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5日訊】在我看來，西方對法西斯主義深惡痛絕，主要是因為世界大戰。事實上，直到希特勒首先侵犯西方，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面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雙重威脅，西方國家一般都是把共產主義的危害與威脅置於法西斯主義之上的。正是二戰的爆發，才改變了西方對法西斯的態度。西方社會是法西斯對外戰爭的直接受害者，對法西斯的暴行有切膚之痛，刻骨銘心，而對共產主義的暴行則隔岸觀火，故而容易淡忘。
另外，西方社會對共產主義罪行的「遺忘」也和西方左派的影響有關。西方社會有一批左派人物，由於對所在社會不滿，出於「生活在別處」的心理，總希望能在其他社會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國，因此容易對共產國家產生一廂情願的幻想。共產主義一向以啟蒙運動的繼承者自居，以近代革命傳統的繼承者自居，也容易贏得左派的認同。
這就涉及到共產主義本身的魅力問題了。共產主義許諾在人間建立天堂實現大同，故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理想主義者為之獻身。然而，富於理想主義精神的政治理論並非只有共產主義這一家，因此，一個曾經投身共產革命的人不能只用理想主義的召喚為自己辯解，他還必須回答:在當年，為什麼偏偏是共產主義成為他選擇的獻身對像?
共產主義之所以叫共產主義，是因為它主張「共產」，這是它區別於其他人間天堂或大同世界模式的關鍵之點。自從有文明以來，人類社會基本上就一直是私產社會。主張共產無異於從根本上顛覆文明，因此，許多人從一開始就認定共產主義是人類文明的大敵而堅決反對之；有趣的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也有許多人認定共產主義是打開一個嶄新世界大門的鑰匙。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圖的共產主義時就指出，由於當今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私產社會中，他們發現這種社會裡有許多罪惡，便誤認為這些罪惡來源於私產制度本身，以為一旦實行共產，這些罪惡就可通通消除，人間就滿是和睦與情誼。
於是就引出了一個堪稱悖論的結果:正因為以前不曾有過共產社會，所以不少人容易對共產社會想入非非；越是在共產主義沒有兌現過的地方，共產主義越是顯得有魅力；一旦兌現，共產主義便信譽掃地，壽終正寢。在本世紀，因為共產主義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它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在這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共產主義是被它自己打倒的，而且也只能被自己打倒。
共產陣營的土崩瓦解一度把迷戀共產主義的左派們從迷夢中喚醒，但沒過多久，有些左派就又重新回到迷夢之中。近幾年來，共產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又有某種小小的回潮。這也難怪，因為「希望」是超事實的。這些左派之所以不肯放棄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幻想，是因為他們不甘心接受自由民主社會的現實，不甘心放棄徹底改造現存的西方社會和創造烏托邦完美社會的理想。如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明天，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倒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明天，因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本身就已經是「歷史的終結」；我們已經沒有了明天，明天只可能是今天的重複——這豈不是太令人掃興了嗎?
所以，有些左派要重新撿起共產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問題是，在今天，共產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再有喚起群眾、鼓動風潮的神通，它不再是、或很難再是一種政治力量，它幾乎只剩下了所謂文化批判。它不再是自由民主社會的替代品，而只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寄生物，寄生在它所反對的社會之上，從對方的生命獲得自己的生命:只要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那麼，作為對這種社會的批判體系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理念也就總是顯得有理，總會對某些人有吸引力，於是也就得以存在下去。
－－原載：《新海川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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