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4日訊】我津津有味地讀完《民主中國》上張顯揚先生的文章《「三個代表」與「奏哀樂」》，腦中浮現出這麼一副場景：在某中學的語文課堂上，一向成績欠佳的官家公子江澤民同學交了一篇題目叫做「三個代表」的作文。在一幫紈褲子弟的吹捧下，江同學顯得有些洋洋得意、自我陶醉。這時，坐在講台上的張顯揚老師再也看不下去了：「江澤民同學，有你這麼遣詞造句的嗎？代表、先進、生產力、文化、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這些詞你一個也沒弄懂、一個也沒用對！」老師輕蔑地把江的作文扔到了地上。大家湊過去一看，只見在「三個代表」旁邊，張老師用粗重的紅筆寫下了四個字的批語：狗屁不通！
我對「三個代表」這樣拙劣的玩意兒一直沒發生什麼興趣。偶爾調侃一下，但不曾拿它當作批判的靶子。張顯揚先生的文章也給我上了一課：即使是對那些不值一駁的東西，有時也得認真地去批駁它。為什麼？不是因為它有被批判的價值，只是因為它出自於高高在上、大權在握的「執政黨」。作為中國的公民，我們沒有資格那麼超然，我們不可以不把它當回事，雖然它確實狗屁不通。
讀罷張先生的文章，我還想到了一位哲人，那位惜墨如金、用警句寫作的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認為，很多哲學問題、認識問題起源於「對我們語言邏輯的誤解」。這位哲人說：「凡能夠說的，都能夠說清楚；凡不能說（清楚）的，必須保持沉默。」這要求未免有些苛刻。若按這條標準，我看，中共的筆桿子們也就沒什麼好寫的了，江胡之輩怕是再也作不出「重要講話」了，只好閉上嘴巴、「保持沉默」、當啞巴書記。試問，何曾有哪一個話題，是他們曾經說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於是，我的思路又從「三個代表」轉到了中共的語言邏輯。一個宣佈永不下台的「執政黨」，如果它缺乏必要的語言邏輯——以至於弄出「三個代表」這樣拙劣的玩意兒還要奉若珍寶，如果它已經習慣於用糟蹋漢語、醜化中文的方式去進行日常的政治表達——以至於鬼話連篇彎來繞去自己說得費勁、雲山霧罩空洞無物別人也聽著彆扭，如果它所說的昏話、胡話、怪話、混帳話太多太多——以至於淹沒其中逐漸喪失掉了正常人說正常話、順溜話、明白話、老實話的能力，我想，這恐怕就不是小毛病了。
在維特根斯坦那裡，錯誤的語言邏輯會造成無謂紛爭的哲學問題；在中共這裡，錯誤的語言邏輯則會給它自己和整個中國社會製造出後果嚴重的政治難題。因此，我東施效顰（遠效維特根斯坦，近效張顯揚），也從中共的「理論體系」、官方文件中挑出幾個詞、幾段話來，作一點簡單的解剖，以期對中共混亂的語言邏輯有所診斷、有所治療。
一、所謂「科學發展觀」
與「權貴發展觀」、「黑惡發展觀」或「少數人先富起來發展觀」相比，我個人倒是樂意投一票給胡溫倡導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不過，我喜歡雞蛋裡面挑骨頭：我以為，「科學發展觀」這個詞，「科學」二字用得不太合適。這大概是因為中共「科學」慣了，只顧了追求「科學」，卻忘記了「科學」的語言邏輯。他們總愛用「科學」往自己臉上貼金，動不動就號稱什麼「科學總結」、「科學規律」、「科學理論」、「科學體系」，然而，卻似乎從來也沒有弄明白「科學」這個詞的正確含義和正確用法。
中共已經發現，以前的「發展觀」是大有毛病的。但這毛病不在反科學，而在反價值。以下的這些問題，就是所謂「發展觀」的問題：讓誰先發展、讓誰後發展？讓誰從發展中多受益、讓誰少受益？讓農民和下崗工人暫緩發展以支持權貴們先富、還是讓權貴們暫緩暴富以方便窮人們也有所發展？是為了今天的發展犧牲後人的利益、還是為了後代的發展約束今人的私慾？但這些都不是什麼「科學」問題，而是道德、良知、倫理、價值上的問題。——這就好比有兩個病毒學家，一個研製滅毒疫苗治病救人，另一個研製生物武器放毒殺人，他們之間的差別難道是前者比後者更「科學」嗎？當然不是。做武器的也許比做疫苗的更懂得科學，在他們之間，是好與壞、善與惡、正與邪、美與醜之別。
如是我聞：休謨曾提出要區分「是」與「應當」；韋伯曾提出事實與價值兩分；哈耶克曾寫過一本書，叫《科學的反革命》，大意是說，人類社會不是一架由科學理性所驅動的機器，人們不可能預先設計出一條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社會發展進步的康莊大道；波普爾曾批判「歷史決定論」，指出人們無法對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作出任何有「科學」意義的精算和預報；至於英美的分析哲學傳統，則一向注重在實然與應然、描述與規範之間作出嚴格的區分。
那麼，具體到所謂「發展觀」之優劣與否，其要害顯然是：什麼樣的發展才能讓更多的人感到滿意，而不是：如何尋找一條最最「科學」的、唯一正確的、獨斷排他的社會發展道路。很顯然，「發展觀」所關注的是「應當」而不是「是」，所以，它不適宜以「科學」作定語。
當然，「科學發展觀」之不妥，也不光是因為它誤解了語言的邏輯。它必然還會造成理論、政策和實踐中的混亂。比如，它會給某些官員提供一個現成的借口：「我們的PX方案經過了嚴格科學的論證」，——拿「科學」唬弄人，哪個劣官庸吏又不會呢？還比如，它會給某些權貴一個漠視民意、反對民主的依據：因為「科學」才是「發展觀」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而最最「科學」的東西往往只由極少數具有「先進性」的人才能掌握，那麼，那些不懂「科學」的農民、民工和下崗工人對「發展方式」是否滿意，又干我「科學發展觀」何事？——可見，用錯了詞，是小事，會錯了意，就是大事。
依我看，這個故弄玄虛的「科學發展觀」，倒不如改為「均衡發展觀」、「人本發展觀」、「多數人滿意的發展觀」、「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的發展觀」。我提供的這幾個備選名稱也許不如「科學發展觀」那麼響亮、那麼順耳，但是，名不正則言不順，把話說得簡單明白一點不是更好嗎？
二、所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所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上面這兩句話，是近些年來中共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正式官方表述。與此類似的還有：「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黨管幹部與擴大民主的有機統一」、「黨委領導下的校長（廠長、經理、院長）負責制」等等。
與這類表述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一系列以「既……又……」（或「又……又……」）格式所作的政治表述。比如：「又有集中又有民主」、「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統一思想」、「既要統一領導，又要因地制宜」、「既要增強黨的領導，又要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等等。
共產黨喜歡「辯證法」，他們酷愛「A與非A的有機統一」或者「既要A又要非A」的「辯證」表達方式。竊以為，這是因為他們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卻偏偏又總想著左說左有理、右說右有理，以便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不錯，中共最愛說的就是這樣一套「矛盾語言」，他們嘴裡的「社會主義民主」，便是這樣一堆「矛盾命題」。
我並不打算全盤否定中共語言中的「辯證法」或「辯證邏輯」，但是，我必須指出，中共玩這一套無聊的把戲已經中毒至深、走火入魔了。一個事物，以前是A，後來是非A，或者，在此地是A，在彼地是非A，這是有可能的。但是，同一個事物不可能在同時、同地既是A、又是非A。如果硬要振振有詞地說出這種「A且非A」、「A與非A有機統一」的混帳話，還要指望世人真心相信他這套混帳話，那不是他自己的腦子進水了，就是除了他自己，別人的腦子全都進水了。
我舉兩個例子吧。假如有人想要建立這樣一個國際組織，其組織制度是：「堅持美國領導、各國當家作主、依國際法治理的有機統一」，我想，美國政府也不一定會欣賞此人吧，他們會認為，此人一定是有些神經不正常了。假如還有個人，他想要創造一個「東亞聯盟」，該聯盟將實施「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原則，但必須確保「日本領導的多國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永遠不變，我想，這個人十之八九是可惡的日本軍國主義的餘孽。
賀衛方教授在一次演講中說：「《高等教育法》規定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說法，……誰領導誰，到底誰是頭，搞不清楚。」同樣的道理，我們來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究竟是黨領導人民，還是人民作黨的主？是當「領導」的說了算數，還是「作主」的說了算數？這兩個事情怎麼個「有機統一」法？須知，這是兩個相互矛盾的事物，絕不可能同時、同地共同成立。如果萬一（或許不止萬一），黨發起脾氣來要鎮壓人民，或者人民發起脾氣來要解雇黨，那又將如何「有機統一」？再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而論，如果有朝一日，有個別的黨不再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不再願意「多黨合作」、不再參加「政治協商」了，那又應該怎麼辦呢？是以某一黨的領導權取消另一黨的合作權，還是用另一黨的協商權對沖某一黨的領導權呢？總不至於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中國共產黨不領導的多黨不合作和政治不協商制度」之間，也可以來個「有機統一」吧？
稍有點正常邏輯的人都能看出，這套「辯證法」只有詭辯、沒有論證，這套「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只有矛盾、沒有邏輯。中共過了五十多年的「領導癮」，他們太喜歡、太習慣於「領導」別人了。「癮君子」也有令人同情的一面啊，他們自己恐怕也不一定聽得懂他們毒癮纏身時所說的那些鬼話吧。
三、所謂「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所謂「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在我看來，這兩句話實屬糟蹋漢語、醜化中文的代表作。
中共和某些宗教團體一樣，有一套在正式場合非說不可的「儀式性語言」。這套「儀式性語言」意在營造某種神聖氣氛、強化某種心理傾向，得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如聞天籟、如唸咒語、熟於口中、爛於心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方可收愚己愚人、掃清異議之效。它彷彿是神定下來的語言，因此，必須有一些神聖化的固定不變的用語格式和固定不變的語詞搭配，其中，某一些語詞搭配連多一字、少一字都是罪過，某一些正式的「提法」儼然就是至高無上的金科玉律。通常，非經嚴重的權力鬥爭，此種「儀式性語言」不會發生重大更改。此所謂「天不變，話亦不變」是也。這樣一來，「儀式性語言」也就成了人們觀察中共的重要指標之一：但凡有高階的官場人物膽敢不按「儀式性語言」原文照念，這便或是局部變天之預兆，或有「異端」崛起之罪嫌。
目前，中共最新的一套「儀式性語言」是：「高舉……偉大旗幟，以……為指導，緊密團結在……周圍，深入貫徹……，堅持……，推動……，促進……，為……而奮鬥」。關於「黨的建設」，中共也有一個儀式性的、正式的「提法」，叫做「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我不想逐字逐句地分析這一堆中共聖語（那太浪費我並不寶貴的時間），只挑出「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這兩個「固定詞組」來「解剖麻雀」。讓我們來看看，中共是如何糟蹋、醜化、折磨、損毀我們用了五千年、傳載了諸多寶貴精神財富的漢語的。
過去中共說「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以江澤民為核心」，撇開政治是非不論，至少在詞組搭配上，還算是勉強說得過去。而當今既沒有「首」，也沒有「核心」，天有小變，話亦小變。大概是為了稍加撫慰非「首」非「核」的胡錦濤總書記，中共筆桿子們居然炮製出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這麼一句貽笑大方的大廢話來。試想，這不等同於說「以毛主席為主席的黨中央」、「以蔣委員長為委員長的國民政府」、「以慈禧太后為太后的大清朝廷」嗎？如果我兒子說「以我爸爸為爸爸的幸福家庭」，我必得打他屁股。像這麼說話，不是存心找彆扭嗎？難道中共的全體幹部黨員都喝了「迷魂湯」、「忘情水」，竟然一開大會、一出文告就記不得誰是他們的總書記了？再試想，如果大家都以「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為學習和模仿的榜樣，我們是否也該稱呼「以陳良宇為書記的上海市委」、「以鄭筱萸為局長的藥監局」呢？可真得氣死倉頡他老人家了！
至於「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這也是我一直很不能理解的一個詞兒（得註明一點，我是學數學出身，語文水平夠嗆）。我很奇怪，漢語竟有如此這般既拗口又拗理的用法。按照常識，「偉大」是一種事後評價，一本書是否「偉大」，總得等這本書寫出來了才知道，一個人要想當「偉人」，也總得等他成就了一兩件偉業才算數。為什麼「黨的建設」就那麼與眾不同，尚待「推進」、未曾驗收、不經評定，怎麼就預定好了必然是一個「偉大工程」？還有，「新的偉大工程」似乎也不成體統，難道「偉大」還有新舊之分嗎？——毛鄧幹的是「舊的偉大工程」，江胡們幹的是「新的偉大工程」？又或者，這是要暗中貶低曾經「偉大」過的毛鄧，暗示以前的「黨建工程」通通屬於「黨的建設舊的渺小工程」？
我知道，中共官場有講究排名先後、出場次序、座位主次的光榮傳統，又有自封「偉大」的「偉大癖」。所以，對於「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它們背後的政治涵義我多少還是能夠讀懂一些的，我所不能理解的只是：為什麼就不讓那群中宣部的筆桿子們先去把小學語文考及格了，再來用「以……為……」和「偉大」造句呢？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