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訊】過去對國民黨的「反共」認識，多是從政治上來觀察，因此流於「共產共妻」、「殺豬拔毛」等八股口號。但是有幸閱讀國史館提供的雷震先生在他主辦的「自由中國」所撰寫的文章，看到他對共產黨鞭辟入裏的分析，甚為折服，因為不但有切中時弊的政治分析，還有深刻的哲學論述，讓人們知道共產黨的本質是甚麼。不過我也發現，在「自由中國」存在的十一年中，他所撰寫的社論與署名文章，前半期著重對共產黨本質的批判，後半期則討論如何反共，也就是能否用共產黨的方式來反共，實際上是「獨裁反共」或「民主反共」，也是這一部份，得罪了蔣介石國民黨，導致十年囹圄之災。對一個從共產陣營背叛出來的我，也一直面臨反省自己的過去，從理論上與共產黨徹底決裂的問題，自己從中感到受益匪淺。
我認為，雷震對共產黨的政治批判最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共產黨本質沒有人性。
例如一九四九年創刊號上他發表的文章題目就是「獨裁，殘暴，反人性的共產黨」，他說﹕「今馬列主義乃以階級鬥爭之理論，使同一地方，同一民族，都要發生內部鬥爭，甚至主張家庭革命，使父子兄弟乃至夫婦之間，都有極激烈的鬥爭，甚矣。人之不仁也﹗吾恐自有歷史記載以還，從來沒有如此『違反人性』『違反自然』之教義，這不是邪說誣民是甚麼﹖」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的文章中，他痛斥﹕「今日大家罵共產黨徒是『共匪』，然匪猶『人』也，盜亦有道也。盜匪尚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親，朋友之義，人類之愛，而共產黨徒的一切作為，簡直是禽獸之不若，豈能與盜匪相比擬哉﹗」他還說﹕「我們和共黨之間，有一根本差異，絕對不能相容之處，即共黨把人們當作工具，當作物料，一切計劃設施，不以人性為出發點。……我們是把人當作一個『人』。人有人性，我們的政治，是以發展人性為出發點。人性的基本要素，是有同情心和正義感。……可以說，我們的政治是『人性政治』。一切不離人性，一切是為人性。」所以這以前雷震曾把共產黨喻為「人類底公敵」。而一九五八年的一篇社論裏，他更指出共產黨殺人不是因為衝動，而是有哲學基礎，有計劃性。雷震還推崇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晚年「沉思熟慮六七年」背叛列寧主義後對自由民主的認識，可見有人性的知識份子對共產黨會有同樣的認識。雷震在一九五五年還提出「為保持人類尊嚴而反共」，「反共既是為的人類尊嚴，則反共事業的本身，就是一個人權運動。」當今台灣應該強調為兩千三百萬人的尊嚴而反共的「人權立國」國策。
二，對「共產黨微笑」的警覺。
從美國政治人物杜威一九五一年發表「當心史達林微笑」一文，雷震認為﹕「和平的最大危機是是史達林發動其和平攻勢」。由此雷震分析共產黨基本思想方式的三大特點﹕曲線運動、矛盾發展、通體相關。在「直線」的目的無法達到時，就走曲線道路，「共黨之高妙處，就在它常能採取許多人看來與其目的相反的手段以達到它的目的。」他舉例說，「抗日戰爭剛一結束，共黨明明發動內亂，它卻提出『反對內戰』的口號以為掩護。中國共產黨，正同各國共產黨一樣，明明是要實行一黨專政，它卻提出民主口號來掩飾。總而言之，它說甚麼的時候，，就是正在做相反的事的時候。」雷震還以流氓的欺軟怕硬、恃強凌弱性格來形容共產黨，號召民主國家應提高警覺。但是雷震并非盲目的反共，他在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共產主義者，一方面是極度狂妄的理想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是極度冷酷的現實主義者。這并不矛盾﹕前一特性，表現於他的目的﹔後一特性，則表現於他的手段。他們不打無把握之仗，他們更要避免打必敗之仗。」對共產黨這種兩面性，很少有人看的像雷震這樣透徹。這些話，對當前臺灣的中國政策，仍有暮鼓晨鐘的作用。
一九五八年八月雷震所寫的長篇社論「論二分法」，對共產黨哲學思想辯證法予以解剖。他認為「二分法無疑已成國際共產黨人普遍採用的基本思想方式﹔並且成為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社會觀之基本骨幹」。這種非此即彼、非國即共、非富即窮、非善即惡、非光明即黑暗的思維方式，正是共產黨鬥爭哲學的理論基礎。但雷震寫這篇文章的目的，除了批共產黨，還因為「有一部份號稱反共的人士也抱持這種思想方式」。雷震與這些人士的爭論，是關於如何反共的爭論，見諸於後來他所發表的多篇文章中。
之所以這個爭論在後期日趨激烈，甚至導致「自由中國」被封閉，雷震本人也被捕，乃是因為國民黨遷台後，「反共大陸」不但淪為空洞的政治口號，甚至作為為堅持獨裁統治的藉口，打壓不同意見，包括打壓「自由中國」的中肯意見。
在「『共黨語言可以襲用嗎﹖』書後」、「拿出大氣派來應付敵人政治攻勢﹗」、「建立反共知識的權威」、「如何、應付共匪的和談攻勢﹖」、「我們應該怎樣來反共」、「不要怕民主」、「反共大陸問題」、「關於『反共大陸問題』的問題」、「讀胡適先生在聯大的演說」、「以行動為號召」、「救國主義與亡國主義的對照」、「自由民主是反共的活路」、「反共的方法問題」、「睜開眼睛看當前世局——不要因愚昧的宣傳害了自己」等等社論與文章中，越來越明確的對當權者的反共手段大表非議，主要有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不可以用共產黨的手段反對共產黨。不能與共產黨一樣，在政治上「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否則會有兩個結果﹕一，如果目的與手段，不是手段使目的迷失，就是走到與原有目的相反的道路。二，如果有一方接受對方的精神，久而久之，一方會變成與對方同質的東西。因此他同意殷海光的意見，學習敵人方面﹕「兩個敵對體在鬥爭過程中，應只限於物質方面的手段，而不是精神、思想、和觀念。」但是在對敵鬥爭中學習共產黨的策略應該可以討論，不能書生氣十足。
第二，要實事求是的反共。雷震批評國民黨雖然反共，但是並沒有真正瞭解共產黨。「以我們平日所看到某些匪情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來看，大都是帶著很濃厚的宣傳的意味，幾乎可以說是先有了結論，然後再從其所能蒐集的資料中去證明那一個結論的正確性。」這種研究報告也就是政治性而不是學術性的。西方國家不大能接受這樣的研究報告，也就是因為它沒有權威性，因為他們認為是自私的成見，主觀的願望。他說﹕「人不能總是生活在願望之中。人更需生活在現實裡。」這是對空談「反共大陸」的批評。但是雷震也認為﹕「我們沒有能力在物質方面趕上西方，在反共的知識方面，則很可能達到為人不可及的境地。」這個願望現在還有效，因為最瞭解共產黨的是中國人、香港人與台灣人，但是中國沒有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香港也在倒退中，台灣應該成為研究中國，而且是反共的重鎮。
第三，反共的國家自己也必須是民主的國家。雷震說﹕「反共的國家不僅在國際關係上必須與自由民主的國家站在一邊，而且在內政上也必須是自由民主的。」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自由口號，雷震委婉的批評說﹕「按照邏輯的推理，凡是將來要行之於光復後的大陸者，應該能先行之於政府現在所能管轄的台灣﹔如果今天不能行之於台灣，人們就不容易相信將來會行之於大陸。」到一九五八年，雷震的批評就說得更清楚了﹕「談『反共復國』而不談『自由民主』，則滿盤都是死子。……老實說，我們今日要與共黨匪徒比暴力、比物量、比狠氣，已經沒有取勝的希望了。……我們今日要制勝共黨，只有在政制方面與它相反，只有行它所不能行的事。」「如果我們藉實行自由民主向他們作政治進攻，那末他們簡直無法招架。」雷震很早看出了反共大陸的虛幻，而主張以自由民主向共產黨進攻，五十年後的今天這些仍然是字字珠璣。
雷震對國際關係中的反共問題也有許多論述，對國際政治的現實也洞若觀火，這裏就不再說了。
綜觀他對共產黨的認識，除了來自自身的學養，相信他在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及一九四六年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期間與共產黨打交道而有深刻的認識。而對自身所處的反共陣營，他也有深切感受而哀其不爭。他的赤子之心不但沒有得到當局的諒解，甚至被判刑十年。顯然，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是根據列寧主義建立起來的獨裁政黨，雷震「反共」的結果也必然「反國」，終於導致他與國民黨的決裂。他的思想的進一步轉變導致在他出獄後適逢聯合國「驅逐蔣介石代表」時，於是公開提出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的口號，其內容﹕第一，以「民主」作為建國理念﹔第二，以當時台灣及其一千四百萬人作為國土和人民﹔第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第四，「中華」應是血緣與文化上的傳承。雖然這個口號與「台灣國」還有些距離，但是已經比「中華民國」前進了一大步。
從雷震的反共思想，我體驗到我們的國策應該著重幾個方面﹕
第一，共黨本性難改，除非它放棄一黨專政，推行民主政治，否則不能輕易相信它的「和平攻勢」。
第二，「反共」也要實事求是，要知己知彼，尤其是認真研究對手，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政策。
第三，充份認識舊的威權體制對台灣的毒害，深化台灣的民主改革及轉型正義不容懈怠。
第四，克服「二分法」的簡單思維，做民眾的工作，尤其是運用媒體與教學，擴大對民主價值與本土意識的認同。
馬英九雖然曾經代表國民黨就「自由中國」向雷震家屬道歉，但是國民黨如果要洗心革面，丟棄列寧主義的渣滓，更重要的還是吸收雷震「民主反共」的精神，參與推動台灣的民主化及轉型正義，并且拿出雷震的勇氣，用意識形態衝擊中國共產獨裁政權。
（在《「雷震與反共國策」座談會暨「雷震案史料彙編」電子書發表會》上的發言 2007-9-2）
「民主論壇」首發 2007-1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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