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中共的黨代會只不過是維護一黨獨裁統治的表演，是對擁有絕對政權的宣示。
中共十七大即將召開，這個統治了中國大陸半個多世紀的獨裁政黨，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組織，而是整個國家，整個國家政權，黨就是一切。因此，中共的黨代會決不同于憲政民主國家的政黨會議，它決定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所有的人都被迫到對此關注。
其實，中國大多數民眾並不真正關注中共黨代會，中共並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它還不能真正代表大多數其黨員的意志。中共的黨代會只不過是維護一黨獨裁統治的表演，是對擁有絕對政權的宣示。似乎沒有多少人對中共政治改革抱有希望，中共無數的許諾，就是無數的謊言，“掛羊頭賣狗肉”是中共的一貫伎倆，人們已經清醒，也已經麻木，人們生活在清醒與麻木之間。對於十七大，人們還有什麼仰望？
一、胡溫政權所面臨的形勢
1、中共內部的權力爭奪是胡溫政權一直以來的首要任務。
從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上海幫”將中共大權移交給胡錦濤開始，胡溫政權開始形成。但這是一個過程，其主要內容就是清理可能危及胡溫政權的江澤民舊勢力，攘外必先安內。“外”就是威脅中共一黨專制的社會政治力量；“內”就是黨內權力爭奪的較量。毛澤東時代黨內權力鬥爭都是冠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名義來體現，而如今的黨內權力鬥爭則都是以冠冕堂皇的“反腐敗”來體現。但實質內容都一樣，通過人事變動來牢牢掌握政權。
2002年1月，趙達功先生曾在《中國之春》發表文章《胡錦濤上臺後定將討伐前朝權貴》，當時他分析，中國歷史上的皇朝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共也不例外，“哪一個領袖都要靠否定前朝來樹立威望”，也是權力鬥爭的需要。鄧小平否定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清理了毛的繼承人華國鋒，實行了“改革開放”；江澤民所謂“三個代表”理論，實際上是否定了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且借助于鄧小平清理了胡耀邦、趙紫陽在黨內的勢力；胡錦濤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實際上是取而代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著手清理“上海幫”人馬，以反腐敗名義將上海幫大將陳良宇拉下馬，震懾及牽連一批上海幫勢力，加上黃菊病死，整個“上海幫”大勢已去，至此十七大召開之前，胡溫已經牢牢把握住了權力，形勢已經明朗化了。
2、中共的意識形態危機。
中共自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意識形態的鮮明色彩從不動搖。所謂的“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其中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都是空口號，並沒形成什麼理論體系。而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共只是為自己貼上的標籤，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為事實上，從鄧小平時代開始，馬克思主義已經被中共拋棄，所謂的社會主義已經徹底演變為權力與資本相結合相依賴的最壞的那種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所持有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學說，給人類社會帶來了一個多世紀的災難，直到蘇東變革，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在全世界失敗。馬克思主義或許在朝鮮、古巴這樣的獨裁專制國家還有市場，但在中國已全然失敗。中共所實行的專制，與馬克思主義無關，僅僅與傳統的中國專制制度一脈相承。在社會主義制度上，公有制已經讓位於私有制，計劃經濟已經讓位於市場經濟，按勞分配已經讓位於權力和資本對勞動和資源的掠奪。
無論如何，中共已經沒有了自己政黨獨有的意識形態。也許從我們所看到的傳統文化熱、孔子熱中去體會，莫非中共只好找回儒家傳統的意識形態？
3、胡溫政權面臨來自中共內部的左右夾擊。
在中共和胡溫政權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同時，無法完全控制黨內蠢蠢欲動的各種思潮。今年7月12日，中共十七位“老部長、老同志”開始發難，他們在左派大本營“毛澤東旗幟網”發表長文《關於對山西黑磚窯事件等問題的認識和關於十七大的建議》公開信，此公開信借助黑磚窯事件挑戰胡溫政權。簽名的這十七位有前任部長、退休外交官、大使和軍隊將領，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頂尖院校及智囊機構的學者。聯繫人馬賓是江澤民、李鵬的老上司，引人注目。公開信說，山西黑磚窯以及一些類似黑磚窯的事件，“分明是資本主義包含著某些封建主義、奴隸主義原始積累、殘酷剝削、人吃人的悲慘世界的景象，”完全背離了共產黨的宗旨。公開信呼籲中共回到正統的馬列毛軌道上來，停止國有企業私有化，阻止資本家入黨。
與此同時，黨內的右派，我們也可稱之為自由派或改革派，一直以來在其大本營《炎黃春秋》期刊發出聲音，試圖借助“總設計師”鄧小平來推動黨內民主建設和政治改革。前不久一期的《炎黃春秋》發表了以“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藍圖及其實踐”為題的封面文章，文章指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了舉世震驚的政治風波”後，“我國當時正在蓬勃推進的政治體制改革難以再按照鄧小平設計的藍圖和黨的十三大的部署繼續進行了，而是將這個藍圖和部署暫時擱置起來了”。文章還指出，“對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根本不提了，還撤銷了黨的十三大按照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藍圖所採取的許多重要舉措。比如，已經撤銷的政府各部門黨組，又完全恢復了；分別設置的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政府監察機構，被合而為一為‘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了”。這種“以党治國”和“党權高於一切”的壟斷、官僚、缺乏真正的民主機制以及對政府的監控，導致“腐敗現象蔓延的趨勢愈益顯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貧富懸殊愈益擴大，醫療、住房、教育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壓在了廣大老百姓的頭上”。
來自左右的夾攻，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都以現實社會矛盾激化作為切入點，如貪污腐化問題、社會不公正問題。但左右訴求則大相徑庭，左派要求回到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道路上來，右派則要求黨內民主化，要求政治改革。
胡溫政權面臨左右夾擊，採取的措施是左右開弓，一面封殺左派大本營“毛澤東旗幟網”，一面胡錦濤親自出馬，否定“民主社會主義”，重申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胡錦濤左右都不買張，我行我素，“霸王硬上弓”，繼續推行虛幻的毫無任何價值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
二、“和諧社會”的落實使中共演變成“維持會”性質
中共十七大將給權力鬥爭暫時畫上句號，鞏固的胡溫政權將繼續兜售其“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同樣這只不過是空洞的口號。
1、堅持一黨專制，避免任何政治改革
中共的任何政治改革都可能危及其專制政權，因此，十七大不會在政治改革上有所鬆動。過去，中共開明領袖胡耀邦、趙紫陽試圖進行有限的政治改革，遭遇了失敗的命運。儘管鄧小平過去也提出要政治改革，但是從哪里入手，如何進行政治改革，始終沒有進行過討論。
胡溫執政幾年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要進行政治改革，反而更加保守。2004年，胡錦濤在一紅頭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這就暴露了胡溫沒有新政，根本沒有政治改革的傾向，許多知識份子眼中的“胡溫新政”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
劉曉波先生分析說，“以目前中國的現實和黨心民意而論，這樣的批示，真會讓國人找不到北，包括中央高官和地方諸侯，大概也很難理解。南美的獨裁者卡斯楚離中國太遠，實質上對中國的內政外交無甚影響，中共高官施捨古巴，無非想證明自己是所剩無幾的共產國中的老大。金正日這張牌，除了基於外交上的地緣政治需要，特別是與美國周旋的需要，中共需要用經濟施捨來打打之外，金家極權在大陸民間和中共黨內的評價中，皆是最失敗的國家。而且，以金正日的蠻橫加流氓的本性而論，中共的援助也未必能讓小金俯首稱臣。對中國內政來說，兩極權小國仍然是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學生，奉行那套殘暴的極權統治術，中共還用學嗎？直接回到毛時代就行了。”
胡錦濤不擔心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共專制政權直接的武裝顛覆，最擔心的是國內發生“顏色革命”。如果允許進行政治改革，必將一發不可收拾，顏色革命既然在前蘇聯和東歐發生，也可能在中國發生。
2、中共策略：笑裏藏刀的“和諧鎮壓”。
市場經濟已經形成，不可能再倒退到毛澤東極權時代，胡錦濤又害怕“顏色革命”，那麼胡溫政權只能做的就是維持現狀。
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的口號與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是一脈相承的，本質上是一回事。什麼叫“和諧”，什麼叫“穩定”，在胡溫看來，那就是沒有上訪，沒有反對的聲音，沒有維權事件，沒有遊行、示威、罷工，沒有家庭教會，沒有民間組黨結社，甚至沒有民族主義的“反日遊行”……，總之，只有中共在發號施令，任由中共的鎮壓和擺佈，這樣就“和諧”了。
民間已經把“和諧”兩個字當成笑話了。如果你在論壇、博客上有獨立政治見解的帖子被刪除掉，語言上改成帖子被“和諧”了；因言治罪的不同政見者被關進監獄，那也是被“和諧”了；如果員警找你喝茶吃飯，那也是“和諧茶”“和諧飯”；或者員警會帶你去旅遊，那也是“和諧遊”……，總之，“和諧”就是鎮壓。
中共已經不能回到毛澤東時代赤裸裸的群體性鎮壓形式，這個世界已經進入到互聯網時代，市場經濟的特點就是自由，人們有不同的觀點、意見總是會通過各種管道表達出來。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是，中共的敵人已經不是所謂階級敵人，不是地富反壞右，而是廣大維權的工人、農民、市民和知識份子。都抓起來？不可能，監獄不夠，警力不夠，而且由於面對的是大多數，很容易引起民變，成本太高。
3、縱容地方政府胡作非為，維持所謂“和諧社會”
幾年來，胡溫政權對付不同政見者和維權人士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十七大後將會繼續延續。主要的手段還是監禁、軟禁、恐嚇、竊聽、跟蹤等。不過，看起來胡溫政權不得不放開地方政權的手腳，任憑其胡作非為，不惜一切代價進行鎮壓，維持所謂“和諧社會”。
1998年5月，山西記者高勤榮率先揭露運城地區弄虛作假大搞假滲透工程。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報》讀者來信內部版刊登了高勤榮采寫的文章“山西運城搞假滲灌浪費巨額資金”。緊接著，《南方週末》、《民主與法制畫報》、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調查》和《焦點訪談》、《中國青年報》、《農民日報》、《中華新聞報》等多家新聞媒體，都相繼作了報導，真相大白於天下。中紀委領導批示，要求“山西省紀委先行查處”。但這麼一個大膽揭露弄虛作假的記者，卻被地方當局陷害，重判12年。胡溫政權對案件一定很清楚，但就是放縱地方政府的胡作非為。
被譽為“太湖衛士”的江蘇省宜興市周鐵鎮村民吳立洪因多次向全國人大、國家環保總局舉報當地企業非法排汙以及環保部門不作為，原本與浙江省環保人士陳法慶共同狀告國家環保總局瀆職的行為，反而涉嫌刑事犯罪被警方逮捕。2006年10月27日，國家環保總局仍授予宜興國家環保模範城市稱號。吳立洪曾向環保總局多次反映情況，並要求總局撤銷宜興“國家環保模範城市”稱號，未果。吳立洪顯然是得罪了地方政府。
上海律師鄭恩寵，由於代理上海的一些拆遷糾紛案件，並向中國上級政府告發上海高層的一些貪污案件，涉及周正毅、黃菊、陳良宇、韓正等人，竟然被上海當局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期徒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陳良宇垮臺了，周正毅再次入獄，儘管如此，鄭恩寵依然被當局嚴格監控和軟禁。
高勤榮、吳立洪和鄭恩寵的案子說明什麼問題呢？胡溫政權反對自己的政敵，同時也反對敵人的敵人，胡溫樹敵面太廣了。
胡溫維持“和諧社會”需要地方政府支援，那麼只有容忍地方政府胡作非為。這個政權顯然已經淪為“維持會”性質了。
三、經濟危機將會迫使胡溫政權進行政治改革
我們不相信十七大胡溫政權會開啟政治改革，但十七大之後怎樣呢？
中共黨內至少現在看不出有戈巴契夫，也許中共與蘇共本身的權力結構就不盡相同。幻想出現戈巴契夫，不如就往最壞處想。在中共沒有產生具有新思維和敢於公開化的戈巴契夫式的領袖狀況下，中共是否會進行政治改革？我的觀點是，胡溫政權不會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但可能會被迫進行政治改革。
胡溫或胡溫以後的中共政權，都是以維持現狀為目的進行統治，現狀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但中國經濟在“發展就是硬道理”驅使下，由於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必將出現的是社會發展不平衡，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革命就會到來。
中國發生經濟危機可能從金融危機開始，也可能是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致使作為世界一體化經濟一環的中國受到影響。由於加入WTO，中國的越來越依賴於世界市場，不僅產成品依賴於出口，原材料、能源也日益依賴於進口，哪一個環節發生阻滯，就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發展就是硬道理”，但一旦發展受阻，“硬道理”就成了“沒道理”。社會的發展和建設不僅僅是經濟，隨著經濟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制度也應隨同發展，否則，社會發展就不平衡，社會矛盾必然顯露，危機從經濟危機開始，導致的是政治危機。
有報告顯示，中國城市人口已達11億之多。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建設和工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湧進城市的農民實際上已經不能稱之為農民，他們與城市融為一體，成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部分人不可能再返回農村進行農業生產。經濟危機到來時，大量企業破產，大量的工人失業，很不成熟的社會保障制度難以救濟失業大軍。於是，“要吃飯，要就業”的抗議聲必將連成一片，“要改革、要自由”等政治訴求成為響亮的口號，專制政權的員警、軍隊、監獄等國家機器已經無法控制局勢。這時，革命要“分娩”了，中共黨內基於權力鬥爭也罷，基於維持政權統治也罷，政治改革被迫要擺在第一位上。
前蘇聯和東歐的政治危機也是經濟危機所促成的，由於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本身的反科學性，由於與西方國家的軍備競賽，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經濟上難以維持專制政權的統治，這種狀況下，不僅前蘇聯要產生新的政治開明領袖，迫使進行政治改革，東歐國家內部此起彼伏的群眾鬥爭，也在醞釀著“顏色革命”。
從鄧小平開始，中共已經認識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中共沒有真正接受前蘇聯的教訓，在他們看來，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垮臺，來源於經濟的貧困，因此，中共要接受教訓，要“發展就是硬道理”，只要經濟發展了，中共政權就會牢固，看起來這是順理成章的。但淺顯的道理是，經濟在發展，經濟發展會不會停滯？經濟危機會不會爆發？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政治變革，沒有與自由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治自由制度的建立，必然導致權力與資本結合，必然導致不可收拾的腐敗蔓延，必然導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社會矛盾激化，這些都是政治革命的要素，而經濟危機不過是導火索而已。
相信，胡溫政權正在面臨這一局勢的到來。
2007年9月14日
《人與人權》10月- 2007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