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毛澤東先生，五十二歲了。灰色通草帽，灰藍色的中山裝，蓄發，似乎與慣常見過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寬大得很，這個在九年前經過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戰首都的土地了。’‘毛先生寬了外衣，又露出裏面的簇新白綢襯衫。他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廣漆地板的客廳裏的一切，顯然對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
這是子岡寫的《毛澤東先生到重慶》中的兩段。1945年8月29日刊出於當地大公報後曾轟動山城，幾十年後仍被公認為具有歷史意義的新聞特寫。其中所提九年前經過四川境暗指‘長征’。
子岡，原名彭雪珍，1914年生於北京，祖籍蘇州。1934年1月在《中學生》發表小說《獄囚》，首次使用筆名“子岡”。此前因徵文比賽與徐盈通信，37年喜結良緣。她曾采寫魯迅葬禮，以及‘七君子’案中的唯一女性史良，38年1月參加大公報漢口版工作，同年8月夫婦雙雙加入中共。她以文筆尖銳潑辣著稱，其作品揭露日寇罪行，謳歌抗戰英雄，廣受讀者歡迎。尤其在重慶時期她宣揚團結抗戰，關心人民生活，於記者招待會上詞鋒犀利，痛斥發國難財的國民黨權貴，大快人心。將近半個世紀後，她的同事朱啟平在《哀子岡》一文中寫道：‘抗戰八年，子岡的工作，有益於人民，有益於國家，是中國新聞界傑出的代表。’絕非溢美之詞。
抗戰勝利後，徐盈擔任大公報北平辦事處主任，她隨夫北上。此期間，她改以采寫社會新聞為主，然後發掘其政治意義。那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深深打動了讀者。對此，報社領導特地寫信予以獎勵和勖勉。
隨著京津易幟，她參加了大公報改組的工作。但她不想當官，只想當記者。曾先後出訪蘇`匈及印度`芬蘭等國，寫了大量通訊特寫。對於身邊所見的發生了顯著變化的人和事，例如梨園戲子`妓女`員警等，她都進行了採訪，不料卻遭指責為‘缺少政治觀念’。後又因報導北京托兒所嚴重不足而受批評。
1951年她調任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55年出任新創辦的《旅行家》月刊主編。刊物富於生活氣息，敢於揭露陰暗面，大受好評。
整風鳴放中，她基於自己成長的道路與經驗，針對當時新聞界的弊端，大膽建言，強調記者應獨立思考，有起碼的獨立作戰能力；同時為文匯報寫了題為《尊重新聞記者》的社論，抨擊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粗暴對待記者的行徑，結果被打成右派。而上述對毛的歷史性報導，也被說成是‘惡毒污蔑’。更匪夷所思的是，她請朱啟平翻譯稿件，朱回函給她約時敍談，信中戲稱見面為‘會師’，竟被解讀為搞陰謀，連私人信件中開玩笑也成了罪狀！57年8月1日，人民日報大字標題刊登報導《彭子岡墮入右派泥潭》。個性耿直剛毅的她當然不服，8月1日人民日報第三次點名批判她，她丈夫`時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副局長的徐盈也遭點名，雙雙罹禍。
1958年子岡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撤職下放河北安國縣農村勞動改造。徐盈則遣送湖北麻城勞動，患難夫妻天各一方。過了一年，膝蓋舊疾復發的子岡獲准返京，帶病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繼續勞動。徐盈則因鄧穎超關照調回北京民族出版社任編輯。但61年徐又下放山西，且實行連鍋端–全家一個不留。子岡不甘屈服，徑找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申伯蓴，終獲安排到該處的文化組任組員。她重慶時期的同行名記者浦熙修是副組長。同事中不乏獲特赦的國民黨戰犯，每天翻舊報紙整理資料。她從新聞記者變為‘舊聞記者’。
然而，文革開始後，她和徐盈又陷於風雨飄搖之中。69年子岡隨全國政協機關下放湖北沙洋幹校勞動。這對於其病體無異百上加斤。好不容易熬到10年後的撥亂反正，才總算沉冤得雪，‘官復原職’。她抖擻精神，重操筆桿，佳作接二連三，依然妙筆生花。不料80年冬，卻因腦血栓猝發入院，搶救後仍落下了半身癱瘓，在輪椅中和病榻上度過了最後八年。
1988年1月9日，在其記者生涯中，曾演繹‘巾幗不讓鬚眉’傳奇的子岡溘然長逝。知交朱啟平在美聞訊，當即撰文哀悼。文中緬懷子岡當年在重慶‘才華敏捷，傲笑公卿的風姿’，慨歎：‘生老病死，人人難免。但一生中最可以好好工作的二十年，平白無辜地被打入地獄，而重見天日，為時不久，即久病不起—對子岡這樣一位英才，命運太殘酷了，令人心碎！’
誰之罪，豈非她筆下那位‘鄉野書生’出身的無道之君乎？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