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1日訊】在《謊言中共》（上下）中，筆者曾對中共抹黑對手、美化自我的慣用欺騙伎倆做過揭露。需要補充的是，除此之外，中共歷來的謊言欺騙中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那就是誘騙民眾。
雖然中共惟我獨尊、目空一切，但它也深知要想稱霸天下，光靠自己唱獨角戲是成不了氣候的，必須掌握和利用民眾的力量。但民眾豈是那麼輕易就能被人隨便呼來喚去的傻瓜，他們也有各自的意志。不過，這難不倒中共，因為它很瞭解民眾的軟肋所在，那就是不管甚麼階層群體的民眾，都有所求，都有各自難以抵禦的誘惑。以此為誘餌，吊足他們的胃口，讓他們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就能吸引民眾，發動民眾，最終掌握和利用民眾為己所用。比如，農民窮，想改善生活，中共就許諾他們 「過上好日子」；工人想有政治地位，中共就封他們為「領導階級」；知識份子嚮往民主自由，中共就跟他們一起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這，就是中共誘騙民眾的拿手好戲！沒有它，中共根本就不可能做大自己的勢力，更不可能橫行大陸。
不過，「過上好日子」也吧， 「領導階級」也吧，民主自由也吧，都不過是誘餌，一旦「魚」釣到了手，它們也就沒用了。所以，中共掌權後，農民沒過上過「好日子」，工人階級也沒成為「領導階級」， 知識份子更沒有得到過民主自由，到頭來，都被共產黨騙的很慘。如果說有甚麼收穫，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人因此看清了中共的騙子面目和本性，終於覺醒了。
第一部份 封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
一
如今五十上下年紀的人，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翁」這類「黨文化」的套詞，可謂耳熟能詳，畢生難忘，因為從小到大大家耳朵裡灌的都是這些美麗悅耳的辭藻。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包括筆者自己，從來都不曾去問一問，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到底是怎樣領導我們這個國家的，他的領導作用究竟又體現在哪裏？日前，有幸拜讀了劉國凱先生的《工人階級在中共政權下的真實地位和變遷及其在民主進程中的作用》一文，深受啟發，方知吾等一直信以為真的這些官方宣傳，其實與現實從來都是兩回事，根本就對不上號。
劉先生在文中分析說，中共宣稱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好，就算它是「領導階級」。那也該問一聲它是怎麼去實施其「領導」職能的？是每個工人都任有一定的領導職務嗎？顯然不是。是各級「人民代表」由工人擔任嗎？也不是。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長官都只在工人中選舉產生嗎？更不是。這就怪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這領導階級究竟怎麼個領導法？
對此，共產黨的解釋是，工人階級是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去實施領導權的，具體地講就是由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中共黨員去擔任各單位和從地方各級到中央的領導職務。然而，這種說法必然又會產生以下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如果這工人階級中少數的「先進份子」是由工人自己以直接選舉法選舉出來的，那麼，還可以解釋為他們是代表了工人階級去實施領導權。可是事實上他們的這種「先進」身份(共產黨員)是由黨的各級組織認定的，與工人群眾的意向毫不相干。既然如此，又怎麼能說他們是在代表工人實施領導權呢？
還有另一個問題，工人在共產黨的階級成份中遠不佔多數，農民的成份要數倍於工人，知識份子也佔有相當數量。尤為重要的是，純工人背景的黨員只能在基層單位裡擔任領導職務，中、高級領導職務全由共產黨的職業革命家擔當。在他們中間，除了極少數人曾在「參加革命」前做過工人的外，絕大多數都是學生或從事其他職業。顯然。這些地位顯赫的職業革命家與工人階級毫不相干。
由劉先生以上的兩點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工人階級在領導社會」這一命題根本就不能成立。
官方宣傳中還有一種說法是，共產黨就是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代表了工人階級去執掌政權。在這種說法面前，我們還有甚麼好講呢？這不與「共產黨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社會主義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類的宣稱同出一轍嗎？這類以「就是」為特色的宣稱都是不必講道理，不容討論的。然而，這種強橫的邏輯不又正顯示了它理論上的虛偽和欺騙嗎？
二
透過社會結構這個視角察，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工人階級在大陸根本就不是甚麼「領導階級」。
在中共政權下，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固然比農民是要高些，但卻明顯低於從事腦力勞動的「幹部」。劉先生的文章對此做了十分精準透闢的分析。
他告訴我們，「幹部」在中共詞典中有兩種涵意，一是狹義的，專指各級黨政領導；二是廣義的，泛指所有屬於「幹部」編製的人。 有哪些人屬於「幹部」編製呢？除了黨政工團機關、司法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是當然的「幹部」外，教師、醫生護士、文藝工作者等亦屬其中。「幹部」來源主要有三種。一是「老革命」，即「解放前」就參加共產黨的人們，二是歷年大中專學校畢業生，三是在工人農民中遴選。
中共1949年建制後，工人與「幹部」之間一直有一條極為清晰的界線。工人轉變為「幹部」謂之「提拔，「幹部」轉變為工人只有在「犯了錯誤」後，被懲罰「開除出幹部隊伍」「下放」當工人，足見工人與「幹部」等級界線之森嚴。那麼工人在甚麼情況下可以被提撥為「幹部」呢？大體只有一個途經，就是一貫「積極靠攏組織、迫切要求進步、堅決與壞人壞事作鬥爭」，而這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接受黨的考驗」，「爭取火線入黨提幹」，即在「三反」、「五反」、「反右」、「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鄧」等政治運動中竭力充當共產黨的政治打手，從而被吸收到黨內並改變其身份，從工人編製轉入「幹部」編製，其人事檔案也由勞動工資科轉到組織科。有時共產黨也會吸收少量勞動模範式的工人入黨，但一般不予「提幹」，用以保持共產黨中純工人成份的比率。但這類工人黨員通常只能在企業中做生產班組長，頂多是工段長，再就升不上去了，因為車間主任一級一般都屬於「幹部」編製。由此可見，「幹部」在大陸社會中的地位是絕對高於工人的。既然如此，奢談「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從另一個角度看，已被「提幹」的工人就不再是工人，沒有「提幹」但入了黨，或「積極靠攏組織」正在要求入黨的工人，組成了「先進工人」，他們一般占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十到十幾，因此可以說百分之八十幾至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毫無政治權力的人群，他們在工廠裡任憑各級領導驅使。制定工作定額的權力抓在領導手中，領導們想方設法提高生產定額，「先進工人」和某些為獎金所誘惑的目光短淺的工人拚力幹活，使領導有了不斷提高定額的理由。「先進工人」往往可以苦盡甘來被「提幹」或「以工代幹」來脫離繁重的勞動，而那大量沒有能力「起飛腳」的工人就只能認命地喘息在愈來愈高的生產定額之下。實際上，在領導幹部們的眼中，生產線上的工人只是會說話的生產工具，是濕了水的海綿。他們只要加大一些壓力，就總可以再多搾出一些水來。對如此處境的工人，還要煞有介事地探討他們有甚麼樣的政治地位，其荒謬程度無異於對著一個全身浮腫的垂死者，來討論他如何因營養過剩而至肥胖一樣。
三
既然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工人階級事實上並非「領導階級」，那麼中共為甚麼還要竭力給他套上這樣的政治光圈呢？在大陸的政治舞台上，工人階級究竟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起了甚麼樣的作用呢？
中共創立之初即標榜自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早期也曾企圖模仿蘇俄以工人運動作為崛起的起點，嚐試過俄國式的城市工人武裝，但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這種特殊的國情迫使中共不得不改變策略，轉而將農民作為自己的主要依靠力量，在其長達20年的武裝叛亂中，工人運動可以說幾乎沒有起過多大作用。
然而1949年建制後，這種情況很快便發生了改變。此時，中共所關注的問題已不是過去的如何奪取政權，而是如何鞏固政權；而對於一個國家統治者來說，城市作為社會的政治經濟中心與聚集點，其重要性顯然遠在偏遠的農村之上。在這種新的環境與形勢下，工人階級在政治舞台上的利用價值開始凸現了出來。如果說，當年為了奪取政權中共需要藉助的主要是農民的力量，那麼現在為了鞏固政權則更需要藉助工人的力量。具體而言，無論是五十年代對資產階級和「右派份子」以及其他「階級敵人」的鬥爭，還是六、七十年代的黨內派別鬥爭，中共都需要工人群眾作為它的社會基礎，為之出力，在這些方面，工人階級有著農民所無法替代的作用。於是，為了籠絡工人群眾，利用那時工人群眾文化水平、分析能力的低下以售其奸，中共開始別有用心的給工人階級戴上一頂頂耀眼的「高帽子」，甚麼「領導階級」啦，甚麼「國家的主人翁」啦……「文革」中，工人階級所領受的這種政治榮譽更是達到了頂峰，毛澤東當年曾下令工人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大中學校，領導學校的「鬥批改」，還曾指示從青年工人中選拔所謂優秀者直接上大學，還曾特別指令全國搜尋一萬名三代血統工人上北京天安門國慶觀禮台。
縱觀1949年之後工人階級在大陸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與之前的農民可謂異曲同工，本質上都是被中共利用的工具和炮灰，不同之處僅在於，當年的農民是在戰場上充當消滅國民黨軍隊的戰爭工具和炮灰，現在的工人則是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充當中共擊退、消滅各種各樣的所謂「階級敵人」的政治工具和炮灰。正是藉助工人階級的力量，中共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打敗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戰勝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所以，「領導」是假，工具才是真；「主人翁」是虛，炮灰才是實。甚麼「領導階級」也好，「主人翁」也好，以及其它種種類似的美名也好，其實統統都不過是中共用來籠絡工人階級心甘情願為自己賣命的誘餌罷了，就像他們當年曾經用「分田分地」、「翻身做主」等做幌子來誘騙農民為自己賣命一樣。
四
「改革開放」後，中共的「工作重點」由以往的階級鬥爭轉變為經濟建設，經濟體制也隨之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在這種新形勢下，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獨裁統治，中共更需要利用的對象已不再是工人階級，而是他們以往的敵人——資本家和知識份子。在此時的中共看來，發展經濟要靠兩樣。一是利用市場經濟的活力。據此，私有企業(包括表面上是集體所有的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得以擠往社會中心。二是重視知識、技術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據此，科技工作者連帶整個知識階層都得到政權的重視和禮遇。換句話說，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工人階級已走完了它的「光輝歷程」，沒有多大的利用價值了。於是，就像1949年之後毫不留情的拋棄農民一樣，中共也毫不留情的拋棄了當年被他們捧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下崗、買斷工齡、失業無保障、工資、養老金被拖欠—–共產黨造成的這一切，讓工人階級迅速淪為了城市中的貧困階層，充當了所謂「改革的代價」，實則是犧牲品。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大陸共有約3000萬工人失業，其中大部份人的生活非常不堪，淪為城市的最底層，有的甚至成為城市的「拾荒者」，在許多城市，踏人力車、擦皮鞋等行業多半是國有企業失業人員，還有許多在半夜打著電筒撿垃圾，更多的人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活路……儘管在如今的官方宣傳中，偶爾還會聽到 「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主人翁」之類的老調子，但誰都知道，那純粹不過是應付政治形勢的一時需要而已，。
「黨啊黨，親愛的黨啊，你如此對我的折磨，究竟是為甚麼？！漫漫長夜，我向誰訴說？」被中共拋棄的這種遭遇，終於使一部份工人兄弟開始從官方的欺騙宣傳中覺醒，為了維護自身被中共官僚非法侵佔的利益，近年來，他們紛紛攜起手來與中共抗爭。讓許多善良的人倍感意外的是，面對工人們的這種合情合理也合法的維權行動，中共各級政權不但不予以同情，採取措施儘量解決工人群眾的實際困難，反而毫不留情的予以鎮壓，其兇狠殘暴，一點也不讓於當年對待所謂「階級敵人」的程度。昔日的「領導階級」如今卻在享受當年「階級敵人」的待遇，這真是天大的幽默！
用的著你時，把你捧上天，用不著你時，則把你打下地。一熱一冷，反差鮮明，中共對待工人階級的這種市儈嘴臉，更有力的證明了他們當年頒發給工人階級的那些政治榮譽都是徒有虛名的誘餌。在他們眼裡，工人階級其實從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甚麼「領導階級」和「主人翁」，而只是供自己驅使的工具和炮灰。
第二部份 許諾農民「過上好日子」
中國是一個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當年勢單力薄的中共深知，要想奪得國民黨統治的江山，必須依靠農民，也只有依靠農民。
不過，農民向來是講實惠的，要讓他們自心甘情願的為自己賣命，絕非一件易事。怎麼辦？以謊言惑眾，再誘之以利，許諾給種種好處，是中共使出的招數。
當年，為了動員廣大農民起來跟隨自己「鬧革命」，中共每到一地都要向農民灌輸他們那套極富蠱惑性的說辭，甚麼幾千年來中國農民在政治上備受統治者的壓迫，在經濟上備受地主階級的剝削，毫無政治權利可言，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始終處於社會的最底層拉，甚麼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將徹底改變這一切，讓廣大農民「翻身得解放」，實現當家作主的美好夢想，過上豐衣足食的好日子啦……這些動聽的話語當年也確實打動了不少農民兄弟的心，讓他們心甘情願的充當了中共奪取江山的炮灰；也正是靠著成千上萬農民兄弟的「英勇犧牲」，中共才漸漸做大了自己的勢力，並最終如願的坐上了統治者的寶座。
1949年後，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成立了，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權利屬於人民的國家」誕生了！按照中共的說法，農民作為中國人數最多的社會階層，在政治上、名義上和法律上都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如果共產黨守信用的話，現在理應兌現他們當年的諾言了。
但老實巴交的「泥腿子們」做夢也沒想到，靠他們起家做大的中共奪得江山後立刻就毫不留情的拋棄了他們。半個多世紀來，廣大中國大農民用自己的勞動血汗養活了中共各級政權和大大小小的官僚，自己卻一直與貧苦為伍，在政治上更是備受獨裁政府的壓迫，不僅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權利，文化教育權利低下，而且沒有遷移的自由，始終是中國社會「弱勢中的弱勢群體」。
一
為了蠱惑農民跟隨自己「造反鬧革命」，當年中共對農民許下的一個最大的諾言就是，「革命」成功後共產黨會讓廣大農民會過上他們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豐衣足食的「好日子」。但到頭來事實究竟如何呢？
對廣大農民而言，這樣的「好日子」最吸引他們的無疑是「分田分地」，即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1949年建制後，為了進一步發動農民為「新生的紅色政權」賣命，中共於1950年馬不停蹄的開展了全國範圍的「土改」。在這次「土改」中，廣大農民確實分得了共產黨許諾給他們的土地，但他們卻並沒有因此過上所謂的「好日子」。
1953年「土改」結束後，為了改變當時糧食供應的緊張狀況，中共立即著手實行「統購統銷」。在中國，幾千年來農產品都是隨行就市，自由買賣。所謂「統購統銷」則是把糧食、食油、棉花等重要農產品，統一由國家收購、銷售，而國家給農民的價格則比市場價低的多。這明擺著是讓農民吃虧，農民當然不肯輕易答應。於是，中共花了很大力氣，幾乎出動了所有的幹部和公職人員，下鄉深入千家萬戶，讓農民把餘糧余棉賣給國家。他們對農民說：「搭幫共產黨，你們翻身份了土地，現在豐收了，應該把多餘的糧食、棉花，賣給國家，支援國家建設。」最後農民沒有辦法，只好把多餘的糧食和棉花賣給國家。有的沒有那麼多多餘的，也得從口糧中拿去一部份交給國家，結果弄的有的農民口糧都沒有保證。為此一些農民當時抱怨說，共產黨剛剛勝利就把他們忘了。然而，他們哪裏會想到，這還僅僅只不過是他們在中共獨裁統治下的厄運的開頭。
為減少統購與千家萬戶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更方便的搾取農民的勞動果實，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中共又急不可待的開展了全國範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短短兩三年，「初級社」就變成了「高級社」，「高級社」很快又變成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而農民只耕種了兩三年的私有土地，在這場運動中則像「變戲法」一樣，一眨眼就變為「集體所有」了。
可笑的是，經過動員、利誘，暗中威脅（不准入社，打入地富「另冊」等），幹部們坐在掛著「XX初級農業合作社」牌子的辦公房裡，要農民抬著一塊舖上白紙的門板，上面堆滿農民「自願」獻出的「大紅田契」，敲鑼打鼓，高高興興地送到辦公室來……於是，第二天報紙上就刊載著「XX初級社」成立，農民踴躍加入的頭版頭條「新聞」。結論是：「農民們是自願走合作化道路的。」
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後，中共的「統購」便省事多了。縣委一個電話打過去，公社幹部便服服貼貼將一卡車一卡車質量上好的糧食、棉花……源源不斷地運進國家倉庫。
與此同時，為了備戰，當時的中共學習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為加大投入重工業建設的資金，他們人為的製造了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降低農產品價格，犧牲農民利益，無限度地盤剝廣大農民。
到了1958年秋熟時節，為實現毛澤東「1070萬噸鋼鐵」的狂想，中共把大陸農村的主要勞力一窩蜂都趕去大煉鋼鐵，結果讓到手的糧食，一片片的都漚爛在田裡。這一年中國糧食產量比1957年僅增3.4%。但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誰都怕當「大躍進的消極分子」，誰都怕成為「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於是全國上下，浮誇虛報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各級幹部為保烏紗帽，把農民的口糧、飼料糧、種子糧都偷偷上交了。表面上看不到「橫徵暴斂」的痕跡，但「平平靜靜、欺上瞞下」徵收之殘酷性，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望塵莫及，結果導致了從1959年到1961年三年間大陸舉世聞名的「大饑荒」，廣大地區的農民沒飯吃，最後連草根樹皮都啃的精光。更令人憤慨的是，大面積饑荒出現後，因為怕「影響城市形象」，怕「損害黨的聲譽」，中共還強制農民不准逃荒，在全國各地堵關設卡，圍追堵截，抓了逃荒的農民遣送原籍或關押勞改，逼得農民只能困守家中，成批成批的活活餓死。據歷史學家統計，這三年大饑荒大陸餓死的人達3500萬左右，是全世界歷史上和平、無大災年代，餓死人最多的一次。
「文革」結束後，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所謂「改革開放」，近30年間，成千上萬大大小小的官僚因此爭相「先富了來了」，而廣大農民的生活卻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和提高，相當一部份人仍在貧困線上掙扎。
收入水準的低下是最突出的標誌。據統計，2000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366元，僅相當於280多美元，基本上處於溫飽階段。截止到2000年底，大陸2073個縣沒有達到溫飽線的占22.8%，在溫飽線到小康線之間的占63.2%，在小康線到比較富裕線之間的占13.7%，而達到比較富裕線的僅佔0.3%。
除了收入水準低下之外，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很緩慢。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從1996年到2001年的這6年裡，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分別是1926元、2090元、2210元、2253元、2366元，6年中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加了440元。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是4377元、5160元、5425元、5854元、6280元、6860元，6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483元，是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數的5.6倍多。
不僅如此，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也在不斷拉大。據官方新華社2004年報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估計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那麼，在「改革開放」已近30年的今天，中國農民的生活為甚麼仍陷於如此境地呢？歸根結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共對農民一如既往的殘酷搾取，而這一點又集中體現在他們強加在廣大農民身上的各種層出不窮有增無減的苛捐雜稅。
資料顯示：到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九點五，而同期農民人均的「村提留」和「鄉統籌」增長了百分之十六點七，農村勞動力承擔的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強制以資代勞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點七！
原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說過：「我們目前從農民的手中收取了300億元的農業稅，600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大約從農民手裡一年起碼要拿走1200億元，甚至還要多」（引自朱鎔基在2002年3月15日九屆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這樣一個稅費徵收水平，一般要佔到農民人均純收入的10%左右；鑒於農村的實際稅費徵收是平均徵收，真正務農的農民顯然承擔了更大比例的稅費負擔。據調查，個別農戶交納的稅費甚至佔到了其純收入比重的50%。（見《中國百姓藍皮書之十一–三農問題》）
農民的憤懣與無奈正如民謠俚語所說：
「七隻手，八隻手，都向農民來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農民發急；你籌我籌他籌，農民最愁。」
「催糧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盜防幹部。」
那麼，中共向農民徵收的各種稅費究竟有多少項？對此，誰也說不清道不明，但名目之繁多，足以令人觸目驚心！
據中央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統計，僅中央一級的機關和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和項目，就有九十三項之多，涉及到二十四個國家部、委、辦、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費項目則多達二百六十九項；還有大量的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
另據《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作者的初步調查，幾年前大陸農民承擔的各種苛捐雜稅主要包括：
「集資類有：建鄉鎮辦公樓集資；建鄉鎮教學樓集資；建鄉鎮科技網集資；建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建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建鄉鎮計劃生育宣傳站集資；建鄉鎮廣播站集資；建鄉鎮影劇院集資；興建鄉鎮企業集資；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等。
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有：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會計的定額補貼；民兵連長、治安委員、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村民小組長的誤工補貼；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裡安排的一切勤雜工的補貼等。
教育支出有：民辦教師工資；公辦教師補貼；校舍建設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和文體器材設備費等。
計劃生育支出有：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等。
民兵訓練支出有：民兵訓練生活補助；民兵訓練誤工補助；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等。
公益事業及優撫支出有：敬老院建設；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合作醫療建設；農村醫務人員補貼；烈軍屬優待；殘廢軍人優待；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工傷民工照顧；困難戶照顧；五保戶照顧等。
此外還有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准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一滅鼠費；以及為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為司法人員添置的服裝費……
有的地方，僅鄉鎮學校就增收有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僅餵豬一項就有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和城建稅，許多村鎮不管你養不養豬，一律要按人頭徵收豬頭稅。
非但如此，幾乎所有的涉農部門，列入了政府機構序列的和雖沒列入卻承擔了政府職能的，特別是糧食、供銷、金融等部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大都成為政企不分並有著明顯企業化傾向的組織，具有了執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雙重功能，常常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規章，將不應收費的業務活動也強行收費，或搭車收費，這就越發加重了農民的各種負擔。」
二
中共曾信誓旦旦的對農民許諾，「革命」成功後要讓他們在政治上當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那麼1949年中共當政後，大陸農民的政治地位究竟如何呢？中共是否兌現了當年的諾言呢？
判斷一個階層政治地位的高下，關鍵看它享有怎樣的政治權利和自由，以及享有多少政治權利和自由，即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等。而這些基本的政治權利和自由恰恰是大陸農民在共產黨統治下一直缺失的。
先看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兩項權利是衡量農民政治地位的一項重要指標。大陸憲法雖然明確規定農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實際上卻是徒有虛名，這恰好從一個側面鮮明的反映了大陸農民政治地位的低下。
以「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和被選舉為例。
首先讓我們來看代表名額的分配。1953年的大陸《選舉法》對農村與城市每一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作了不同的規定，即自治州、縣為4：1，省、自治區為5：1，全國為8：1。按照1995年修正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農村與城市每人所代表的人數為4：1。第6、7、8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規定按照120萬農村人口推舉1名全國人大代表；第8、9、10屆則按照每96萬農村人口選舉 1名全國人大代表。據《數據選舉：人大代表選舉統計研究》一書資料表明，1996-1999年，在全國人大代表中，占全國人口近70%的8億農民所佔的席位僅佔8.06%,工人占10.84%，軍人占9%，幹部占33.17%，知識份子占21.08%，歸國華僑占1.24%，其他佔16.61%。
其次，農民被選舉上人大代表的可能性也不確定。在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全國人大代表總數2978名，農民代表應選668名，實選348名，實選比例僅佔應選的53.7%；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總數2985名,應選農民代表815人,而實選農民代表251人,實選占應選的比例僅30.8%。據權威人士透露，歷次全國人大會議中真正屬於農民身份的不足5%。而在農民實現農民參政議政的另一途徑「全國政協」中農民委員的席位也很不樂觀。據稱十屆全國政協2238名委員中，真正的農民委員只有1名。
再次，大陸雖說實行的是直接選舉制度，但農民只可以直接選舉縣鄉級人大代表，而不能直接選舉省、市和全國人大代表。另一方面，農民也不能直接選舉各級政府的行政首長。
再從所謂「村民委員會」的選舉來看。村民委員會的選舉雖然名為直選，但一直都被鄉鎮黨委和政府所操縱，被選舉人一般由上級提名，或由村黨支部提名。村民委員會已淪為鄉鎮政府權力的延伸和村黨支部的下級。即使有真正經過民主選舉被推選上來的村委會主任，也多會遭遇到打擊報復，甚至會被鄉鎮政府找機會宣佈罷免，給予撤換。
按理講，真正的「國家主人」不僅應享有名副其實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且理應享有充分的結社自由，但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大陸農民卻毫無這一自由可言。
首先，廣大農民沒有自己的維權組織。當前在大陸，工人有工會、婦女有婦聯、學生有學聯，青年有團委、科技工作者有科協、文藝工作者有文聯、工商人士有工商聯、歸國華僑有橋聯，而8億農民卻獨獨沒有農會，1.2億進城農民工同樣也沒有農民工協會。
其次，按大陸現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農民不可能成立維權組織。中國現在不批准成立政治性團體，而只能成立社會團體。「社會團體，是指中國公民自願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願，按照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社會團體要有業務主管單位，才能到登記管理機關登記，而現實中，還要有掛靠單位，提供人才物的保障。目前，大陸沒有一個真正的農民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科協有一個下屬的「中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實際上也是半官方的組織，業務範圍也僅限於圍繞農業產業門類，提供產前、產中、產後的「專業技術」服務和市場服務。
其實在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下，大陸農民缺失的又豈止是選舉權、被選舉權和結社自由呢，他們理應享有的眾多政治權利和自由都與自己無緣。事實表明，在中共一手建立的所謂「新社會」裡，廣大農民不但沒有在政治上翻身做主，而且一直被牢牢的壓在社會的最低層，中共當年給農民許下的政治諾言完全是一句美麗的空話。
三
教育是現代國家每個公民都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也是廣大農民理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中共當年也曾許諾農民說，「解放後」要讓他們有書讀，有學上。但中共建制後，大陸農民不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而且在教育上也一直都是處於社會最低層的弱勢群體。
僅拿「文革」之後的情況來看，大陸農村在教育上與城市明顯存在著三個不平等。
第一個不平等是教育起點的不平等。
1986年9月11日頒發的《關於實施〈義務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第22條意見規定：「城鎮，凡國家舉辦的中小學新建、擴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資，按學校隸屬關係，列入主管部門基本建設投資計劃，並予以照顧。農村中小學校舍建設投資，以鄉、村自籌為主。地方人民政府對經濟有困難的地方，酌情予以補助。」也就是說，城鎮中小學屬於由國家舉辦的學校，由國家和地方財政撥款建設，農村中小學則是農民自己的學校，由農民自籌資金興辦。為此，不但鄉村兩級教育經費要由農民上交教育附加費提供，農村學校改擴建也要靠農民集資進行，僅農民每年負擔的教育經費就達300-500億元。制度設置造成的這一不公平是城鄉之間在教育上最大的不平等。
第二個不平等是城鄉居民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據中國青年報1999刊載的一份關於中國公民高等教育的報告披露，大陸城鄉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由此可知，在城鄉人口比為2：8的大陸，城鄉人口實際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比尚不到8：2。按城鄉人口比例來算，城市人受教育的機會是農村人的16倍。
另據中國財經報報導，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佈了本年度的中專分數線的錄取公告：城鎮考生錄取線為376分，農村考生的錄取線為532分，相差的額度竟然達到了156分！據說太原市有關部門和人士的解釋：大幅度優惠城鎮考生的現象「年年如此」，這麼做的理由是「減輕城市就業壓力」，「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而在湖北的嘉魚一中，農村孩子要比城裡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 分才能進學校的大門。
而高考錄取分數線的差別，更是讓人心痛，更讓人大跌眼鏡：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考生每年的錄取分數線可以比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考生相差幾十分甚至數百分，同樣的考分，北京人可以上北大、清華，而湖北人可能僅能上個普通的二類、三類院校。
第三個不平等是接受教育的經濟能力的不平等。
自從1997年高校收費並軌以來，學費連年上漲，受收入水平所限，一個一般的農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個大學生。根據2000年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1999年全國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為2210元，減去生產成本1150元，一個農民家庭（假設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學雜費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間，住宿費在500-1200元之間，一些藝術類學校更高。對比即可得結論：一個一般得農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 3450元也供不起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雜費。人平均收入在1500以下的省有7個，1500-2000元的有5個，2000-3000元的有12個。而這些省份的農民人口卻佔總農民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鄉村的人口占總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麼這些省份的農民人口占全國約是49%。這說明全國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學。1999年，城裡人均儲蓄為11538元，而農民的人均儲蓄額僅1100元（見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王東京教授《為中國「三農」問題求解》，《南風窗》論壇，2002年02月04日）。
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困難同樣突出。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前，在北京市的300萬農民工中，6-14歲的流動兒童20萬餘人，而其入學率僅為12.5％，也就是說，有87.5％的流動兒童被排斥在正規學校之外。2004年秋季，北京市實行一費制，鼓勵公辦學校接收農民工子女入學，並免收借讀費，但是一些區縣和學校卻讓家長自願，交納幾百元到數萬元的「自願贊助費」，才能換到區縣教育部門開具有入學通知書。
綜上所述，中共當年為了發動農民曾許下的種種諾言沒有一項後來兌現的，稱的上是名副其實的空頭支票。不過，這也沒甚麼可奇怪的，他們本來就沒有把自己的諾言當真，那只不過是他們用來誘騙農民為自己賣命的幌子，一旦目地達成，幌子當然也就要被拋置腦後了。這充分暴露了中共一以貫之的騙子本性！
今天，中共對廣大農民的誘騙仍在繼續，善良的農民兄弟，千萬不要再上當了！
第三部份 迎合知識份子一同爭取民主自由
清末以來，在爭民主爭自由的世界性大潮的影響和衝擊下，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民主自由的嚮往也日益迫切，民主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特別是抗戰開始後，更是形成了爭民主爭自由的全國性熱潮。在這場跌蕩起伏的政治風雲中，竭力把自己裝扮成中國民主運動旗手和主將的中共，利用各種宣傳手段，特別是由其控制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輿論陣地，發表了大量反對專制獨裁，要求實現民主自由的激烈言論，向國民黨政府頻頻發起民主攻勢，一時間誘騙了許多對國民黨不滿，嚮往民主與自由的知識份子，以至他們中很多人都把共產黨當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把中國邁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共產黨的身上，並因此成了它忠實的追隨者。
那麼，中共當年究竟是怎樣用民主自由誘騙知識份子的呢？
一
共產黨掌權後，一直不厭其煩的「教育」我們，美國是資產階級的天下，勞動人民毫無民主權力可言；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國情；「民主第一」是資本主義的謬論；中國只能由共產黨一個黨來領導，決不能有反對黨—–
對於這樣的陳詞濫調，大家早已耳熟能詳，已是見怪不怪了。
如果有人提出，中國應該允許反對黨存在，不能搞一黨專政，美國是偉大的民主國家，「民主第一」是正確的—–按照「黨文化」的調子，你一定會說這是「資產階級右派」的觀點，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謬論」。如果我告訴你，它們也曾是共產黨起勁鼓吹的觀點，並曾經堂而皇之的登在作為共產黨「喉舌」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甚至頻頻出現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袖的公開講話中，你一定會以為我是在騙你。
有這樣的想法一點都不奇怪，但我說的並非玩笑，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沒有親身經歷過國民黨時代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中共當年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都曾說過甚麼，是一副甚麼樣的姿態，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又是甚麼。在這點上，我們得由衷的感謝《歷史的先聲》的編者，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大量珍貴的史料才得以重見天日。讀完書中精心蒐集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當年的社大量論和文章，以及中共黨魁在各種公開場合的講話，你就會吃驚的發現，原來，抗戰開始後，共產黨曾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所取得的合法地位，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過民主自由。中共當年為此發表的大量公開言論，曾經是那樣的振聾發聵，讓人讀了不能不為之激動，甚至熱血沸騰。
要爭民主當然首先得強調民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報》為慶祝五四發表了社論《民主和自由新論》，該文以充滿激情的筆調對民主進行了謳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為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為富強。」類似這般充滿激情的精彩言論，在當年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不勝枚舉。
1945年2月12日的《新華日報》在回答一位名叫吳中民的讀者的提問時曾這樣說過：「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已。」(見《新華日報》1945年2月12日《答讀者問》)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報》的一篇文章說的更絕：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實踐證明了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一切力量來自人民!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為了鼓吹民主，中共黨魁甚至親自披掛上陣，搖旗吶喊。毛澤東就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國民政府應全面實行民主，只有實行民主才能建設好中國。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記者團時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為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甚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份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併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見《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澤東在與訪問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還從如何防止「政怠宦成」與「人亡政息」的角度強調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黃炎培回憶說，「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慾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選自黃炎培著《延安歸來》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其實，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的是階級鬥爭，而不是甚麼抽像的民主，更不會贊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可是，當年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論於不顧，對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也公開大唱讚歌，以至咋一看上去，這麼熱中民主的共產黨倒不像是共產黨，而是西方社會的民主黨了。
翻開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赫然可見刊登在顯著位置的社論《民主第一》。文中說，「美副總統華萊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員會發表演說，曾強調『民主第一』的口號。他認為不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經濟上也需要民主；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需要民主。他說：『民主第一的口號，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能巧妙遵循這樣的民主第一的口號，並予以有力實施，則必能獲得和平。』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為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
別看共產黨後來把美國民主罵的一錢不值，當年對它可是讚揚備至，推崇有加。每年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1944年7月4日這一天，《新華日報》專門發表了社論《美 國 國 慶 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以示祝賀，文章結尾處甚至高呼口號：「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1945年7月4日，為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新華日報》發表了社論《象徵民主自由的日子》，文中激情洋溢的寫到，「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
1944年7月，毛澤東在與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與謝偉思等人談話時還盛情說過，「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當年，共產黨的輿論宣傳還經常提醒人們，實行民主在當時的中國不僅大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緩。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社論《民主政治問題》說，「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像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正因為實行民主不僅重要，而且刻不容緩，所以共產黨當年還義正詞嚴的警告它眼中反對民主的人說，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民主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誰要反抗這潮流，誰就要遭受滅頂之禍……」（1943年9月1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第一》）「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那麼怎樣才能實現民主呢？
按照中共當年所主張的，要實現民主就必須毫無保留的把屬於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說，「如何實現民主呢?請走上民主的正軌：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
甚麼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製法律有創製和復決之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
「因此，建設一個國家的民主，第一個標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上述四權交給人民，不作一絲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負責官員，由人民來選舉，從人民中間產生；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來創製；政府官員的失職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罷免他或撤廢它。」
1944年2月2日的《新華日報》還曾專門發表《論 選 舉 權》的社論，特別強調實行普選制的重要。該文說，「選舉權是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了。—–固然，在過去，甚至現在，有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不是普選制，而是限制選舉制。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潮流所趨，很明顯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選制了。特別在我們中國，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張普選制。在理論上，一切人民都將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人民有了選舉權，不僅是可以選舉代議士，而且是可以選舉政府官吏；不僅是可以選舉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選舉中央官吏。像中山先生所說：『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製之權、復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於一國之政治，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就是說，人民所享有的民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直接。但選舉權則雖對於中央，也是可以無限制地運用的。特別是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象。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著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
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最後，應該說及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實現民主的關鍵在於結束一黨專制，這也是共產黨當年在其輿論宣傳中所反復強調的。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說，「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
1944年9月15日，共產黨代表林伯渠在重慶舉行的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曾鄭重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後來，共產黨又向國民黨當局書面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當年10月10日，周恩來在延安發表《如何解決?》的演講，進一步闡明瞭召開各方代表參加的緊急國事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當年，共產黨還反復強調，實行民主的基本條件在於讓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權利。
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在一篇社論中說，「所謂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國家都必須實行同樣的民主政治。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發表在1944年2月1日《新華日報》上的社論《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論張君勵先生的建議案》一文說，「協進會第二次會議裡，通過了張君勵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之建議》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張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國日報發表了《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一文。這次提案的內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張先生所說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結社集會自由，三言論出版自由。第一項自由，是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審判和處決。第二項自由，是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體發抒政見；第二，各種政治結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養成民間領導政治之人，使其發為負責的言論；第四，在朝黨在野黨各有互相監督之機會。』其主要建議，是人民可以組織團體、政黨可以合法存在公開活動。第三項自由，是為了人民能夠發表意見、批評，監督和改進政治及社會等等的各種設施。其主要建議是實行圖書雜誌新聞的事後檢查。張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項人民基本權利，雖然並不包括全部民主權利，卻已經涉及了重要的三項。一個國家是否民主，必須以此三項為重要的標幟。因此，我們和張先生一樣，很重視這三項人民基本權利。（《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1日《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 論張君勵先生的建議案》）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演說中強調，「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他說，「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師範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三冊 原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為了推進民主運動，當年共產黨還反復強調了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和人身自由各自對於民主政治的意義與價值。
以言論自由為例。《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發表的《言論自由與民主》一文說，「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於自動，而且只限有關國防的稿件；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論的行為。——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製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1944年9月1日恰逢記者節，當天的《新華日報》專門為此發表了社論《祝記者節》。這篇社論充分肯定了言論自由對於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的重要，大聲呼喚全國記者團結起來爭取言論自由。文中說，「為甚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甚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甚麼邱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的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有雪敦克爾克之恥，而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他來
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的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的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份。地域儘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二
鼓吹民主自由時是那麼的慷慨激昂，爭取民主自由時是那麼的義正詞嚴，譴責專制獨裁時又是那麼的義憤填膺……
共產黨當年在中國民主運動中的這一幕幕出彩表現，不但給許多善良天真的人留下了熱愛民主自由的深刻印象，而且讓追隨它的知識份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共產黨才是帶領中國真正邁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共產黨取代國民黨領導中國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國人民真正實現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但共產黨究竟是不是真的熱愛民主自由，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我們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不僅要看它在當政前曾經說過甚麼，爭取過甚麼，更要看它在當政後到底做了些甚麼，有沒有兌現自己說過的話。共產黨不是一向聲稱言行一致，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語，都是兌現的麼，那就讓我們把共產黨在1949年當權之後所做的事與這之前所說的話一一對照一番，看一看事實究竟如何，真相自然也就大白了。
如果說絕大多數沒有經歷過國民黨當政時代的中國人，對於共產黨當年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激進言論與姿態都一無所知的話，那麼對於共產黨當政後對待民主自由的所作所為，有著親身感受的他們卻是再清楚再熟悉不過了。只要一談到這個話題，如今稍有閱歷和頭腦的中國人，恐怕眼前都會不由自主的浮現出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所製造的那一幕幕慘劇：「土改」、「鎮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反右派」 、「廬山會議」 、「文革」 、「六四」 、鎮壓法輪功……它們以飽含血淚的事實確鑿的證明，共產黨當政後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而不是它當年曾爭取過的甚麼民主自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江澤民，共產黨的黨魁無一不是世界上惡名遠揚的獨裁暴君。這一點，除了共產黨自己和極少數深受其矇蔽的追隨者之外，如今沒有人會存有疑義，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曾對此供認不諱——只不過那不是在公開場合，而是在共產黨高級幹部的會議上。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曾大言不慚的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躍進」親歷記》)
國民黨當政時代，共產黨曾鄭重其事的提出，「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並且對於人民實行這幾種權利，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實現民主，完成民主建設，在一切主權還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區，問題是立刻使人民有權，立刻把人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而且是毫無保留條件的實行還政於民，產生民選的政府，建立民主的體制，頒布人民決定的政令法律。」（《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
按照以上標準，共產黨當政後，理當把大陸人民應有的權利毫無保留的交還給他們，讓人民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政府的負責官員，決定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罷免失職的政府官員，撤廢違反人民的利益的政策法律。但事實恰恰相反，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國家的主權從來都不曾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人民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政府的負責官員，決定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也不能罷免失職的政府官員，撤廢違反人民的利益的政策法律，而這一切恰恰是共產黨當年抨擊國民黨專制獨裁的一個重要方面。
以選舉權為例。從表面上看，按照中共憲法規定，18歲以上的大陸公民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且每隔一定的週期，共產黨的各級政權也都要進行各種名目的選舉，但瞭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大陸人民的這種選舉權其實是徒有虛名。首先，共產黨拒絕普選制，普通群眾根本無權直接選舉政府的各級負責官員。其次，侯選人也不是人民推選的，而是共產黨指派的，換句話說，普通人民的被選舉權完全是有名無實。再次，競選向來都是被禁止的。
不僅如此，共產黨一向還直接操縱選舉。劉少奇1949年7月4日寫給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信，就曾向蘇共和斯大林詳細報告了中共是怎樣控制政協和政協選舉的。信中說，「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一百卅四人，其中黨員四十三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間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間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進步人士中有十五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在籌備委員會中另組織常委會委員，委員二十一人，同樣可保障我黨領導。」“籌委會已決定將來參加新的政協會議的黨派十四個，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區代表一0二人，軍隊代表六十人，人民團體及少數民族與海外華僑代表二0六人，總共四十五個單位，五百一十個代表。代表中黨員將佔多數。」（《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p4-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北京）劉少奇的這一不打自招，是對共產黨選舉制度的莫大諷刺。
共產黨不但一向操縱政協的選舉，而且一向操縱了大陸的各種選舉。以人大的選舉為例，從全國人大到地方各級人大的代表名額，歷來都是由共產黨直接分配和指派的。
正如吳國光先生在《中國大陸的選舉制度及其變革》中所說的那樣，「中共通過所謂的『規定選舉方針』、『戴帽』、『醞釀』、預選、『做工作』、等額選舉、禁止競選等一系列程序設計，形成了其獨特的選舉制度和運作方式。其要意就是，在原則上承認有選舉的必要，而同時在實踐中則設法削弱直至消滅選舉的實際功能，從而把選舉空洞化、虛假化。」因此，雖然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著有一定覆蓋面的選舉，但這些選舉已形同虛設、名存實亡，幾乎毫無其本來的意義了。更要害的是，通過種種相當精緻的程序設計，形成了一套頗為獨特的選舉制度，即把政治參與變成了政治動員，把用來讓選舉人自下而上地表達意願的制度設計，變成了自上而下地、讓選舉人為領導意圖背書的形式，從而閹割了選舉的民主靈魂。這種選舉稱的上是名副其實的「假選舉」、「偽選舉」，在這種「假選舉」、「偽選舉」下，人民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舉權可言！
如果說大陸人民從來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舉權，那他們就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決定政府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的權力了。
按照中共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是大陸的立法機構。共產黨一向喜歡把人大通過的法律法規說成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把人大的投票表決說成是人民參政議政的象徵。這倒讓我想起《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發表的短評《希特勒的民意》，文中說，「希特勒是個法西斯大獨裁者，但是，他還是安排了一個國會。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獨裁，有的時候，他開次把國會。議長是戈林，議員都是納粹黨員。開會也很簡單。希特勒去咆哮一陣，戈林去重複一陣，不待討論，也用不著討論。納粹黨魁的話，納粹黨員組成的國會，問題已經很清楚了。議員的責任，是在他們兩位唱過雙簧後喝一聲彩，『哪』的一叫之後，甚麼都通過了，國會的責任盡了。希特勒還是希特勒。但是，有一點很不同。走進國會後再走出來，已經得到了「民意」的擁護。這戲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卻常常要玩玩的。大獨裁者是總要玩這套把戲的。昨天報載：慕尼黑在上週未暴動，『革命精神熾烈』，這是真的民意了，『納粹調集坦克出動鎮壓』。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說話。真的民意出現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說話了。」這篇短評明裡說的是希特勒法西斯，暗裡諷刺的卻是國民黨政府。但將它與共產黨當政後的現實加以對照，兩者更是何其相似！幾十年來，共產黨借人大這個舞台上演的一幕幕鬧劇，不正是當年希特勒法西斯政治秀的當代中國版麼？！
當年，共產黨曾不厭其煩的聲稱，它不但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一黨專政。如毛澤東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曾公開承諾，「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見1941年11月22日《解放日報》）毛澤東當年還曾對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說過，「在共產黨裡，只想消滅別的黨，簡直和在別的黨裡，只想消滅共產黨，一樣的錯誤。這就是宗派主義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1945年7月4日毛澤東與黃炎培等的談話，載黃炎培《延安歸來》）
對這個問題劉少奇的態度同樣也很明確。他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但讓眾人大跌眼鏡的是，沒想到共產黨當政後，實行的恰恰就是一黨專政。
從1949年奪得天下一直到今天，中共壟斷了大陸的一切權力和資源，凌駕於全體人民之上，以黨領政，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黨的意志無所不在地干預、侵擾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對它只能服從，不能質疑，更不能違逆。這正是共產黨專制獨裁的根本標誌。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共產黨的許多政策都發生了變化，但一黨專政這一點卻始終未曾有絲毫改變。不但沒有改變，而且共產黨一直都在「加強黨的領導」。
當然，共產黨是決不會承認自己搞一黨專政的，按照它冠冕堂皇的說法，它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而不是一黨專政。
那麼「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究竟是怎麼回事？它與一黨專政又是甚麼關係？
政黨政治是人類迄今為止比較完善的一種政治形式，而政黨政治的先進性則是由它的多黨制來體現的，但這種多黨制絕不是中共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之中，政黨與政黨之間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因為如果一個政黨需要被另外一個政黨「領導」著，那麼，它實際上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了：既然你願意接受他黨的領導，追隨他黨的綱領，你就是它的一部份而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了。而在共產黨統治的大陸，中共允許存在的八個「民主黨派」既不是反對黨、也不是在野黨，甚至都不能算是獨立的政治團體，而只是名義上的「參政」團體,服從於中共一黨領導，始終是它們最基本的政治使命，也是它們唯一的政治選擇。半個多世紀來，每當共產黨作決定、下指示時，各「民主黨派」總是眾口一辭、同表忠心，上演一台台「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現實喜劇。無論中共跨過鴨綠江、抗美援越、支援波爾布特，還是「陽謀」反右、10年文革和「6．4」血案，以及暗幫薩達姆、聲援米洛索維奇和打壓台灣、封殺民主黨、法輪功、中發聯等，八大「民主黨派」從未敢說一個「不」，反而不遺餘力地始終維護著一個共產黨「一貫是正確」、「一貫代表人民」的政治神話。
更荒謬的是，大陸各級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選、經費支出、開會時間和議程，包括髮展黨員的數量等等，都是由中共統戰部門決定的，它們「參政」的方式和程度也完全由中共決定，其成員若有機會擔任政治、行政職務，也非其所屬之「黨派」委派，而是被中共「選拔」，以其個人身份參政。為了達到確實控制民主黨派的目的，中共還派黨員打入其中，或吸收民主黨派的成員加入中共，這樣的「跨黨分子」既有公開的、也有秘密的。據中共中央的內部規定，加入「民主黨派」的中共黨員應占「民主黨派」全體成員的35至40％，而在「民主黨派」中央和省一級核心層中則應達到45至50％。民主黨派的著名人士中，許多人都有中共的「地下黨員」身份，往往直到他們死後，其中共黨員的身份才在訃告中曝光。
可見，所謂「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其實是中共用來掩蓋一黨專政的一塊遮羞布！八大民主黨派，不過是用來裝點中共「一黨天下」門面的八個政治花瓶，襯托中共一花獨艷的八片綠葉。明明是一黨專政，卻硬說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既得了一黨專政之實，又得了多黨制之名，共產黨掩耳盜鈴的本事真夠絕的。
借用當年《新華日報》上一篇文章中的話來說，「一切騙子中最大的騙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於說空話來騙人，而且是善於製造代用品來騙人的!法西斯國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樹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 ——是代用品!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是不是代用品呢? 》）
共產黨當年一再強調，讓人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和人身自由乃是實行民主的基本前提，但一旦取代國民黨成為當政者後，它立刻就將當年的這些主張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半個多世紀來，中共始終視自由為洪水猛獸，想盡各種方法拚命加以踐踏和扼殺。
當年，共產黨為了爭取民主自由，曾用激烈的言辭抨擊國民黨踐踏和扼殺人民的自由權利。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上演說時就曾指責說，在國民黨統治下，「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然而，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大陸歷史，這不正是共產黨自己的所作所為麼？！在這個意義上，一部共產黨的執政史堪稱是一部踐踏和扼殺自由的醜惡史。
言論出版自由是共產黨當年強烈要求國民黨實行和保護的。按照共產黨的邏輯來推斷，國民黨下台後，阻礙實行言論出版自由的障礙已不復存在，而共產黨制定的憲法也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人民理應可以暢所慾言了，但事實完全相反。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大陸人民不但沒有獲得比國民黨時代更多的言論出版自由，反而連在那個時代已經獲得的有限的言論出版自由也全都喪失了。半個多世紀來，有多少中國人，不正是因為說了幾句話，寫了幾行字就慘遭厄運，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麼。如果大陸公民真有憲法中所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50多萬知識份子當年還會因為「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而被打成所謂「右派」嗎？彭德懷等人還會因為給毛澤東提意見一夜之間就了成「反黨集團」嗎？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中國當代史上的眾多思想解放先驅，還會因為說過的話、寫過的文章而被殺頭嗎？
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在現代社會最重要的體現，實行新聞自由曾是共產黨當年反復宣傳的一大主張。當年，共產黨還曾信誓旦旦的要求記者 「為人民喉舌」，「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新華日報》1946年1月11日創刊八週年紀念文章），「緊握住自己這一管直筆，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僕。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們說、要求我們寫的，就決不放棄、決不遲疑的給說出來、寫出來。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實和違反民意的東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強力在後面緊迫著或在前面誘惑著，我們也必須有勇氣、有毅力把它拋棄，決不輕著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無是無，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絲毫的假借，也不容有絲毫的含糊。（《新華日報》1943年9月1日社論《記者節談記者風格》）。但當政後共產黨馬上就變了臉，完全拋棄了自己當年的新聞主張，成了地地道道的踐踏和扼殺新聞自由的劊子手。
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新聞自由雖不充分，但畢竟還允許民間辦報，抗戰時期，甚至還允許共產黨在「國統區」創辦和發行《新華日報》。另一方面，儘管存在著比較嚴格的新聞管制，但新聞報導甚麼不報導甚麼，當的年民辦報紙仍始終保有一定範圍的自主權，並不完全聽命於政府的旨意。但共產黨上台後，國民黨時代允許的這些新聞自由全都蕩然無存，民辦報紙從此銷聲匿跡，而官辦的新聞媒體則完全成了共產黨的「傳聲筒」、「留聲機」，報導甚麼不報導甚麼，完全得聽「黨的安排」，不能越雷池一步。按照共產黨的新聞政策和理論，新聞媒體及其從業者應當把「聽黨的話」、作「黨的馴服工具」當作自己的最高準則，記者的責任和使命不再是充當「人民的喉舌」，而是充當「黨的喉舌」，不再是為真理負責，為人民負責，為事實負責，而是唯黨是從，為政治服務。即便是符合事實、真理和民意的新聞，只要有違黨的旨意，不符合當下的政治需要，也堅決不能寫；而宣傳黨的旨意，符合當下政治需要的新聞，即便有違事實、真理和民意，也要大寫特寫。
對於這種狀況，前《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在《我親歷的新聞出版自由》一文中曾做了生動的描述：「多年來，『報喜不報憂』是鐵的紀律。任意劃定報導禁區是為了『國家安全』。『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做黨的馴服工具』，是新聞界的指導思想。如果誰『不聽招呼』，『不遵守宣傳紀律』，馬上就是『禁止發行』，或者『停刊整頓』，當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職查辦』。因而，長期以來，不只是新聞媒介，就是有關的黨政部門，都形成一種『黨性原則』：只要中央宣傳部一個甚麼審讀會、吹風會、通氣會，或者宣傳部辦公室一個甚麼人的電話通知，說某件事不能報導，某些人、某些事不能宣傳，上上下下就只能規規矩矩地照辦，『聽黨的話』、作『黨的馴服工具』，是最高準則。」
胡績偉並舉例說，「沙斯危機剛剛過去，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一場新的民主運動爆發了。這本來是一國兩制規定的民主權利，是香港人民的正當要求，可是，我們主持宣傳大權的領導人，既怕香港人民的民主覺醒，更怕引起大陸人民民主要求的覺醒，因而馬上指示大陸媒體全面封鎖。管你香港人民連續遊行請願，管你全世界輿論嘩然，中國新聞媒介還是一天天按兵不動，一字不登，一聲不吭。
試想：香港五十萬人的遊行示威反對『23條』，接連又有各界數萬港人的集會抗議，全世界人民都從報紙、廣播、電視中，看得清清楚楚，而只有中國億萬人民從我們媒體上看不見，聽不到，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我們天天報導香港回歸六年來，『形勢越來越好』，突然發生了五十萬人的抗議示威大遊行，不是太令人驚訝了嗎！人們要問：是甚麼事讓港人如此憤怒呢？又為甚麼捂起來，不透露一點消息，怕甚麼呢？我們一再揚言『我國的新聞自由和人權記錄是最好的時期』，這一下又露餡了！」
當年，為了抹黑國民黨，共產黨不惜誇大其詞，把國民黨時代的新聞界描繪成毫無自由可言，指責國民黨「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消息不能報導，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在前方諱敗為勝，要直到兵臨城下的時候才讓老百姓從空氣中傳來的槍炮聲音知道戰事的真相；在後方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說，指摘一點兵役糧政上的缺點，也就是『暴露黑暗』、『沮喪信心』、『妨礙抗戰』，結果是『別有用心』，罪名層出不已。在爭自由民主的神聖抗戰中，檢稿、扣報、罰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務毆傷報童，陰謀放火，這算是「合法」行為；而在中小城市，那麼逮捕記者、封閉報館，更是家常便飯。（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
為了激起國人對國民黨的不滿，共產黨還把國民黨的新聞體制和政策與以德國法西斯為代表的專制主義者相提並論。1944年10月9日的《新華日報》曾發表社論《民主大家庭的家法》諷刺國民黨說，「『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獲得政權，自此以後，僅在短暫的時間之內，德國的報紙廣播，如果要繼續經營，不但不得發表納粹領袖不願意讓德國公眾知道的消息，而且還需要發表希特勒樂於讓德國公眾知道的消息。』掩蓋真相，捏造新聞，於是德國人民就被蒙在鼓裡，完全不知道世界其餘部份時局發展的真實消息。這是希特勒驅使德國人民走上黷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這種武器在戰前和戰爭中的今天，也還廣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親法西斯的國家裏面。」
共產黨的宣傳部長陸定一當年曾說過：「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裡，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湖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麼。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 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制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甚麼，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幹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叫他們『小心!小心!』就是這種手段的舉例。」
反觀共產黨當政後的新聞體制和政策，不正是當年它所激烈抨擊諷刺的這一套麼？！如果說兩者有甚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共產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把新老專制主義者對新聞自由的踐踏和扼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極至。
當年，共產黨曾指責國民黨肆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並把這一權利列為要求國民黨首先實行和保護的三大自由之一，但共產黨上台後，對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卻遠遠超過了當年的國民黨。儘管大陸憲法明文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但事實上，在共產黨的暴政之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完全成了政府的家常便飯。
六四後，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解除了總書記等黨內職務。按理講，他雖然不是總書記了，但仍然是一位公民，他的公民權利理應受到憲法和有關法律的保護，這本是一清二楚，毫無疑義的。可是從那之後到他去世，十多年間他一直被軟禁在家，受到軍警監管。
對本黨前任總書記的人身自由尚且如此踐踏，對一般公民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1989年六四後被判刑八年，刑滿釋放，本應恢復自由，但是從監獄出來，立即轉入軟禁。一年後，才能外出。後來因為不認錯，在海外媒體發表異見文章，於是家門口又經常被「站崗」。其他像天安門母親丁紫霖，異見作家余傑、張祖樺、和胡佳等，在所謂的敏感時期，都經常會被「站崗」，限制人身自由。至於近年來被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法輪功學員人數就更多了，何止成千上萬！
與言論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一樣，集會結社自由也是公民應當享有的最基本的自由權利之一。按照共產黨當年的宣傳，政府應實現和保障公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因為「人民集會結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來決定組織的形式和選舉與任用一切負責人員，而不應該遭受外力之牽制與干涉」，而國民黨卻經常限制和干涉公民的這一自由。但共產黨掌權後卻立馬變了臉，不但不保護大陸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反而肆意踐踏和扼殺它。如果說當年的國民黨只是對公民的集會結社自由曾加以限制和干涉的話，那麼在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下，大陸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可以說已經喪失的一乾二淨。
綜上所述，中共未當政時所主張和爭取的民主自由，恰恰是它當政後所背棄和踐踏的（儘管表面上共產黨一直熱中於裝出一付熱愛民主自由的面孔）；而共產黨沒當權時所猛烈抨擊和反對的種種「獨裁暴政」，又無一不是它當權後所推行和堅持的（雖然它從不敢承認這一點）；為了推翻國民黨，共產黨自己可以帶頭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但一旦它掌權後，卻決不允許別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換句話說，在對待民主自由的問題上，共產黨當政後該做的一樣都沒做，而不該做的卻一樣不漏的都做了，而且做的很絕！
民間譏諷愛耍嘴皮子的人，常會說這個人「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滿嘴花言巧語」，用它來形容共產黨當政前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種種動聽之詞，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中國還有句老話，叫作「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專指那種不講信用、出而反爾的小人，用來概括共產黨當政後背棄民主自由，實行專制獨裁的種種倒行逆施，更是再恰當不過了！
可見，共產黨當政前之所以會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並不是因為它真的熱愛民主自由，更不是因為它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別有所圖。
三
那麼，共產黨當年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醉翁之意」究竟又是甚麼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弄清共產黨掌權後拋棄民主自由、實行專制獨裁的真實原因，從這種情況的發生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說起。
或許，有人會以為，共產黨拋棄民主自由是因為它當政後發現大陸人民還不具備立刻實行民主自由的素質，所以暫時還不能實行民主，讓人民獲得自由，而只能先行專制。在作者看來，這種解釋顯然難以成立。因為共產黨當年曾一再強調，在中國實行民主不僅刻不容緩，而且切實可行。
1939年2月2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政治問題》曾專門批駁有人藉口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的說辭。文中說，「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
「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眾的參加抗戰動員，民眾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1946年1月24日，《新華日報》又發表《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 》一文，對藉口中國人民文化水準太低，企圖拖延實行民主的觀點再次進行了批駁。文中說，「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
……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
黨魁毛澤東本人也曾對到延安考察的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政治顧問謝偉思說過，「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瞭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甚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你們可以在我們的地區裡看到這種不同之處——人民是生氣勃勃、富有興趣和十分友好的。他們具有人類抒發情感和精力的機會，他們已經從沉重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了。」（《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或許，有人還會以為，共產黨拋棄民主自由是因為它覺得中國的國情不同於西方，不能實行民主，只能代之以專制？這種解釋也行不通。因為這種觀點恰恰也是共產黨當年所明確反對的
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文章專門批駁了藉口國情與外國不同認為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的觀點。文中說，「當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務運動，主張學外國人造槍炮、辦工廠的時候，曾遭受一種激烈的反對。反對者並不能否認外國的確靠了槍炮機器而比中國強，但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
「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曾聽見有一位鄉下老先生說：中國人坐汽車會發暈，這就證明汽車只是外國人的玩意。現在卻有些已學會了坐汽車的先生們說：中國人民倘過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會出亂子，所以民主只是適用於外國，不合國國情，豈不是同樣荒謬麼?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民主即科學》）
既然上面的解釋都不能成立，當然就應該另外尋找答案。
筆者認為，共產黨當政後之所以會背棄它在國民黨時代曾鼓吹和爭取的民主自由，走上專制獨裁的不歸路，說到底乃是它的本性所致。
世界上所有共產黨都是喝著馬克思主義的狼奶出生和長大的，都是人的私心膨脹到極端的代表，這就決定了惟我獨尊、無法無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乃是它們共同的本性。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最看重、最想得到與最不會放手的莫過於對國家權力的獨佔。在沒有掌握這個權力時，它會想盡各種辦法從別人手中奪取這個權力，一旦獲得這個權力後，它又會竭盡所能獨佔這個權力，決不會和任何人分享它。而中共又與一般的共產黨有所不同，它不僅是喝馬克思主義的狼奶出生和長大的，而且還深受本國帝王思想和宮廷權術的影響，因而其惟我獨尊、無法無天的本性比它的同類更突出，對權力的獨佔慾也比它的同類更強烈。所以，共產黨的本性從來都是排斥民主自由，愛好專制獨裁的。當然，共產黨也深知當今世界民主自由不可阻擋，專制獨裁不得人心，所以它行的雖是專制獨裁的「實」，卻又總是抱著民主自由的「名」不放，並且時不時還要搞點無關痛癢的所謂政治改革來裝點門面。但不管它給自己披上多麼花哨的民主自由的外衣，怎麼進行所謂的政治改革，共產黨都不可能真正放棄專制獨裁，推行民主自由，因為那樣的話，共產黨就會自行瓦解，共產黨就不再是共產黨了。幻想共產黨會實行民主自由，無疑於相信太陽有一天會從西邊升起！
那麼，既然共產黨的本性就是排斥民主自由的，為甚麼在國民黨當政時它又要那麼起勁賣力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千方百計的扮演民主運動的旗手和主將呢？要弄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當年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去。
國共第一次合作解體後，共產黨被迫從城市逃往鄉村，此後在國民黨大軍三番五次的圍剿下，已瀕臨絕境。如果不是因為日本入侵，共產黨不僅不會有後來的做大，也許早就被國民黨消滅了。正是由於外敵來犯，接著又發生了「西安事變」，共產黨才得以從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中死裡逃生，並與國民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
國共第二次合作後，共產黨儘管取得了合法地位，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但依它那種惟我獨尊的本性和與生俱來的權力獨佔慾，是決不甘於也決不可能甘於長久屈居於國民黨的統治之下的，它一門心思想的始終都是如何推翻國民黨，奪取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是掛在它嘴上的抗日。但共產黨也清楚，這個目地不是一時半會就能達到的，畢竟那會它還沒有這個實力。因此，為了實現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目標，當務之急是先一步步做大自己的實力。怎麼做大？除了想盡辦法擴大自己的武裝和地盤，最重要的莫過於跟國民黨爭奪民眾。而在當時，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則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再好不過的工具。
抗戰開始後的中國，民主自由的熱情和呼聲空前高漲，尤其是知識份子和各民主黨派，更是積極踴躍，衝鋒在前。在這種形勢下，憑藉中共已有的實力和影響，趁勢加入中國民主運動的陣營，打出民主自由的大旗，搖旗吶喊，呼風喚雨，一來可以贏得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好感與追隨，壯大自己的隊伍和聲勢，從而在與國民黨的權力角逐中增添自己的砝碼；二來可以利用壯大後的隊伍和聲勢，向國民黨施加壓力，擴展自己的政治空間，更好的削弱直至顛覆國民黨的統治。正因為如此，共產黨審時度勢，及時收斂了自己的政治鋒芒，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甚至聲稱「既不要求也不計劃無產階級專政」，把自己迅速裝扮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旗手和主將。
撇開作為國家統治者的國民黨不談，從表面上看，當時的各個黨派雖然都在爭取民主自由，但彼此之間完全是同床異夢，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作為西方民主主義的忠實信徒，各民主黨派爭的不僅是自身的民主自由，而且是全體國民的民主自由，這就是他們的全部目地。而共產黨則不同，儘管它表面上似乎也在為大眾爭取民主自由，但它真正爭的其實並不是全體國民的民主自由，並不是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自由，而是反對國民黨的民主自由。不過，這也還不是它最終要達到的目標，它打的算盤是先把這個民主自由爭到手後，再利用它去顛覆國民黨的政權，最終取而代之，讓自己爬上國家的最高權力寶座。共產黨為甚麼常講「民主是手段不是目地」，奧妙之一就在於此。當然，上面這種差別只是在共產黨當政後，其專制獨裁的真實面目已經暴露的比較充分，當人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當年的這段歷史時，才漸漸被有些人認識到，而在當時則很難被一般人所覺察。畢竟，那是一個政治風雲錯綜複雜的年代，一方面，國民黨在推行民主自由上的表現是那麼的差強人意，另一方面，共產黨上演的民主政治秀又是那麼的逼真動人，普通百姓要想一下看清共產黨葫蘆裡賣的到底是甚麼藥，實在太難了。
正因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真實目地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所以一旦共產黨利用民主做為工具，憑藉日益做大的實力，最終打敗了國民黨，成為它朝思暮想的國家統治者後，對於共產黨而言，民主也就喪失了它原來的價值。掌權後的共產黨哪裏還需要用民主自由去對付國民黨，它手裡已經有了更好的武器——強大的國家機器。這個時候繼續鼓吹民主自由，豈不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惟我獨尊、無法無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會幹這種傻事的。因此，除了時不時喊幾句民主自由的口號來裝點一下專制獨裁的門面，民主自由在此時的共產黨眼中已毫無用處可言，拋之腦後當然也就是它必然的命運了。
其實，更準確的講，共產黨對待民主自由的自相矛盾，並不僅僅存在於其當政前後，在它當政前就已經存在了。按理講，當年共產黨既然那麼熱愛民主自由，那麼憎恨專制獨裁，那麼義正詞嚴的指責國民黨阻撓實行民主自由，那麼，在它自己統治的地盤，也就是所謂「紅區」、「解放區」，特別是所謂「革命聖地」延安，理應率先垂范，帶頭實行民主自由，為國民黨做出榜樣。但事實恰恰相反，別看共產黨一個勁逼著國民黨在「國統區」裡實行民主自由，但它自己在「紅區」、「解放區」內搞的卻一直是專制獨裁的那一套（共產黨建制後的專制獨裁正淵源於此）。這方面的資料近年來披露的很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查，筆者在這裡就不贅述了。看過這些資料之後你就會發覺，共產黨對待民主自由其實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只不過這種反差在其當政前後表現的更為鮮明，更為強烈罷了。
可見，共產黨當年之所以要那麼起勁的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純粹是為了誘騙那些在國民黨統治下熱愛和夢想民主自由的民眾，特別是中國的知識份子，讓他們心甘情願的跟隨自己為推翻國民黨賣命，而決不是因為它真的熱愛民主自由，更不是因為它真的想讓全中國人民獲得民主自由，正像共產黨當年之所以要給工人階級套上「領導階級」的耀眼光環，許諾農民「解放後過上好日子」，是為了誘騙他們為自己「拋頭顱，撒熱血」一樣。這再清楚不過的暴露了共產黨的騙子嘴臉和本性。
古往今來，騙子之所以能經常得逞，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套騙術，能夠以偽裝的面目獲得他人的信任。但騙子終究是騙子，騙術再高超，也終有露出馬腳的那一天。
當年，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顛覆遠比自己強大的國民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以民主自由為誘餌，成功的騙取了相當一部份民眾，特別是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信任和支持，從而逐漸坐大了自己的勢力。但共產黨掌權後，脫去偽裝，崢嶸盡現，越來越多的人在經歷了一場場政治運動的血雨腥風，飽受獨裁者的踐踏之後，終於漸漸認清了共產黨玩弄民主自由的真面目。
今天，說謊成性的共產黨仍在繼續用假民主真獨裁的把戲騙人，深受其矇騙者也大有人在，他們依然把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改弦更張上，這無異於與虎謀皮。
半個多世紀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不管中共再怎麼花言巧語許諾人民以民主自由，再怎麼裝模做樣的搞甚麼政治改革，只要它的統治存在一天，中國人民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只有從中共的謊言中徹底覺醒，義無返顧的拋棄它，苦難深重的中國才會真正迎來民主自由的曙光！@(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