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安培採訪報導）在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貧富懸殊加劇的問題越來越引人關注。上個星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改革收入分配體系進行部署。會議提出構建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體系，使全體人民都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的目標。實現這一目標有哪些困難？記者安培邀請任教於美國德雷克塞爾大學商學院的謝田博士和原湖北潛江市人大代表，時事分析人士姚立法先生進行討論。
記者：從中國媒體報導來看，中央政治局在這次會議提出一些策略，包括深化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提高城市低保對象補助標準，提高企業離退休人員及養老金的標準等等。首先請問謝田教授，您看中央政治局這次會議提出這些措施有沒有意義呢？
謝田：這個會議在我看來可能是空談一場，可能還是沒什麼現實意義的。實際上當年改革開放之所以開始，就不是為了全體人民的福利，當然先從農村開始包產到戶，後來現在改革開放已經演變成一種共產黨的特權階層，把人民的財富轉為自己的過程，所以才導致今天的不公平、不公正及不合理。
正常的國家工資制度的改善，一般是通過稅收的政改，就是在收入之後通過調節稅收的政策，讓富人多繳一些錢，讓窮人少繳一些錢或退一些錢，就是沒有說從上面去改的。而一般政府所做的只能是制定最低工資，這樣能保證勞工應得的權益。
在中國不是這樣，就是中共整個特權階層已經變成一個中國社會最大的經濟負擔，所以這些不合理、不公平及不公正的根源，事實上是中共的特權和它自己的控制。現在如果你說要解決這些不公平及不公正，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根源上解決，就是共產黨那邊放棄它的控制，在放棄共產黨的控制和維持社會公正之間做一個選擇，中共會選擇什麼呢？它不會選擇瓦解共產黨，它一定會維持這個權力的，所以不公正的問題在共產黨之下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記者：事實上中國在二、三十年前實行改革開放，主要是為了打破收入上的平均主義，而貧富懸殊又成為新的問題，中國媒體把中央政治局這次會議看做是中國要採取切實的措施，調節收入分配避免出現社會重大問題的積極性，姚立法先生您的觀點。
姚立法：中共的最高層以往多次提出很好的主張，但是最後沒有實現，這是太頻繁太司空見慣了。這次是關於收入分配不公這樣一個危險的訊號，它們已經察覺到了，開會制立政策等等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工資的改善它可能會做，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比如說工人的收入，工人他們沒有組織工會的權利，誰來為工人說話？
再來就是全國財政供養人員，這一塊的人數是很大的，一部份是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另外一部份主要是教師這一塊，這兩塊最近十年來工資調了好多次，工資檔案上面都把你的工資漲上去，結果財政就是不給錢，我們怎麼相信他呢？
記者：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這個會議提出總體策略，主要是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那麼現在就有人說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怎麼調節過高收入？因為很多非法收入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謝田教授，您看這樣的說法有沒有道理呢？
謝田：剛才姚先生講得非常精彩，我非常讚賞他的觀點。剛才你提到非法收入的問題，低收入的是以一般國家的話，就是制定最低工資來保障低收入戶最低收入水平，或者從稅收上給他們退稅以保障低收入，這很容易做到的。
中國的問題是高收入的人，所謂非法收入的人，非法收入實際上我們知道是特權階層腐敗的收入，而這些東西共產黨到底想不想把它取消掉，這個是更根本的問題，它是不是想維持公平的社會，它沒有這個理由沒有這個動機去做的。
第二，如果維持真正公平的社會的話，那共產黨就沒有特權，而共產黨員沒有特權的話，這些黨員就不必給它賣命，這樣中共的統治也要瓦解掉了。那你說中共現在要不要穩定社會呢？它當然要穩定社會，這才是它們願意要的，穩定社會的意思是要維持它們的特權，而特權之所以能存在，就是特權階層在中共黨員，尤其是高階黨員，他有操縱別人的權力和操縱別人的財富，這是它們所追求的，也是它們所要維持的。
記者：剛才兩位都分析中國要調整社會收入分配體系的重重困難，姚立法先生您還有要補充的嗎？
姚立法：它說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是很荒唐的，胡錦濤在召開高層會議的時候，媒體在不斷地報導，說中國大陸有一個最低的工資標準。但是每一個省市都沒有執行這個標準，你現在連最低工資標準都沒有執行，你還說我來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你怎麼提高呢？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