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6日訊】【新世紀特稿2007年11月15日】中國共產黨把它的“創新理論”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吹得天花亂墜，那麼，就免不了還是要對它的十七大報告作一番分析。
江澤民掌權十三年，弄出一個“三個代表”思想，而胡錦濤則接二連三，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讓人眼花撩亂。不過，都是概念、口號，只有一個的時候顯得很重要，弄得多了，就要選擇。選一個最能體現胡總書記思想的概念當然不是兒戲，看來中共理論家們真是動了一番心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噢，中選的是“科學發展觀”。
比較而言，“三個代表”雖然是“重要思想”，畢竟只涉及建黨理論，而胡記三概念，都涉及整個社會發展，自有某種優勢。至於選中“科學發展觀”，將胡記概念概括為“重大戰略思想”，似乎又減弱了它們的理論色彩，或者說，鄧、江還算是思想家或理論家，而胡總書記則自命為戰略家了。
但是，似乎更有些不倫不類。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很難說它們是“戰略思想”，“戰略思想”其實只針對著“科學發展觀”。當然，這難不住中共的理論家們。他們竭力地構造其“理論體系”，當然就要理順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而“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看看，“科學發展觀”果然有“戰略”性，一下子，將三個概念串了起來。
串是串起來了，那畢竟只是表面功夫，進入具體論述，就還是露出其蒼白的本質。
中共十七大報告論述其“科學發展觀”，要求“轉變發展方式”，其分析的根據，是指出目前“發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徵”，它們表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當前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在新世紀新階段的具體表現”。
也就是說，建國迄今的發展之所以還不夠“科學”，是基本國情的表現，是目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現。那麼，國情及其表現，矛盾及其表現，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據說，“科學發展觀，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來的”，但是，報告中的分析本身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無論對國外經驗或本國實踐，在理論上都缺乏把握的能力。它號稱“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卻對馬克思學說的薄弱環節毫無貢獻，它號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是在社會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的具體分析方面，遲遲沒有真正的進展。
在馬克思學說薄弱環節上無所作為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市場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前景，指出了其內部孕育的社會化趨勢將形成新的生產方式，取代市場經濟。但是，市場經濟全球化對於資源、環境的沉重壓力，地球的自然資源環境是否能夠支撐人類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是否能夠支撐到新社會的到來，這些重大的問題，在當時，基本還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這是馬克思學說的一個薄弱環節。
馬克思認為，社會經濟的基本規律，是“按比例分配勞動”的規律，在市場經濟中，勞動異化為價值，則這一基本規律的實現形式，為價值規律，它在資本主義階段上，則表現為剩餘價值規律。將這一思想擴展到人口再生產方面，意味著分析人口再生產中的比例關係，而人口與經濟的領域，儘管與自然生態有密切聯繫，基本上還是“以人為本”，以人的需要為本。在當時，諸如增長的極限、資源及環境對人類經濟活動的制約，人們在理論上注意得不多。
不過，一些基本的分析還是有的。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僅僅以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為目的”，更具體而言，“在今天的生產方式中，面對自然界以及社會，人們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顯的成果，可是後來人們又感到驚訝的是：人們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為所產生的較遠的影響，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他警告說，“我們對自然界的全部統治力量，就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可以說，這是馬克思學說當時對於“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論述。
到上個世紀，隨著“增長的極限”觀念出現，人們對於發展的環境及生態制約的認識逐漸深入。可是，中國共產黨對此不僅毫無作為，反而表現出自以為是的狂妄，擺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態。不錯，馬克思學說的這個方面是薄弱環節，而且，許多發展問題在馬克思的時代不可能展開論述，而這正是後人展現創造力的地方。然而，中共的表現證明，它根本缺乏理論創新的能力。
中共的理論家們，看家的武器是中共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以為，有了這一制度，就扭轉了乾坤。面對“按比例分配勞動”規律，他們杜撰出所謂“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將“有計劃”提高為規律，完全忽略計畫在經濟中的成長過程。對於資源及環境的制約，他們將其視為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事情，似乎有了“社會主義”制度就自然地擺脫了這種制約。這種態度造成的嚴重後果是，中共長期忽視經濟增長對環境的破壞性，長期忽視污染的存在與發展，長期陶醉于資源的“地大物博”，同時，在國有體制壓抑創新、壓抑技術進步的基本環境下，長期忽視資源效率提高。
更為嚴重的是，一旦對市場經濟的封鎖與限制有所放鬆，經濟活力湧現，增長加速，矛盾就迅速地發展，而中共對此缺乏思想準備，且囿于傳統觀念及特殊利益束縛，猶猶豫豫地被動應付，致使矛盾迅速地尖銳化起來。
不過，在改革開放初期，思想禁錮在相當程度上被衝破，出現了較明顯的多元化趨向。這種狀況，本來有利於中共有所改變，在自己的“先進性”方面有所作為。
當時，國家確定到20世紀末經濟“翻兩番”、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一千美元的目標時，科學家們經過計算發現，能源增長有其限度，而能源效率難以迅速提高，能源基礎對於增長將構成嚴重制約。他們對中共提出了警告，迫使其修正了計畫目標的指標。這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上半葉就出現的徵兆。它表明，資源環境的制約已經迫在眉睫，而人們也已經意識到這種制約。
但是，中共表現出的，是它的“頭痛醫頭，腳疼醫腳”的官僚化特徵，對問題徵兆的意義缺乏深刻的把握，在發展的戰略思想上沒有相應的重視，只能在發展中亦步亦趨。
於是，人們看到的是，中共對於人口、資源、環境生態，“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顯的成果”，是以取得“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為目的”。
人口方面。中國大陸人口迅速增長，到文革後期已號稱八億，比建國之初時增加了近一倍，而且增長勢頭強勁，九億、十億的關口在短期內迅速突破。從文革動亂走出來的中國，渴望著經濟增長能夠改善人民生活，而人口增長則對經濟增長造成沉重壓力。中共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態勢面前慌了手腳，匆匆忙忙地將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並且，很快就向著“仿佛是同一方向”跨出了一大步，匆匆忙忙地放棄了溫和的家庭計畫型的“一個不少，兩個正好”政策，改行嚴厲的行政控制型“一胎化”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狀態，理所當然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但中共頑固地將“計劃生育”與“一胎化”等同起來，頑固地拒絕批評，堅持自己的做法。數十年間，在造成無數民間痛苦的同時，計劃生育部門成長起來，形成了它的部門利益。它沾沾自喜地吹噓“少生×億人”的成就，無視老齡化的嚴重影響，以“專業權威”姿態脅迫中共不動搖地支持其維持“一胎化”政策。
依國際經驗，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會出現生育意願減弱、人口增長逆轉的趨勢，而老齡化即為新生人口增長難以抵消老齡人口增長的自然後果。這種情況，目前在歐洲、日本尤為典型（俄國情況較為特殊），它們為改善人口狀況付出了艱苦努力，卻成效不彰。中國也正在出現明顯的老齡化發展趨向，生育意願下降的情況也已經出現，而且，這種狀況基本上不是社會發展之自然結果，而是“一胎化”政策的惡果。這一政策若繼續長期維持不變，自然結果逐漸出現，將與人為的政策影響形成共鳴或共振，中華民族的災難就會降臨。
不言而喻，中國共產黨如何對待其一手推行數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是對其“科學發展觀”的嚴峻考驗。
資源及環境方面。中國經濟要增長，要現代化，對資源的需求是巨大的，而它的問題則在於，它的資源基礎相對薄弱，且資源利用效率較低。面對“增長的極限”，人們的對策，一是爭奪現有資源，一是以技術進步應對，提高資源效率，尋求替代資源。隨著經濟實力增長，中共政府迅速露出在全球範圍爭奪資源的嘴臉，受到廣泛關注，而在技術進步方面，則囿於國有體制支配地位的制約，尚無起色。國有企業缺乏技術進步的內在衝動，它慣於恃強淩弱，依靠行政力量和行政壟斷欺負民營企業很在行，在技術創新上顯示實力則相形見絀。而改革是“增量改革”，民營企業從小到大、由弱到強，需要一個過程，初期時往往利用現有技術，甚至依賴於過時的技術；它們形成技術創新的實力，直到最近幾年才出現明顯的跡象。
於是，近數十年來，在市場化進程中，強烈的資源饑渴症，明顯的資源利用低效率，仍然維持著，同時，環境污染惡性發展，且數起嚴重的水污染事件都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業績”。可以看到，這裏環境污染的特點是，空氣污染已極其嚴重，但在國有體制的支配下，民眾只能被迫忍受，而水污染惡化到一定程度則導致生存危機，惡性事件在短期內四處顯現，陶醉在“先進性”之中的中國共產黨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但是，它還是那樣猶猶豫豫，還是那樣瞻前顧後，左怕國有企業治理污染成本高企而削弱其競爭力，右怕延緩增長、減少財政收入而動搖執政根基，不敢下功夫根治污染。
不過，最清晰地顯現中國共產黨之本質的，是它一貫以“長官意志”排斥不同意見、漠視科學與客觀規律，不惜以環境破壞、資源浪費為代價，強行推動建設專案的強勢執政作風。這方面，三峽工程決策最為典型。現在，有識之士反復痛陳的三峽工程之弊端正在逐一地顯現出來，山體滑坡、水土流失、誘發地震、水體惡化……，水力坡度以及礫卵石淤積等問題的威脅正在積累，更不用說，大規模移民已經造成巨大的人間痛苦，而且新一輪的更大規模移民又在施行。
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如何對待其強行推動的三峽工程，以及如何對待其執政期間出現的普遍性嚴重污染與生態惡化勢頭，也是對其“科學發展觀”的嚴峻考驗。
若論及發展的科學性，其基本意義有二，一是發展須與自然（資源與環境）相協調，一是發展須與人的生活品質改善相聯繫。而中國共產黨的所謂“科學發展觀”，對國有體制支配下的現行發展方式缺乏深刻的分析與反省，仍然強調的是其“第一要義是發展”，是“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那麼，就不能不深入推敲：其所謂“核心是以人為本”，其中的“人”，不能天真地以為是通常意義之“人”，其實卻是一心一意要“執政興國”之“黨”。
究竟是否如此，當然有客觀的衡量標準，那就是，要看中國共產黨對於弊端盡顯的“一胎化”人口政策和三峽工程，是否真能有所反省，做出根本性調整，對於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於它在種種神聖名義下造成的這種種弊端，是否能真下決心予以治理。
在矛盾分析上也無所作為
十七大報告對“科學發展觀”的論述之一，是“必須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並談及“促進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協調”。看上去，中共的理論家們似乎雄心勃勃，他們力圖把“科學發展觀”從經濟發展的層次，提高到社會發展的層次，對社會基本矛盾，亦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也展開分析，有所貢獻。
可是，其實只是看上去有點兒那個意思，實際上，口號就是口號，概念還是概念，所缺的，就是實際內容。
馬克思創立了唯物史觀，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展開分析，提出了剩餘價值理論，使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進入到較為具體的層次，對其在資本主義階段的具體表現，亦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展開了他的分析。
對馬克思學說的發展，最根本的，是發展其基本矛盾的分析。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要求分析矛盾的具體形式──對馬克思恩格斯等人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不斷地以實際發展狀況做出核對總和修正，而對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推行的變革，對其引起的社會變化，也同樣做具體的分析。
可是，中國共產黨推行其“社會主義”五十多年了，在這方面，還是毫無建樹。所謂“繼承與發展”，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儘管吹得漂亮，到底也還只是吹噓，實際內容基本上是一張白紙。
中共十七大沒有自己的理論創見，只好模仿五十年前八大的決議，認為目前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中共八大在反對個人崇拜、推動集體領導與黨內民主方面有所作為，但在理論上有錯誤。它的政治決議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而“這個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樣，實際上是把“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作為社會基本矛盾，而後人概括其精神而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的體現，是主要矛盾。這就在理論上出現了背離馬克思學說基本理論的危險。
“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根本否定了生產力推動社會發展的革命性和決定性作用。這一危險實際上在列寧時代就出現了，普列漢諾夫在其“政治遺囑”中對此提出了嚴厲批評，但這一批評直到近年才公諸於世。
毛澤東看來也有對馬克思學說的敏感，他反對八大決議的這個提法。不過，他顯然缺乏理論分析的能力，只是指出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仍存在矛盾，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其矛盾狀態是“又相適應又相矛盾”。在理論上，這種說法其實毫無意義，因為，按照馬克思學說，任何社會的基本矛盾，都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其矛盾狀態可以說都是“又相適應又相矛盾”。毛澤東的缺陷，是將一般矛盾與特殊矛盾混為一談；他專門論述過“矛盾論”，可事到臨頭，他自己還是在矛盾分析上敗下陣來。
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對待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一向採取著一種猶猶豫豫、自相矛盾的態度。它敢於承認生產力的決定性，甚至敢於取代工人階級，自己來擔當“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一在馬克思學說中有特定涵義的角色，但是，它又不敢正視生產力性質對於生產關係的決定性：它害怕，遵從了馬克思學說這一原理，將根本動搖其“社會主義”的根基。同樣，它一般地承認生產關係決定於生產力性質，承認社會主義是生產社會化趨勢的產物，但具體到中國社會，它本能地感覺到，宣揚“社會主義”的先進性，保持“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類的提法，從而模糊矛盾分析的焦點，對維持它的執政地位，有理論上的好處。
其實，基本矛盾分析並不神秘，也沒有多大的困難，需要的是有理論勇氣──如馬克思所說，“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臨到觸犯當權者時也不退縮”。
目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經數十年運行，其基本矛盾已經很清楚，即國有體制與現實生產力性質及其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社會主義”所處的實際生產發展階段，與資本主義相當。其中，工業化進程頗為坎坷曲折，生產的社會化在緩慢發展，然而，私人佔有一度被消滅，市場經濟受到嚴格限制，而國有體制逐漸地發展，即使在市場化改革中，也仍保持著它的支配地位與力量，甚至還有所增強和發展。另一方面，民有體制在市場化改革中再獲生機，也在逐漸發展，其中既有純粹的私有，也有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只是，儘管這種民有體制在曲折成長，在蠶食著國有體制，但整體而言它還處在國有體制的支配之下。在邊緣地帶，國有企業“私有化”，開闢出某種中間狀態，也同樣是在國有體制支配下才得以出現這一畸形的狀態。
顯然，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保護下維持著。這種所謂“社會主義”是“中國化”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學說之科學社會主義已沒有多大關係，但它對於維護國有體制的壟斷性和支配力量，對於維繫民眾對其的信任和信心，卻至關重要。中共十七大高調表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顯示出它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國有體制支配地位的堅定決心。為此，它不會任由市場經濟正常發展，會運用其實力堅持控制市場、壟斷資源，而國有體制與現實生產力性質及其發展之間的矛盾，也就會在相當的時期內繼續存在。未來，倘若改革有實質進展，倘若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崩潰，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某種混合型的佔有體制。究竟如何，目前還無法斷言，可拭目以待。
至於有人提出，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已是“弱勢群體日益貧窮與特權階層日益富裕的貧富的懸殊矛盾”，作為一種分析或一家之言當然未嘗不可，但它與馬克思學說範疇的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有相似之處，也有區別。不過，參考這類分析，可以認為，多數民眾與少數權勢階層之間的矛盾，正在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它體現著社會的基本矛盾。
應該看到的是，民眾與權勢階層之間，貧富懸殊最為顯眼，但它畢竟只是矛盾狀態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經濟生活中自由程度的懸殊差別，以及政治參與程度的懸殊差別。改革開放以來，前者有了很大的變化，後者也有很大變化，但變化的方向似乎相反。在經濟中，自由的空間有所擴大是事實，但個體經濟近年來出現萎縮，國有壟斷力量在增強，也同樣是事實。在政治上，實際的言論自由有所發展，控制力量有某種程度的減弱，但同時也有相當程度的增強，更重要的是，權勢階層運用其迅速增強的實力而影響立法、司法與執法，出現了很強的勢頭，這種狀況，與公民權利被嚴格限制的狀態，恰成鮮明對照。
中國共產黨已經沒有勇氣面對或正視這樣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當年的毛澤東還有一點兒承認矛盾的勇氣，還有一點兒對馬克思學說的敏感，而今，中共因為要把國家控制在自己手裏，自身不可避免地國家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並且在毛澤東的“文革”失敗後官僚化更惡性膨脹，全黨籠罩在官僚習氣之中，對馬克思學說要求的矛盾分析，當然避之唯恐不及。
這樣分析下來，可以看到，儘管中國共產黨為它的“科學發展觀”堆砌了許多溢美之詞，其實際內容，終究是蒼白無力的一堆概念與口號。它所謂“發展”，只是一句空話而已。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