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
不是人的精神可以永遠俯就一種劫難。
不是人的劫難可以永遠阻止一種誕生。
不是誕生者只能背對歷史。
不是歷史可以聽任風化。
只要日月還在經天，只要江河還在行地，
自由的精神就不會死盡，生命的真諦就希望尚存。
生生不息而運化而升騰。
這首詩源於“6．4”屠城後死難者家屬的悲憤之筆，對愛子的懷念讓
筆者悲憤欲絕。面對他們的苦難，我們能做什麼？懷念與銘記，一個
黑暗而悲壯時代的永恆話題：
“6．4”大屠殺悲劇已經過去了17年，“6．4”大屠殺悲劇性英烈的
亡靈卻還在天安門廣場遊盪。歷史的劫難與浩劫至今還未被當局正
視，烈士的冤魂至今還未昭雪。我們每一個普通歷史事件觀察者及見
証者、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有道德上的責任與義務對這次人
類歷史上空前的法西斯暴行進行譴責、對受害者寄予哀思、對烈士亡
靈給與慰籍、對受害者家屬表示同情。同時，我們更有責任與義務對
歷史性悲劇為什麼會發生進行深刻的檢討與反思：
一、89民運的歷史背景
回顧歷史，中國臣民經歷56年的法西斯專制統治、政治高壓及年復一
年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到史無前例的災難性文化大革命結束，可以說
喪失了一切最最基本的個人權利甚至生命自主權利，更不用說每一個
人天賦的政治權利。人不被當做人而被當做沒有價值沒有尊嚴毫無意
義的一串數字、一件工具、一個螺絲釘來對待、來使用。人性論、人
道主義被當做資本主義的垃圾文化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但是一種長
期被強權政治壓抑著的普遍的、基本的、要做人不做奴隸不做法西斯
奴役工具的政治訴求從來沒有被真正消滅過，它一直深藏於人們的心
底。一旦暴君崩天政治氣氛有所緩和，這種要求人性尊嚴、要求平等
博愛、反對特權、反對腐敗、反對階層歧視的人文主義思想自然從心
底的願望變成知識階層的吶喊。幾乎整個80年代變成了思想解放的年
代、變成了人文關懷的年代、變成知識階層普遍覺醒的年代。然而，
歷史的必然性卻被悲劇性的偶然事件暫時中止了，胡耀邦過早的意外
逝世過早的引發了一場還沒有完全的群眾基礎的自發的悼念活動並很
自然的發展成為要求政治改革消除腐敗的政治訴求。由於它的匆忙、
偶然及自發性，面對強權不可避免的遭遇到悲劇性的後果。
問題出在那裡？出在民眾的普遍的法治意識還沒有形成；出在民眾從
過去的一切被剝奪到80年代獲的基本生活的暫時性滿足上，很多民眾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應該還有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即使參加
民運的部分學子，當時與他們討論有關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問
題時，他們也少有幾個能說出多少所以然來，當時人們對民主的理解
還停留在祈求青天為民做主的理解層面上，於是才有了靜坐、絕食、
情願以祈求強權者的救恩。
沒有充分的人文思想的醞釀、沒有由於統治階層普遍的腐敗及貪贓枉
法導致的民眾公憤、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為捍衛個人利益反對強取豪
奪的積極參與、沒有人權思想的深入人心。僅靠熱心學子的滿腔激情
孤軍奮戰，當然難逃劫難。如果歷史的偶然事件──胡耀邦逝世沒有
發生，如果知識精英們把精力耐心的放在廣泛的民眾啟蒙運動上，並
耐心的等待歷史的機遇，則就不可能出現九十年代的思想大倒退，則
今天的中國已然是一個民主的個人權利得到保障的法治國家。看看今
天中國的情況，已與上世紀80年代大不相同，雖然表面上看，政治高
壓好象還控制一切，其實已然人心背向，四面楚歌。當民眾普遍認識
到唯有建立法治才是自己身家性命財產安全的唯一保障之時，人們還
會任人愚弄、任人宰割嗎？人們都會從內心呼喚人權法治、抗拒強
制。越是瘋狂的鎮壓，越說明當局對未來的無比懼怕，越說明民眾光
明的未來就在眼前。
二、思想啟蒙與人權意識覺醒的關系
200年前，一位哲學家黑格爾對於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就做過這樣的
評價：東方國家長期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兒童時期”，在這樣的國
家裡，個人沒有自主權利，也無法形成自主意識，國家的前途、民族
的命運、個人的生與死，完全掌握在國王或稱獨裁者手中，在國家之
中，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其它所有的人都以他的意志為意志，國家
利益、民族利益、民眾的生死都以他個人的利益為轉移。國民依賴、
服從、受制於獨裁者，任由獨裁者替他們做一切決定。臣民就象永遠
長不大的兒童，終生乞求獨裁者的恩賜，感激獨裁者的“養育”。而
獨裁者並不是一個大公無私公正的“父親”，就他而言，由於沒有任
何制約，他往往墮落成一個自然人，從而喪失人類的理智而變得狡
詐、兇殘、自私。結果，國家的昌盛、人們的富址，完全失去保障。
89民運是一個時代的標志，它標志著東方人不再是兒童、不再是任人
宰割的奴隸、不再是沒有自主意識、獨立人格的臣民，它意味著中國
人的人權意識的覺醒，中國人的“賦人權觀”終於在40年的文明浩劫
之後，再次落地生根，萌芽並茁壯成長為知識階層的普遍呼喚。反對
腐敗、追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與法治建設終於成長為一個時代的最
強音。這一豐碩的成果來源於80年代近十年的思想啟蒙，也正因為如
此，上世紀80年代將作為一個偉大的時代而永遠的載入歷史史冊，同
時先烈們的不幸與劫難更賦予這個時代以巨大的悲劇色彩，而強權者
的暴行將作為文明人類的恥辱與罪惡而遺臭萬年。
現代民主政治思想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一切的人類道
德、倫理與正義，一切的是非明辨與善惡之分、真理的產生都有賴於
憲政法治制度下對人的自由、平等、人權的程序性保障，而思想啟蒙
的使命就是告訴人們在現行法制建設不健全的情況下，他們同樣擁有
天賦的不可剝奪的生命權、自由權及財產權，他們的人格、尊嚴與價
值同樣是天賦的，不是任何強制者可以任意踐踏與剝奪的，即使沒有
現行國家實在法的保護，他們同樣受到自然法的保護，自然法告訴人
們，我們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我們任何人沒有權力剝奪他人的生命
與自由權利、傷害他人的利益。自然法賦予人類理智的判斷與選擇，
並確立了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這種與生俱來的
天賦人權賦予了我們每一個人抗拒強制、勇敢維權的道德力道德勇氣
和正義感。在自然法的保護下，人終於成了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追
求個人目標、捍衛個人權利的一個獨立的個體，而不再是喪失了一切
尊嚴與價值、被物化的沒有自主選擇與思想自由的、國家機器中的一
個螺絲釘、一個物品、一個任由宰割的低級生物。人終於從制度的束
縛、傳統的束縛及自然的束縛中一步步掙脫出來而成長為一個可以自
己為自己立法、遵從理智原則指引的有限的理智存在、道德存在、自
律存在。
80年代思想啟蒙後的“人的發現”預示著一個繁榮昌盛、人性解放時
代的到來，它帶來了中國人自己的“科學發現”、“宗教改革”（黨
政分開）、“工業革命”，而國家機器、政治力量從經濟領域的逐步
淡出標志著人們捍衛個人經濟權利的一個時代的開始，人們的經濟自
由終於得到了部分的兌現，但卻沒有法律保障。此時，中國人還不是
一個完整意義的、法律意義上的現代公民，他雖然有了生存與發展的
更多機會，但是他沒有真正法律上的自由權、財產權及參政議政的公
民權，這就必將導致他今天所取得的一點任何經濟利益明天隨時可能
剝奪。此時的人被閹割、被裁制成一個經濟動物，而不是完整意義上
具有尊嚴的人，人作為社會的動物，卻沒有社會給予的制度性保障，
更不被容許成長為政治社會中的一員。
而當時國家的有計劃商品經濟不過是權力經濟、裙帶經濟，它在給於
人們追求個人利益、追求生存發展機會的同時，卻埋下了基於權力的
非正義、非道德、不公正、強取豪奪的暗藏殺機與惡果。資源的壟
斷、市場的壟斷及不公平競爭帶來的腐敗成了一時的眾矢之的。權利
意識覺醒的中國人再也無法忍受國家公權力對經濟領域、私人領域的
過渡幹涉，從而導致了89民運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法治的普遍呼聲。
由於制度性的原因導致的特權、腐敗、人類不平等激發起新中國首次
的大規模全國性維權示威、遊行與絕食。這一事件本身就說明了有計
劃的商品經濟政策不過是有限理智人類狂妄自大的制度性探索的一大
敗筆，強權者根本就沒有想到權力與市場一旦結合，必將帶來腐敗與
墮落，而把全民族的命運寄托在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理想的
“偉大”發展之上，則再次把中國變成了強權者的實驗室，而廣大的
民眾成了權錢交易的受害者，也就是這個實驗，幾乎斷送了強權者自
己的永固江山。
現在我們要問，在引進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同時，我們是否
要首先建立起基於市場經濟的市場倫理？我們是否為保障每一個人平
等的經濟權利、平等的市場競爭機會構建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框
架？我們是否在憲法意義、法律意義之上保障了每一個人的生存權、
發展權、財產權及知識產權不受侵犯？我們還是否想到在自己掙取大
把大把的銀元的同時，利益的天平要向改革的最少受益者──改革的
受害者──傾斜？我們又是否有獨立的司法機構來保障市場的公平競
爭以杜絕特權對經濟領域的滲透、防止壟斷的出現、維護分配正義？
這一切都不存在，都沒有，我們有的不過是基於經濟學效益原則的強
取豪奪、資源再分配：“發展是硬道理！改革需要一部分人做出犧
牲！”
當然，一個缺乏程序公正與正義的社會不可避免的出現市場失范、腐
敗、墮落，並導致癒演癒烈的民眾維權運動。89民運不過是民權運動
的開始，基予利益的癒演癒烈的自發民眾維權運動將不可阻擋的迅速
發展起來，直到保障公民利益、限制權力的憲政法治得以確立實施為
止。
三、公民的政治權利是人權獲得保障的基礎
自由主義認為，如果一個公民要想確保他們的基本權力和自由，他們
自身必需具備充分程度的政治美德並自願的參與到公共生活中去。民
主自由的安全無虞要求具備為維護一種立憲政體所必需的政治美德的
公民的積極參與。人是社會的甚至政治的動物，其本性在存在對政治
生活的廣泛參與的民主社會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實現。
參政議政是每一個公民道德責任，是保証每一個公民自身權利的基
礎。89民運就是一場自發的人權意識覺醒的公民維權政治運動，它不
是一場只關系到某個階層、某個黨派、某個個人利益的顛覆事件，而
是關系到每一個中國人切身利益及基本權利的自發的普遍性意義的訴
求。它並不是企圖顛覆法西斯專制暴政，而是一場自發的代表民眾利
益的知識分子維權運動，“6．4”屠殺意味著人類文明的歷史性倒
退。有人說：“89民運不鎮壓行嗎？”在此，首先我們用當時共產黨
總書記趙紫陽的觀點來回答這個問題。趙紫陽認為對於89民運，共產
黨中央應該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建立起理性的對話機制，給與民眾
自由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並以89民運為契機，建立起制度性的民主
對話機制，以及時、明確、徹底的解決民間、社會存在的危機與沖
突。而如果鎮壓，則把理性解決社會矛盾的渠道給徹底堵死了。最終
不可避免的導致改革開放的倒退及社會矛盾的激化。
作為一個理性的國家領導，趙紫陽的偉大在於他能超越於共產黨的集
團利益、超越於共產黨的黨性，用人道主義、用我們人類超越於動物
的人性戰勝了黨性、戰勝了獸性。他清楚的意識到公民的政治權利即
“無權者的權利”是不可以肆意剝奪的，只有切實的保障每一個公民
的政治權利，才可能最終保障公民的經濟權利，中國人們才可能獲得
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權，獲得做人的資格與尊嚴。因此，他不顧個人安
危呼吁和平理性的解決社會問題，反對鎮壓學生運動。以他個人的偉
大人格捍衛人們的基本政治權利：遊行示威的權利、自由表達訴求的
權利。並推行政治改革，希望把濟改革納入正常的民主法治的軌道
上來。
其次，我們來看一看，哪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沒有民眾自發的示威、自
發的遊行，這類事件幾乎成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幾乎每天發生，然
而，他們的國家動盪了嗎？他們的人們遭殃了嗎？他們的社會混亂了
嗎？他們的經濟崩潰了嗎？他們的政治團體因此亡黨亡國了嗎？沒
有，不但沒有，而且還因此國家更加強盛，政黨還更加完善而且有生
機，人們的愛國熱情、生活熱情、創造激情還更加強烈。他們的愛國
主義不是表現在口頭上、虛假的表面文章上。他們通過選舉保障政府
的多樣性、多元性，他們通過遊行示威自由表達來影響政府的施政政
策，防止了腐敗而殘暴的獨裁政治的出現。捍衛了政治、文化、生活
的多元性。從而切實的實現了每一個人的愛國主義理想。
在此，我們有必要再次強調政治自由是必要的，它是人們獲得經濟自
由的基本保障與前提，它保障著我們每一個人的自由、機會、財產不
受到體制性公權力的侵害。它是我們這個專制的人治社會過渡到法治
社會的基礎，人只有解脫了人為的外在束縛及精神的內在束縛，獲得
行動和思想的自由之後，才可能成長為一個對社會、對人類做出較大
貢獻的現代公民，我們只有建立起制度性的保障捍衛公民的思想自
由、言論自由、集會遊行示威遷徙自由，人們才可能有機會、有能力
為社會創造價值，並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時保障個人的利益也不受到
傷害，個人的生命與自由不被強制者任意剝奪。
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政黨能夠超越於國家憲法獲得絕對的肆意妄為的權
力情況下人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的可言，當一個社會的公民無法獲得
公平公正的平等的自由之時，公民的利益、公民的權利、國家與民族
的利益都將喪失基本的法律保障，這時，所謂的國家利益其本質就是
法西斯黨的利益，所謂的國家主權其實質就是法西斯黨無所忌憚不受
外來幹涉的肆意妄為、魚肉百姓的奴役特權，在指責他國幹涉其國家
主權幌子下喪盡天良的幹著侵犯人權的勾當。因此，我們反復強調保
障公民的人權必須從人人平等的良心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
會、遊行、罷工、示威自由開始，沒有了這些基本自由、沒有所有公
民的平等的參政議政監督政府的權利、沒有多黨制衡限制任何政治團
體獲得絕對權力的制度機制，沒有獨立新聞媒體揭露社會黑暗，沒有
了獨立司法的制度性保障、弘揚社會正義，則中國公民既不可能獲得
機會均等的經濟發展權、也不可能保障個人、國家與民族的利益不受
侵害，甚至個人的人身自由及安全都隨時可能受到威脅、遭遇剝奪。
因此我們說，每一個公民的愛國熱情應該表現在勇敢的站出來捍衛個
人利益和積極的參政議政上，人們表達個人訴求，既是維護個人神聖
不可侵犯的權利，也是一種捍衛國家民族利益防止法西斯黨監守自盜
的愛國行為，因此，每一個公民的自發維權行為其主觀是利己，客觀
上卻是推進法治建設、捍衛公民基本人權、促進中國民主化建設的愛
國行為的道德實踐，他們的不幸遭遇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並給
予道義上的支持、思想上的認同。本質上說，他們其實就是我們時代
的先行者、民族的英雄、人類偉大文明的開創者，他們的覺醒標志著
一個時代的終結，另一個時代的到來，中華民族在苦苦掙紮了幾千年
之後，終於有了自己的“人的發現”。89民運不是什麼孤立的知識階
層自身利益的表達，而是先知先覺、有了權利意識的知識精英在捍
衛、在強調、在追求每一個公民應該具有的平等的做人不做奴隸的權
利。它的價值、它的意義正在於此。(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