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1日訊】中共在尚未取得中國的統治權時，曾是爭取新聞言論自由的先鋒隊伍，然而，等到它一朝大權在握，便一反常態地成為了扼殺異見的罪魁禍首。這種表裏不一、前後矛盾的表現使得無數經歷過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國民眾對其深感失望，雖然在公開場合極少有人敢於揭露中共的這種虛偽本質，但是，在私下的日常生活中，對於中共當局壟斷輿論的種種不良表現，人們無不深惡痛絕。
如今中國的文化組織幾乎全都被中共以民脂民膏籠絡殆盡，諸如中國作協和中國文聯等文人團體早已經徹底墮落為只知道歌功頌德的御用幫派。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在利益的驅動和對政治風險的考量下選擇了對社會黑暗面的視而不見。文人對社會人文關懷的缺失致使廣大民眾對文人產生了極度的厭惡感，雖然一般民眾無法享受到官方作家的那種悠閒生活，但在道德的層面上，他們卻完全有資格對這些文人表示鄙視和不屑。
走進中國的書店，分門別類的書籍可謂是讓人眼花繚亂，不瞭解中國社會的人可能會因此而產生中國「文化繁榮」的錯覺。然而，充斥其中的卻大多是些沒有價值的文化垃圾，一些教人如何賺錢的經濟類書籍往往成為書店的暢銷書，就連《執行力》這樣胡編亂造的假書也能成為很多利欲熏心者爭相購買的葵花寶典。面對混亂的文化市場，很多中國人已經喪失了最起碼的分辨力，在官方媒體的鼓噪下，一些人紛紛淪為任人玩弄的市場愚民。
幾年前，正當所謂的「胡溫新政」風起雲湧之時，《中國農民調查》和《往事並不如煙》兩本書一度成為了中國書市的暢銷商品。究其暢銷的原因，不僅僅因為兩本書的大膽敢言，更因為網路媒體和線民對兩本書的高度評價。在中共高唱「主旋律」和號召「文學為政治服務」的當下，有了官方喉舌們的輿論引導，很多中國人已經變得懵懵懂懂、找不著北了，他們只懂得一味地去跟隨時尚，對作品的好與壞缺乏理性的認識。正如現在有很多人崇拜孫中山和魯迅一樣，他們在對孫中山和魯迅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時候，並不懂得二人的精神實質是什麼。當然，能夠看到《中國農民調查》和《往事並不如煙》兩本書的人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它們在出版後不久，即遭到中國有關部門的封殺。
中共能夠推翻國民黨而走上中國的政治舞臺，除了運用槍桿子就是運用筆桿子，因此，在它的統治下，輿論壟斷便超越歷朝歷代，加上自毛澤東時期以來它所做的一些人神共憤的壞事，它更是時刻擔心自己的不光彩歷史公之於眾。按照中國憲法的的規定，中國公民應該擁有出版和言論自由，但是，中共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韙設立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這樣的違法機構來控制文化市場和控制民眾的意識形態。中國的作家群體雖然墮落，但仍然不乏一些良知未泯的人，習慣於官方豢養的作家自然不會心生批判現實之理想，但能夠憑藉自己寫作才華養家糊口的作家卻仍然敢於選擇以含蓄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中國農民調查》和《往事並不如煙》兩本書之所以能夠問世，除了因為這兩本書並未觸及中國體制的根本，還因為當時胡溫對民意支援的迫切需要，它們最終被禁只能表明中共的官場保守勢力仍然占主導地位。
陳桂隸夫婦在出版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後，似乎已經沉默，但《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章詒和女士仍然不斷有新作問世，其核心精神仍然是還原歷史、記錄歷史。十年文革堪稱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大浩劫，即使中共當局自己也曾認為文革是錯誤，但時至今日，文革仍然是輿論的禁區，有著特別紀念意義的2006年更是絕少在中國的媒體上看到有關文革的東西。這並非中國媒體和記者以及文人的自覺選擇，而是中國有關部門嚴厲控制的結果。就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國作協全代會上，總理溫家寶還鼓勵作家說真話，不料，幾個月後，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就在不提出任何法律理由的情況下，下令禁止八本有關中國當代和現代歷史的書出版發行。中國的新聞出版主管部門封殺敏感刊物的行徑一直都未曾停止過，它們之所以敢於無視國法我行我素，原因除了有最高層的默許之外，還有中國知識份子的懦弱和膽怯。
和以前的情況不同的是，在這次得知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1月11日對《伶人往事》下達禁令後，作家章詒和表現出了少有的勇氣，她通過海外網路媒體在第一時間迅速表達了她對當局無理禁書的聲明和抗議，並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就連日前批評過章詒和著作的北京左派學者孔慶也在其博客發表聲明，對章詒和維護言論自由的行動表示支持。據章詒女士透露，她的著作《往事並不如煙》出版後，中共統戰部曾將該書定性為「反黨宣言」，中共當局為此而專門開會，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主持。可見，下令禁書並非只是鄔書林的個人意志，而是中共高層的一貫政策。在此次禁書事件中，鄔書林只是做了一次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有朝一日，當中國的新聞出版自由得以實現，就是他充當替罪羊的時候。
當然，中共高層禁錮自由言論的政策能夠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鄔書林這樣的劊子手是功不可沒的。在中國的很多職能部門都充斥著鄔書林這樣的流氓無賴，上面叫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就算是違法的，他也心甘情願。中共中央的一些好政策總是無法得到落實，但諸如鉗制言論的惡劣政策卻可以暢通無阻，這就是中國官場的一大悲哀特色。章詒和女士的公開抗議表現出了中國文人少有的風骨，她對自由寫作的堅持和鄔書林對出版自由的扼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種壓抑的政治、文化環境下，要實現憲法所賦予我們的出版和言論自由，一個章詒和挺身而出也許還遠遠不夠。
（2007年1月28日）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