛自行車值錢，還怕被偷了，得掛在屋裡牆上，就過這種生活，他們還覺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國工人階級幸福多了。
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人們根本不敢懷疑，我也是這樣。誰獨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殘酷事實就在我眼前發生。有一個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讚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才十七歲就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借此發洩。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裡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 「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大家不僅「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甚至「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拿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懷
郭：在那種年代一個有良知的記者，難道一點發揮自己能動性的機會都沒有麼？
楊：很多時候要說真話非常難，首先我前面說了，當記者的往往自己就給真相嚇住了，不敢寫了，就算記者敢寫，組長害怕了也不行，組長上面還有采編主任，分社社長，總社編輯，國內部值班室，一層層的過濾，一層層的「顧全大局」，不跟著政治潮流走的聲音要能發出來那是奇跡，多少真相就被這個冷酷的系統「自律」掉了。
當然也不能說一點能動性都沒有，比如在1972年，我寫的《天津駐軍大量佔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一稿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示，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並責令全軍退出所佔大量民房，稱的上是為民請願了。當時是轟轟烈烈的，僅北京軍區就退出了所佔的民房39萬平方米。但是風頭過後，後來蓋的房子可能比退出來的還要多，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當時我曾一度飄飄然，後來細想起來記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郭：除了適應這種環境，還有沒有別的選擇？
楊：這種體制下只有三種人，一種是「適應的人」，不僅主動迎合，還可以創造發明，他們混得如魚得水；第二種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著你，消極怠工；第三種人是敢於抗爭，力圖改變的人，這樣的人在我們的文化中是鳳毛麟角，但總得有人努力來做，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種？
楊：我說了這麼多抱怨的話，其實我蠻幸運的。作為新華社記者，多年以來，我是有某種特權的，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歷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這些「新聞」怎麼成為教育下一代的 「歷史」，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毫不諱言，我曾經自覺不自覺的幹過違背良心的事情，當我明白了這些，這種恥辱感就推動著我努力去做第三種人。
郭：你這樣也算一種大徹大悟吧？
楊：是呀，歷史給我們這個民族的教訓太深刻了，一個國家如果掌權者不僅是權力中心；同時又控制信息決定老百姓應該知道什麼，成為信息中心；進而決定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成為「真理中心」，這個國家的命運就太危險了。歷史決不能用來為掌權者一統江山服務，而我們新聞記者就是對歷史負責的人，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中國古代史學家強調「史德」。他們在修史時忠於史職，忠於史實，堅持善惡必書，書必直言，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為代價，這就是社會良心的體現。
我自己走了很多的彎路，從最初的熱血青年，到感到失落消沉，進而開始懷疑，直到90年代中期開始接觸一些國外的書籍，才開拓了視野，真正開始思想層面的痛苦反思。今天的中國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進步，盛行一時的「事實為政治服務」的做法遭到了唾棄，「輿論一律」也被打破了。更應該有一些傳媒知識分子拿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懷，比我們這一代人做得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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