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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北大教授與小學教師

余杰
2007-02-28 21:35 中港台時間|2009-01-12 10:41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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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8日訊】這年頭,很多人都在哭窮。北大新聞學院兼職副教授周憶平(即著名的電視談話節目主持人阿憶),在博客上公佈了自己在北大的工資單,他的月工資為四千七百八十六元。阿憶抱怨說,這點工資少得可憐。

其實,這份收入遠遠高於其他大學中同級別的教師的收入。北大畢竟是政府重點扶植的「最高學府」,是中國高等教育的門面,北大有充裕的教育經費。而剛剛成立不久的新聞學院,教師待遇更是高出平均水平。阿憶自己也承認,有些「開源」能力比較弱的系科的正教授,也拿不到此數目的工資。

阿憶在北大僅僅是兼職,每週也就兩個課時而已。他每天都在天上飛來飛去,穿梭於各地電視台的演播室里。阿憶究竟花多少的時間在北大的教學工作上,只有他的學生知道。這年頭,即便是大學里那些全職的教師,也沒有多少人真正巴心巴肝地對待學生,更何況只是兼職的阿憶呢?這年頭,也沒有多少學生對他們的教授肅然起敬,教授們爭先恐後地往錢眼裡鑽,或爭博士點,或拿項目,或到校外兼課,「傳道、授業、解惑」的天職早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照我看來,阿憶在北大的工資並不低。但阿憶本人卻對自己的工資深表不滿,因為他有一個迥然不同的參照系。在素有「黃金行業」之稱的電視界,過慣了紙醉金迷的生活,他對這點收入根本不屑一顧。據阿憶說,他在電視台任職,月收入至少可以達到八萬元以上,他在北京購買的豪宅亦價值數百萬,開的是豪華的別克轎車。北大的這點工資,連養車都不夠,哪裡能讓他維持如此高標準的生活方式呢?

阿憶的哭窮,迅速得到若干北大著名教授的共鳴。某些北大教授正在蛻變成這個時代最無恥的人。在這些名動天下的教授當中,有歌頌皇權鄙視民主的海歸博士,有受寵若驚出席北韓使館招待會的金家王朝的粉絲,有說官僚越腐敗則經濟越有活力的經濟學家。北大已經由一所「常為新的、與黑暗勢力作戰」的大學,淪為官與商的幫兇和幫忙。北大像血吸蟲一樣貪得無厭地耗費著巨額的民脂民膏,卻不曾想過自己應當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為深陷於苦難中的同胞做點什麼、說點什麼。昔日,我曾經為北大人的身份而感到驕傲;今天,我卻為此而感到深深的恥辱。

就在「北大教授哭窮」成為網民和媒體爭議的話題的時候,我卻看到另外一則關於一位小學教師的新聞。

劉念友,重慶市開縣北斗村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學教師。開縣是全國聞名的貧困縣,北斗村是開縣郭家鎮北斗地區最偏遠、最貧窮的山區,北斗村小學距北斗中心校步行需兩個多小時。在當地老師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背了時都莫到北鬥去。」劉念友卻主動申請到這個「鳥都不屙屎的地方」去任教。整個學校就他一名教職工,要教一個三年級的所有學科,十七名山裡娃。

這份工作未必比阿憶在北大的工作簡單。開學第一天,劉念友的心就被孩子們深深震撼了。「本以為開學這天,娃兒再窮也要穿得光光鮮鮮的,可他們一個個都像叫花兒。幾乎所有孩子都穿著極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是用其他布料接成幾截,有的能明顯看出是大人的。大多數沒有文具盒、文具,有的只帶二十塊錢來交學費。」劉念友當即從口袋里摸出僅有的二百多元,幫幾個學生交清學費。當天放學後,他又匆匆趕回家,從家裡僅存的三百多元中拿出一百五十元,為幾個貧困生買文具、買衣服。「總不能眼看自己的學生因為沒錢而輟學吧!」

劉念友在北斗村小學全職工作的年收入,還比不上阿憶先生在北大兼職工作的月收入。誰更窮呢?阿憶教授在網絡上高調哭窮,劉念友卻如春雨潤物默默無聲。有人說,北大教授與小學教師之間,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學識不同,精英與大眾也許就應該有這樣大的差異。北大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不就說過——如果北大教授個個都有了別墅和豪華轎車,中國就實現了現代化嗎?至於劉念友們的命運,那些高傲的教授們是根本不會放在心上的。

在一對兒女的眼中,劉念友是一個狠心的爸爸。兩個孩子先後考上大學,父親並未給他們準備充足的學費。兩個孩子在學校里連吃飽飯的錢都沒有,只好在學校的食堂里打工,才換取到可以果腹的食物。但是,在劉念友教書的班上,在他的學生們眼中,劉老師卻是一位「很有錢」的老師。劉老師經常幫助那些家中十分貧窮、繳納不起學費的孩子,甚至連很多孩子的生活費以及生病了買藥的錢,都是由劉老師支付的。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從教二十八年,劉念友每年都在資助自己班上的貧困學生,他的班上從來都沒有因為錢而輟學的學生。以他那一點微薄的工資,根本不可能承擔這一筆又一筆的費用。那麼,劉老師的錢,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久而久之,學校里的同事和家人們發現,劉念友在週末和寒暑假經常「人間蒸發」,沒有人知道他究竟上哪裡去了。一次偶然的機會,北斗村中心校校長髮現,劉念友的耳朵背後全是黑色的煤污。經過一番盤問,他這下才知道了真相:每逢假期,劉念友便到附近的煤礦下井挖煤,靠挖煤換來的錢資助班上的學生。

後來,一位記者跟隨劉念友下井,他這樣描寫劉念友一天的挖煤生涯:「清晨七時,開縣郭家鎮麒龍煤礦主井。天還沒亮,四十八歲的劉念友便和工友一道背著電瓶、頂著礦燈,行進在狹長的主井甬道中。頭頂不斷淌下的水滴很快將衣服淋濕,空氣也越來越差,鼓風機巨大的轟鳴聲在井下迴響。二十多分鐘後,他們來到距洞口一千五百米處的東大巷掘井口。掘井口空間矮,要貓著身子才能活動,地上堆滿先前鑿下的原煤,被水泡得黝亮,潮濕悶熱的空氣中瀰漫著濃重的原煤氣味和汗味。在昏暗的礦燈照射下,劉念友麻利地躺在地上,嫻熟地用鑿子鑿著頭頂上方的煤層。煤塊鬆動,煤碴掉在淨是汗水的臉上,他用手抹了一把,再鑿。二十分鐘左右,他就地休息兩分鐘,繼續。」

這樣的高強度勞動,不是一般的讀書人能夠承受的。我建議阿憶教授去親身體驗體驗,他就知道自己僅僅靠嘴皮子吃飯實在是太容易了。劉念友卻這樣幹了一年又一年。與劉念友一起下井挖煤的農民工,都很佩服劉老師的吃苦精神,同時他們也感到十分困惑:「既然他是個老師,是個文化人,有固定的收入,為什麼還要來井下受這份罪,掙這點錢用命來換的錢呢?」然而,正是靠著這筆用生命換來的錢,劉老師才讓所有的學生都完成了所謂的「義務教育」。

劉念友從來沒有哭窮,即便他大聲哭窮,也不會像名人阿憶教授那樣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劉念友一邊在暗無天日、危險重重的井下挖煤,一邊在課堂上告訴學生說,知識能夠改變命運;阿憶教授卻在心安理得地哭窮,因為他傲慢地認為自己是精英分子,精英分子不該只有這麼少的工資,儘管北大副教授的職務只是他的一份兼職,他在電視台的那些肥缺並沒有統統辭去。

富人總是感到不足和不滿,窮人卻自己動手改變現狀。劉念友便是魯迅說稱讚的「埋頭苦幹的人」和「拚命硬幹的人」。我不知道阿憶在面對劉念友的時候會怎樣。想來,這位巧舌如簧的電視人,在公眾面前會虛情假意地讚賞劉念友一番,然後又在背後說,這個時代怎麼會有這麼傻的人!阿憶說出了許多北大教授的心聲,他們只是希望自己能夠分配到更多的利益。北大人已經不再為弱勢群體而吶喊,他們只為自己的私利而呼籲。北大不幸地變成了自私自利者的天堂。一群自私的老師,將一群全國最聰明的學生,教育成了新一代最自私的「精英」。這些年來,北大不斷伸手向社會「要」,卻從來沒有想過如何以文化和科學的創造以及對公平和正義的捍衛來反饋社會。

北大教授阿憶和小學教師劉念友,一個人高居金字塔的頂端,一個人匍匐在金字塔的底部。然而,在我看來,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不是像周憶平這樣學識淵博、口吐蓮花、食有魚出有車的高級知識分子;而是像劉念友這樣默默無聞、春蠶吐絲、肩起黑暗的閘門的普通公民。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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