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6日訊】1989年，我還是北京外國語學院一年級學生。
以下我所述內容，並不希望用主觀思想影響閱讀者，僅僅敍述事實，由每個人作出自己的判斷。
關於這年春夏之交的事，很多人回憶過，但像我這樣既置身局中，又超脫事外，能看到一些細節，又比較方便說一些心裏話的似乎不多。整個事件我還是以自己的經歷作為主線來貫穿，這也是為了力求真實。在我不在場的一些事件中，我會列舉我材料的來源。
如果早幾年，一些細節和時間會記得更清楚，現在我只能力求清楚了。我的敍述也許和許多常見的回憶文章有很大的出入，但我保證我的敍述是盡可能接近客觀的回憶。
（一）
1989年。
那時我是學校重點培養對象，正為“五四”的活動而忙碌。這時忽然傳來胡耀邦病逝的消息。
當時天安門紀念碑上已貼出一些詩詞。因為傳說胡耀邦是在開會時被李鵬氣得心臟病發作而死的。當時我們第一個反應是：五四的活動怎麼辦——就這麼簡單。
其實我那時對胡耀邦的印象一般得很，因為他84年時組織了3000日本青年免費訪華。，因為這些日本人，我寫了有生以來第一份檢查——這是題外話。
我們本來計畫組織一個狂歡活動，這時討論要不要取消。學生中對胡耀邦的看法有褒有貶，但老師，尤其是年長的老師對他感情很深，因為他在文革後期主持了對知識份子落實政策的工作。徹底平反，這是共產黨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所以大家覺得應該停止這樣的狂歡：畢竟人死了。
但計畫報上去，我們立即被辦了學習班，並勒令一定要狂歡，否則就是和黨兩條心。這讓我心裏很不好受，我當時是校刊記者，就想自己現場看個明白。
那天是1989年4月16日，當晚很多北京人都去了天安門。交通很不方便，我不會騎車，一路搭便車加步行趕到新華門。
我看見很多的人，有知識份子，有教師，有學生，推舉了代表，寫了要求允許追悼的白紙遞進去。天已經有些黑了，我站在長安街對面，和幾個不認識的學生交談著。他們來得早，告訴我，各個學校和機關單位都禁止追悼活動，所以許多人來這裏上訪要求允許追悼。正談著，突然從南池子裏沖出一群軍人和員警，他們手裏拿著皮帶，腳上穿著大頭皮鞋，3人一組，沖進人群，亂打亂踢，場面登時大亂。
我趕緊拍了幾張照片就躲進小巷，見學生們被抓了百餘人，塞進一輛通道客車（車塞得滿滿）拉走。地上一片狼藉。聽說這些人被統統拉到北大放了，我校幾個同學只能走回北外，更遠的也想必一樣。
17日北京日報報導了這件事情，標題是《一群不法之徒衝擊新華門始末》，學生變成不明身份的人；遞交上訪材料變成聚集中南海，衝擊新華門；員警踢人打人變成歹徒毆打員警，員警打不還手。我87年就目睹並捲入過學潮，卻沒想到會親眼看見這樣的事情，於是決定把照片洗出來讓大家看。看畢，大家一致決定抵制五四狂歡活動。
大約一天后，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登出了口氣比較緩和的文章，也允許各單位自設靈堂追悼胡耀邦，但不准去天安門和中南海。我也跟校車去了北長街73號胡耀邦的家，見到了胡耀邦的夫人李昭。
17日和18日我幾乎一直在紀念碑附近，印象中沒聽見追悼外的更多口號。記得最激烈言論來自一位中年女知識份子，不過要求進一步加強民主法制建設而已，當時連官倒都沒有涉及。不過不時有國際歌或其他歌曲響起，氣氛很熱烈的，花圈也很多。
當時焦點就是是否追悼，根本不存在非法組織問題，這時北外沒有任何學生組織，似乎別的學校也沒有。事實上，大多數花圈不是非法組織送的，而是合法組織送的。比如我就親眼看見中國國家足球隊集體送去一個，還有民革中央，甚至煤礦文工團。
這時已經出現一些關於官倒和腐敗的討論，因為那年通貨膨脹特別厲害，物價飛漲，官倒也很突出，現在看來不過小兒科，可當時覺得是不得了的大問題。那時傳出胡耀邦是在內部會議上討論官倒腐敗問題時和某些人產生矛盾，而導致過於激動的。
很快，上面宣佈4月23日早上在人民大會堂開追悼會，於是一些老師和學生提前一天趕到了天安門，當晚傳來消息，天安門封鎖了，進去的不讓出來，出來的不讓進去。
後來知道，在這一段時間裏，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當晚部分學生在廣場露宿，因無法入睡，就自發聚集起來談論國事，他們連夜討論出一個9條的東西，主要是要求中央繼承胡耀邦遺志，把反腐敗、打擊官倒的事業進行到底，其中也提到“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要知道，這些都是當時黨報裏常用的辭彙。他們把這九條寫在一件不知誰的白襯衣上，準備第二天追悼會結束送交上去。
因為有些事情，頭天晚上我沒能去，次日匆匆趕去卻被擋在外面。這時大約8點50分，已開始奏哀樂，然後是趙紫陽致悼詞，胡耀邦夫人李昭發言。當時趙紫陽給我們的感覺是心不在焉，學生們對他的印象非常不好。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哭著喊了20幾聲耀邦，給我的感覺是好像有什麼話要說。
這時我在廣場週邊，聽見廣播裏宣佈追悼大會結束，外面的人有些開始散去。但廣場裏的人一個也沒有出來。我就趕過去，發現自己還是不能進（後來才知道，裏面發生了吾爾凱西“下跪上訴”事件）。
圈外一些市民說，這些孩子20小時不吃不喝，該想想辦法送些東西進去才是。我突然有了主意，便就地拉了幾個學生幫手，開始演講募捐，10多分鐘就募到很多錢，大約有兩千多塊，買了水和食物，裝了滿滿一三輪車，我們跟著三輪一直沖進廣場，很多人跟著我們也沖進去。
我看見同伴中一個清華學生拿著錢交到一群人手裏。後來聽說，那時吾爾開希已經昏了過去，而這一群人就是王丹、封從德、徐路、柴玲等人，他們就在這個時候成立了一個組織，叫做北京學生聯合籌備委員會，而那筆錢也許是該組織第一筆資金。
這就是第一個學生組織的誕生及我的作用——坦率地說沒什麼作用：錢是我牽頭募捐的，卻非我交的，誰也不認識我。而我的初衷除同情，更主要想借機混進去，所以對組織不關心，只顧發礦泉水和蛋糕。
(二)
會散了。
表面上一切恢復，悲哀開始消失，因為對於學生而言，這個悲哀本來就不是很強烈，若非當局處置不當，事情早已瞭解。後來才知道，此時平靜表面下波濤洶湧。
校園裏此刻出現各種思想沙龍。當時社會較開放，雖然批判過自由化，但輿論尺度還較寬鬆，學校裏哲學和文學非常熱門，雖有些過，但大家的確是認真的。我們熱衷於參加各種討論會，本校的，外校的。在這期間，各校學生開始互相串連。那時沒有手機和網路，但消息就像長了翅膀一樣傳的飛快。
以下的一段聽自我生死與共的好朋友施某（北外86級法語系學生，浙江余姚人。曾任各屆學生和政府對話團的北外代表，後面許多關於對話的材料都來源於他。）。他當時參加了下面的活動和組織：
經過幾天串連，一些學生決定找一個沒有竊聽耳朵的地方，暢所欲言地探討一些嚴肅的問題，他們來到圓明園，租了幾條手划船，劃到湖心荒島上開了一天會，討論了許多嚴肅的問題，並成立了後來非常著名的組織——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必須指出一個可怕事實：他們的這次會議不但被當局掌握，甚至還錄下了一些畫面，且很久以後作為罪證播放過。這也許是最可怕的事情。
此時我對此並不知情。學校裏一切如常，校方和老師對各類討論會顯得寬容，他們中許多人也常來旁聽，甚至認真地發言參加討論。直到4月26日，出現了晴天霹靂般的東西：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這篇社論把一切說成“一小撮”挑起的“動亂”，作者是人民日報社常務社長南震中。
那時候文革不久，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定性意味著什麼。於是所有人都憤怒了，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必須向更多人和黨表明，這不是動亂，我們不是一小撮。
據說當天北師大學生就上街遊行，這消息很快被串連的學生傳到各個學校，遊行和串連在蔓延，一些學校一級的組織開始出現。
27日，人大的200多人串連到理工大、我們北外和民族學院，最後發展成約2000人的遊戲，我參加了。事後因為氣憤，寫了篇《評426社論》，被學校裏的朋友翻刻，影響很大。直到7月份，我還在上海城隍廟牆上看見我這篇文章的不知那一代抄本。
這時北外和許多學校都成立了“籌委會”，彼此間有了聯繫。但北外籌委會此時活動能力不高，甚至和學生會分不清楚，因為那段時間去廣場的多半就是學生會的幹部，但當他們發現這種行為越來越危險時，活動就明顯了。這時候學生根本不需要組織，自己也知道上哪裡去：三角地、天安門。
許多社會學者開始出面，在各場合為學生說話。如上海世界科技導報主編欽本立，但報紙很快被查封，欽本立也被免職。這激怒了許多知識份子，他們開始主動把自己的命運投入進來，於是我們能經常在學校裏看見越來越著名的人物。一開始是陳明遠等，後來就有王淩雲、王若望、嚴家淇、包尊信、戴晴等等。
這時中央輿論工具軟了下來，但北京市的幾家卻開始扯足了嗓門高喊。他們說遊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要推翻四項基本原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於是28日遊行隊伍第一次到了天安門。這次組織得一團糟，過了天安門就消失得一乾二淨。
社會上許多人開始和學生串連，知識份子的捲入給運動塗上濃厚的社會色彩。當時最熱烈的討論就是關於官倒和腐敗。一些改編的歌曲，如《一不該》等開始流行起來。而指責的對象主要是兩個人，鄧朴方，趙大軍，和“大小康華”兩家公司。社會上對他們的不滿本已很大，這時正好利用學生發洩出來。高自聯開始發揮組織作用，他們提出要把學運真實一面傳達給黨和政府，要和政府對話。27日當晚，傳來戒嚴消息，社會紛傳38軍進城，而且有些晚上在外活動的學生被軍警打了。
這時北京日報嗓門也越來越大，說學生運動是文革再現，於是我寫了第二篇有影響的文章，《學生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並因此認識了許多後來同生共死的朋友。文中通過對比指出，學生運動是自發的要求，而文革是黨的最高層出於自己的目的主動挑起的，把這兩種事件混淆的做法是別有用心的行為。學校裏開始湧現出有威信的領袖，還出現了公開支持學生的老師，但他們無一例外受到了學校的迫害。這導致了更多老師的捲入，北外方面，學校唯一人大代表吳青站出來直言令局面有所緩和。但在北大，科技大等，事態卻更趨惡化。
於是各校學生組織決定在5月29日統一舉行全市大遊行，表明學生真正的呼聲，必須指出，這次活動的確是有組織和預謀的。因為口徑是統一的，即旗幟鮮明——當時社論裏的原話——地喊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憲法（這看上去有些古怪，但當時大家的覺悟就是如此，沒有人會懷疑共產黨不好，只懷疑有些人在給黨抹黑而已），同時大聲疾呼民主、法制、言論自由和反官倒、反腐敗，改善群眾生活。各校在這些口徑下自行組織口號。有趣的是，學生會和籌委會都在組織，都起了很積極的作用。還統一製作了旗幟，商定了各系負責人。那時幾乎每個學校、大多數學生都參加了。北外的比例大約是75％，我們年級全部參加，因為年級長是我本人。當時我聽到一個故事：兩個男女學生上街遊行被員警打，男生為保護女伴說，要打就打我吧，我就準備了一面小旗，寫著“要打就打我吧”，同學們都很感動，就都參加了。
次日一早出發，開始只有我們、理工大、人大部分（另一部分後來才出發）民族學院和電腦學院，大約幾千人左右，師生都有。沿途軍隊設置路障，佈置上萬兵力攔截，我們不得不在學校區反復周旋，我們這支大隊人數越來越多，在西直門時已有幾萬人。為接應那些出不來校門的小型學校的學生，我們不得不來回多次以衝破多道封鎖線。沖封鎖線時大家都在唱歌，便衣員警，五月的鮮花，松花江上等等。38軍坐著汽車，排列整齊，手無寸鐵，面帶微笑，根本不作任何攔截動作，員警和便衣卻瘋狂得很。各校臨時編口號對他們和路人做宣傳，北外的口號就是我編的，至今記憶得很清楚。“北外北外，人民後代，為民請命，責無旁貸，清除官倒，消滅腐敗，學生運動，不是動亂，希望理解，渴求信賴”。記得先是武警開始動搖，然後是員警，最後只有那些一眼就能認出的便衣們還在聲嘶力竭地阻攔，有些官兵甚至跟著我們一起唱起歌來，我們幾萬人一路沖到復興門，阻攔已無意義。
我們在復興門盤桓了大約兩個小時，不斷有學生和民眾趕到，有的幾百人，有的幾千人，浩浩蕩蕩開往天安門。在廣場上望去，隊伍一眼望不到邊，前面直到東單拐彎，後面還在復興門橋上。所有的人在到達新華門時都高唱國歌，到達紀念碑時高唱國際歌，歌聲此起彼伏，久久不已。
這時候我們發現許多記者。一開始都是外國的，後來連參考消息、中央電視臺都出來了。我們還看見一些人民團體、出版社和學術機關的人士參加。
據我所見，整個行動沒有發表什麼聲明，也沒有向大會堂或中南海遞交什麼。因為所以想說得都明白無誤地對著全國人民說了，而讓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知道學生的要求和聲音，看到學運的真實一面，正是我們的初衷。當時下午版的報紙已經出版，非常客觀真實地報導了當天北京所發生的一切。很多對此事原本漠不關心的市民開始湧上街頭，從東單、東四一直到二環、三環路兩邊都是眼含熱淚的市民，有些市民還舉著自己的孩子，指著我們，讓孩子們知道，長大了要做怎樣的人必須交代一點，北京市民對於軍隊進城是非常反感的，因為自從滿清推翻一來，以來，北京城裏除了入城式，沒有進過一兵一卒。北洋、日本、八路都是進城就撤出，加上他們對官倒腐敗還有物價飛漲的不滿，這次看見一群年輕學生為他們（其實不完全為他們）請命，非常感動，幾乎萬人空巷，傾城而出。軍警已經無影無蹤，在市民和學生們的不斷歡呼和《送戰友》的歌聲中，一隊隊學生有組織地走向自己的學校。但由於許多市民熱情地跟上了隊伍，所以人數很長時間裏並不見得有多少減少。就這樣我們圍著二環和三環轉了整整一圈，最後在學院路分成兩隊，北大清華和黨校、農大國防大學北上，我們和民族、人大等繼續西進。
此時殘陽已落，大家疲憊已極，但面面旗幟仍然舉得高高。到達魏公村路口時不過幾百人，有些人已經先回去了。但沒有一路員警敢於攔阻我們。大家都是一天沒有吃飯，但回到學校以後人人心情激動，更令人感動的是，大師傅已經做好了飯菜等我們而且不要我們的錢。要知道他們是承包的，平時吝嗇得厲害。這次是整個事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參加人數估計至少在15萬。當時我在操場上非常激動，因為我突然發現，讓一些本來無知無識、對一切漠不關心的民眾起來其實是一點不難的。只要你能、你敢、你確實真正地喊出他們的心聲就行了。當時我的感受就是，敢於說話的人民真的很有力量，政府不怕學生，怕人民。
這次遊行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也讓不少學生疲憊懈怠，在此後一段時間內不知該做什麼：既不能總遊行，不遊行又無事可作。這時學生會開始淡出學運行列，因為他們終於知道這次是在幹什麼。而且通過遊行湧現出一大批有能力、有威信和號召力的學生領袖。
一天，有幾位朋友找到我，讓我參加了北外學生籌委會並當選常委，當時常委有近20人，我是最年輕的一個。
很快聽說，政府要和我們對話了。確切地說，是對話結束之後，我們才知道有這個對話。“學生代表”當然是學生會的代表，且多未參加遊行（北外三代表只有一個參加過），但有些學校裏，學生會已經在學生的壓力下改選，結果王丹和吾爾開西就也成為了對話代表。
當時政府方面的代表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主任何東昌，還有就是北京市委秘書長閻立本。
何東昌、閻立本拙於言辭，於是對話成了袁木獨腳戲。雖然欽定代表們嚴防死守，但王丹他們還是費了很大周折，把學生們的意願表達得很清楚，就是第一步先承認426的結論是錯誤的，承認學生的行為是愛國行為，然後再談別的。
我們從電視裏看見了袁木的太極拳功夫，他先就當前國內外形勢做了全面的總結，然後談到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學生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了。這時在三四個欽定代表的不斷踴躍發言之間，吾爾開西很精彩地搶到了話題，問袁木，在自己的行為是否被認可都沒有結論的情況下，如果是袁木的孩子，能安心坐在課桌邊上嗎？此時別的一個忘了出處的代表提到了那次新華門事件和報導的歪曲及不符合事實，以及員警對學生的粗暴。
於是袁木做了他最精彩的直接長篇辯論：他首先指出是學生打了學生而不是員警打了學生，理由是既然大家都說是大頭皮鞋傷人，而當場軍警都穿著黑布鞋，那麼這些大頭皮鞋自然穿在學生腳上。其次談到軍警抓人送到北大是為了保護學生的安全，因為晚上坐公共汽車不方便，而且他們並不知道這些學生不都是北大的。再次是這篇報導之所以嚴厲，是因為有人喊反革命口號。當時一個欽定代表也覺得很好笑，就忍不住問道，這證據在哪兒啊，怎麼能這樣說？袁木說，當時軍警押送的汽車上，靠近中門，一個戴眼睛，臉紅紅的女生，高喊了好幾聲“打倒XX黨”，但由於條件所限，不知道這個女生是誰，哪個學校的。
接下去王丹質問袁木從什麼地方得出學生要推翻四項、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結論，並在袁木指責遊行學生擾亂北京市政時拿出大量圖片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何東昌則試圖把話題轉移到改善學生宿舍等“更重要的話題”上，但沒有成功。閻立本不顧代表們的反對，告訴大家，由於時間關係，對話到此結束。
會後不知誰寫了幅對聯。上聯是：口是心非，政府安能立本？下聯是：色厲內荏，國家何日東昌？橫披是：緣木求魚。
對話使學生會的威信大大下降，社會不滿大增，但政府也達到了部分目的：一方面，造成了學生會和籌委會之間的對立，使得學生在後來相當長時間內思想混亂，不知所從；另一方面，會後留了個繼續對話的尾巴，直接導致了後來北京學生對話團的產生。
回到自己當時北外的學生籌委會已經很有聲勢，負責人是一個叫陳XX的新疆人，29歲，進修生，民盟黨員。他召集大家開會，討論談判的事情。當時有人建議推舉我當北外的對話代表，我拒絕了，一來我是1年級生，二來怕嚇著父親。最後通過操場投票選出兩位代表，施和一位青海籍女進修生。
這時候發生了很多意外的事情。英語系85級學生艾道祥等3人受到迫害；白雲濤、李雲飛兩位老師也被隔離，大遊行製作的所有旗幟被沒收，只有我們法語系的旗幟被有心人保留下來。在清華、北大，事情更加嚴重，方勵之、王若望等學者都被監視和騷擾，不但這些學校的學者，而且遊行期間對學生表示同情的各屆人士都受到清理，被組織起來寫材料，向黨交心，感覺受了委屈和欺騙的學生在高自聯的組織下又舉行了一次遊行（大約是是五月四號，）。
這次遊行參加的人並不多，北外參加的不過300多人，許多是上次想參加而因故沒有參加的。因為人數太少，軍警根本不重視，也沒阻攔。但由於這次學生的行動是在整個社會的一片壓抑中舉行的，感召了許多各界人士自發參加進來，結果在廣場上居然也聚集了幾萬人，學生大約只占一半。大家在廣場上圍起一個個圈子，談論國家和每個人的前途，談論這次運動的意義和前景，然後從容散去。由於媒體到的更多，這次遊行影響反而更大。而且通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如果不加強民主，中國就沒有前途，這次運動就沒有任何收穫。就在這次遊行中，大家一致把民主當作了運動的最終目標。雖然多數人並不很清楚，什麼是民主。當時法新社一個記者在廣場上隨機訪問了幾十人，結果只有1個人大體做了比較合理的解答。
此後，明裏的迫害少了，暗中的壓力卻更緊。黨、團，各級都要表態、站隊。而，期中考試近了，對於學生是個壓力。這段時間，學校大字報很多，學生們卻更彷徨更疲憊了，許多學生開始放縱起來，有的天天睡覺，有的遊山玩水。各校的籌委會內部也開始產生了形形色色的矛盾——由於某些原因，甚至什麼原因也沒有，5月4日到5月10日，這段時間對於許多學生都是漫長的一周。
由於對話團的成立，各個學校有威信有能力的領袖住進北京飯店，一心一意地和黨和政府對話，造成學運群龍無首，一團散沙。北外由於代表是學生推選的，並非主要學運領導，籌委會雖然走了很多人（最少時只剩6人），但核心反而是高校中比較完整的。由於學生大批回家和出京遊玩，造成學校的真空和人心的懈怠，我們都很憂慮，希望找到一條穩定人心的妙計。
這時我想到一個辦法，其實是沒有辦法：既然我們沒有辦法那就讓大家教我們——我建議大家當晚去各學生宿舍高喊：第二天上午九點到11點，北外學生籌委會將走到大家中間，聽聽大家的呼聲。
當晚，當喊出，“我們是北外學生籌委會”的時候，宿舍裏一片歡呼，因為他們終於知道，我們還在繼續。
第二天我們按時去了，學生們差不多都在。我們一起交談，一起去吃飯，一起去上課。什麼辦法也沒有徵求到，但學校裏的氣氛突然不同了。當天晚上，我們又去告訴大家我們又來了，我們謝謝大家。此後很長時間每晚如此，每次的效果都很好。甚至於很久很久以後，在外地碰上一個我已經叫不出名字的北外校友，他還告訴我，每當他聽見便攜擴音器發出的《十五的月亮》音樂就激動，因為當年這個聲音表示籌委會又來到了宿舍樓下。
選擇9－11點的時間，是希望穩住人心，讓大家安心呆在學校，不至於因為散漫而失去自我。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就是此後北外學生的出勤率大大提高，甚至比運動前還要高。這爭取了許多中立老師的支持，甚至輔導員的態度也明顯好轉。與此同時，學生會做了許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去威脅學生，比如要舉辦什麼化妝舞會等等，讓學生們很反感。他們要求籌委會站出來為他們說話，維護學生的權益。這時原來表現平平的北外取得的成就引起了高自聯和其他學校的注意，很多其他學校的領袖和社會上的學者，都開始往北外跑，借鑒北外的經驗，使得學校裏的氣氛逐漸好轉。許多學校比我們走得更遠，他們開始有組織地在各校組織與本校領導的對話，和組織改選學生會的請願。
我並未因此出名，因為我很清楚不會有好下場，所以我一直很小心地提建議，而不大抛頭露面，甚至同宿舍同學也僅一人猜到我是籌委會的成員。因為我們的對話是摻和在大隊同學中，有籌委會和其他人在內，除了陳某，別人的身份並不公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對其他學校和校方的對立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校方不是我們的敵人，至少不是最要緊的敵人，此時挑起對立不妥，所以北外在這次對話熱中落在後面。我們甚至提出了“好好學習，考場上見”的口號但狂熱已開始。由於對話產生的矛盾激化，許多學校裏的校方和學生方都有些過激，摩擦不斷產生。雙方都做了些過火的事情，當然校方做的更多，因為他們是掌權者。這導致了學生的更加憤怒。
由於多數學校第一流的領袖都在北京飯店，那些後起之秀缺乏經驗和策略，在學生熱情的鼓動下越走越快，終於有學校開始罷課，罷考，並很快波及全北京的高校。
這時高自聯已經進行了改選，率先從北京飯店返回的吾爾開西（吾爾開西從追悼會崛起，在和袁木的對話中一舉成名）主持了改選，增補了一些各校的新領袖，以代替留在北京飯店的王丹柴玲等人。但那些人的職務仍然保留，這在後來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後果。四通公司老闆萬潤南支援吾爾開西，提供了一輛小汽車給他使用，這使後者可奔波於北京飯店和學校之間。吾爾開西是激進派，他狂熱地推動罷課。由於他已經是新聞人物，人人承認他的權威，所以罷課很快不可收拾。
在北外，由於主要領袖沒有去北京飯店，所以反對的力量比較強烈，直到9日，並沒有罷課。但這時也有部分籌委開始衝動，而且由於局面開始熱烈，前一階段消失了的許多代表又回來了，他們比我們這些一直堅持的人顯得更激進。為敷衍吾爾開西，我又出了個主意，我們在週六和周日罷課兩天，週一宣佈勝利複課。這使許多新代表忿忿不已，指責我們是右傾、膽小鬼、機會主義者。
這時我們6人中的一位由於忍不了這種指責，作了一件他至今後悔的事情。為表明我們大家不是膽小鬼，貼了一張大字報，上面列出了我們所有北外籌委會常委的6人名字，學校按圖索驥直接找到我們，主動要求對話。我們這時只有一個選擇，對話。
10日，我們遍告老師同學：我們將應邀對話，希望大家把關心意見集中上來，以便我們在對話中能真正反應出大家呼聲。接待處設在操場看臺，整整一天，人山人海，當天選舉了對話團，由12個學生和4個老師組成。第二天的對話，校長王福祥和副校長陳乃芳雖然態度蠻橫，但其他校方領導卻顯得理性務實，會談最後很圓滿地結束，王福祥和陳乃芳也無話可說，台下幾千師生更是掌聲雷動。
這次會談有高自聯的許多領袖旁觀，會後他們也照方抓藥。一時間連修理單杠和開水房問題都變成了某個大學對話的正式議案。有些學者趁機大作文章，在一些媒體上熱情介紹大學裏的新氣象，並指出，這就是民主的萌芽。民主在中國是可行的，不信就看看學校裏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次活動後來被叫做“民運”大約是從這時候開始的罷？
這次活動對我個人還造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影響，就是我父親正好出差到北京，正好到北外看我，正好到了人最多的大禮堂，正好看見我在主席臺上坐著，他差點兒昏過去。於是他立即在學校外的地下室住下看著我，我每天都要陪我爸爸坐到睡著，再回去忙我的。
約此時鄧小平接見蘇聯大使賈丕才，說“十年改革開放，最大的失誤在忽略教育”。當晚李鵬就在各大媒體上大做文章，說鄧小平的意思是失誤在於忽略思想教育，以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發生了學潮這樣的風波和動亂，這時已經足足10幾天沒有人說學生在動亂了，他的發言立即引起了幾乎全北京的憤怒。在戈巴契夫到京當天，高自聯和許多其他各界人士組織了在天安門廣場的遊行，打出了“讓新思維之父看到中國的新思維”的標語去迎接。這次我被我爸爸看守，沒有參加，且我對這個活動有些保留，也不贊成高自聯統一制定的罷考決策。
這次活動參加的人不多，學生比例也不大，不足萬人，因為各個學校對於外事活動期間是否合適搞這樣的行動有分歧。本來影響不會很大，但這時李鵬又發言了，再一次把學生和文化革命聯繫起來，並說學生的行為是國恥
當晚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說了段莫名其妙的話，說中國共產黨內部有個不成文的共識，就是重大問題的決策，都要徵求老同志意見，讓老同志最後把關。這兩件事合在一起，讓更多人感到，如果中國繼續這樣不講民主下去，會是個怎樣的結果。這一天許多報紙上突然披露了大量關於趙紫陽子女搞官倒的文章，現在想起來，這也許是李鵬想搞倒趙紫陽的陰謀，但當時的確更加觸動了廣場上和電視機前的學生們，當天在廣場上的學生就自動選出了一個絕食團，就地開始絕食抗議，要求民主、法制、要求懲治腐敗——這一天是1989年5月12日夜（而非大家所公認的5月13日）。第二天，各校紛紛組織絕食團響應，學生運動進入了第三階段：絕食階段。這時候我父親還沒有離開，而絕食已經開始了。
這些發生在兩次高潮之間的看似平常的小事，卻幾乎決定了這次運動的命運。我的確想到，以我的記憶，已經有些地方開始模糊了。而當事人們或不能說，或因種種目的有意無意地加以粉飾。我想我有必要把自己知道的講述出來。北京飯店這一幕，也許我是第一個寫出的。因為不論是當局還是當時的學生代表，都不願意說出這段讓雙方難堪又沒幾個人知道的曆史。
（三）
絕食立即震驚了所有的人：市民，政府，軍警，還有我們自己。
絕食不是有預謀和組織的，絕對不是。當時著名的學生領袖，不是在北京飯店沒完沒了地和幾個辦公廳的人磨牙，就是在各自學校忙著和校方對話，或像吾爾開西和李路那樣熱衷於全城飛行演講，當時廣場上“迎接”戈巴契夫的，人數不多，著名人物更是幾乎沒有。他們臨時決定絕食，一方面出於對政府的氣憤和絕望，另一方面，當時廣場上有不少老的異議分子。為了避嫌在此前都沒有怎麼活動，但這時膽子已經大了起來。他們中有百花齊放時代的，有牛鬼蛇神時代的，還有“民主牆”和“自由化”參加者。有些還是從國外回來或者監獄裏出來的。
他們出了絕食這個主意，說可以表明決心，爭取同情，還不會被政府視為很嚴重的反抗。病急亂投醫，學生們立即開始絕食，消息被從廣場返回的人帶回各校，立即引起轟動，很多學生不顧一切地趕往參加，很快聚集了幾千人，召開廣場會議，正式組織了絕食團，並且選舉各校分團，首腦當然都是參加絕食的人，因為重要的學生領袖，甚至學校一級領袖都因各種原因未參加最早的絕食，所以絕食團的領導幾乎沒有出名的人物，這在此後造成了很多隱患。
吾爾開西是著名人物中第一個趕到的，但他並非絕食團的成員，更不是領導，事實上他只比芮杏文和閻明複早到一會兒罷了（。那兩人是最早到達廣場勸說學生會校的領導，他們態度很好，但沒有承諾任何要求，事實上，他們也不可能有權力作出什麼負責人的承諾，但當時廣場上的學生不可能理解。我記得電視直播中閻明複熱淚盈眶，卻沒有任何好的主意，吾爾開西這時自告奮勇擔負了主要的對話工作。
吾爾開西的及時趕到非常關鍵，因為那些臨時挺身而出的絕食團領導都沒有多少組織領導和鬥爭的經驗和閱歷，也沒有鏡頭上的人氣，吾人氣高，口才好，使影響很快變成全國性的。有人攻擊吾爾凱西在絕食期間吃飯，這不公平，此人在運動中做了很多事情，有的好，有的很不好，但他未參加絕食，吃飯無可厚非。
14日，各校籌委會工作轉到支援絕食上，此前絕食組織得很不好，大家只是悲壯地餓著。
北外籌委會也進行了分工，除兩人在學校組織外，其他人（包括女兒得了重病的陳）分批都趕到廣場去，
北外學生總共不到2000人，600餘人參加了絕食在7天的絕食中，是大院校參加比例最大的。
我在14日下午趕到廣場，但很快就又離開了，因為父親還在北京，於是我的使命就變成了在廣場和學校間聯絡接應，並護送新參加的同學和慰問品去廣場。接連兩天，我每次都很晚趕到父親住的地下室，告訴他已經吃過，兩天后他就離京了。
這段時間我做的不多，留在學校的兩位籌委把志願師生分成4隊，輪流去廣場負責糾察和運輸工作。一句題外話，這些各校的糾察隊並不絕食，因此廣場學生不絕食的糾察人數要比絕食團人數多幾倍。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有很多學生吃東西的鏡頭，當然，也有些絕食團的人偷吃，但很罕見。
絕食影響越來越大，電視臺不斷報導，而且第一批絕食的人已經支持不住，不斷被送進醫院，當時每隔幾分鐘就有救護車駛過，救護車的警報聲響徹北京的上空，也響徹每個人的心裏。輿論導向已經開始轉變，有的新聞在報導此事時，就以不斷鳴響的警鈴作為背景聲，這無疑打動了所有有良心，有同情心的人的心。看見年青的生命為了國家的未來和前途，在一點點地消失，很多人再也坐不住了。一個個慰問團，來自各行各業，來自許多從不關心政治的團體和個人，包括作家協會，包括佛學會等，從北京各個角落，從中國各個角落，從世界各個角落趕到天安門，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且這時很多人的脾氣變得特別好，兩個人在街上撞了車，會說：“看看那些學生，咱們還好意思打架？”雖然遊行很多，但秩序井然，交警此時都被抽調去監視學生，但交通事故率很低。這些都是報刊廣播自己公開承認的，當然後來又不肯提了。
15日上午送走父親，我立即趕回學校，得知我們年級有兩個女孩子參加了絕食，她們都是很單純的女孩子，除跟我參加過一次遊行什麼也沒有幹過。我感到自己不能呆在學校，必須立即去廣場。於是立即出門，搭了一個不知什麼學校去廣場的同學的自行車趕往廣場。
趕到廣場附近時已經將近中午，由於北外在裏面，週邊是北大的一個系，負責警戒的糾察隊不認識我，所以進不去。我告訴他們我認識北大的高自聯代表熊偉，可他們居然說，熊偉是誰。後來才知道他們真不認識熊偉，只認識絕食團的頭頭。於是我只好在天安門對面等著，看看有沒有熟人帶我進去。這時我看見一支遊行隊伍走近，居然是外交學院的。要知道外交學院只有200多學生，而且都是根紅苗正，不問政治，這次居然來了100多。為首1人居然是我中學的同桌，從不關心政治。我急忙過去問他為何要捲入，這個一向很不喜歡說話的人居然當場侃侃談了五分鐘“民主是正義的要求”他知道我是北外的領袖，就拉著我要我說幾句。於是我就在旗杆座上說了幾分鐘，結果圍了一大批人，我發現有人拍照，就立即下來了。
我正想跟著他們進去，卻被一個工人拉住。他告訴我已經自動絕食兩天，為支持我們的行動，已經組織了一些工人，準備回應我們，並要我帶他去找負責的學生領袖。這時北大的人已經相信我的確是北外的領袖，就告訴我，高自聯的指揮部在革命博物館的玻璃房子裏，而絕食團總部在紀念碑臺階上的帳篷裏，我當然帶他們去玻璃房子找高自聯，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絕食團是幹什麼的。
在路上，我和這個工人談話，知道他是首都機械廠的，叫韓東方。他談到，我們學生餓多少天，也不如他們工人罷1天工的影響大，所以他想組織罷工。我不贊成罷工，因為這樣會影響無辜市民的生活，影響民運的聲譽。記得我曾經問他，如果用這種威脅手段奪取了勝利，成為了政權的主宰，難道不會因此不捨得放棄，而繼續用這種非常手段管理國家？這和我們要反對的一切有什麼不同呢？他表示要很好地想想，他文化不高，需要多聽我們這些文化人的說道理。
到了玻璃房子，見到王丹和封從德，居然也在，他看見我非常高興，立即讓我趕到北外絕食地點接替指揮。我走的時候談話沒有結束，記得王丹和封從德都反對罷工，但歡迎工人的支援。
我趕到北外絕食所在地，升旗旗杆東側的一塊空地上。我發現大家都很積極，但有些亂。因為廣場上北外的師生有千餘人，但絕食的、尤其是第一天開始就參加絕食的幾十人成立了一個絕食團，不斷發號施令。而這些人此前並不活躍，所以後來的人不買帳，不參加絕食的分批來的聲援和糾察隊則只聽籌委會的，這樣下去終究不好。這時北外的教授們來慰問，這裏卻亂糟糟的不知所措，我當機立斷，和當時在場的其他兩個籌委會常委立即找到絕食團團長陳某某，立即進行了分工，絕食團負責絕食，而其他工作由籌委會承擔，並由我們兩人共同宣佈，穩住了大局。
補充一點，這時籌委會的成員因為要統籌兼顧各項工作，所以在廣場上絕食的只有負責寫宣傳材料的一人，因此絕食團成了發號施令的機關，不但北外，各校都如此。廣場上，高自聯和絕食團也是各說各話，但因絕食是重中之重，大目標相同，所以看上去倒也協調一致，這些雜音都淹沒在學生的熱血和民主的感動之中而被忽視了。陳回來後要我停止絕食，因為高自聯決定讓我負責廣場北側的糾察隊，同我一起負責的還有3個人，名字已經記不住。
我同意負責糾察隊，但拒絕結束絕食，我感到自己沒有理由鼓動別人餓肚子，自己卻天天有吃有喝，而且，如果籌委們都不參加絕食，如何好意思代表大家說話呢？為了團結絕食團的人，我們選舉陳某某為籌委會常委，和廣場北外的首席指揮。
這時很多人已支持不住了，有的出入醫院幾次都不肯停止絕食，絕食團把大多數精力放在送人接人上下救護車上了。而此時來慰問的，來瞭解情況的，來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各地的人也紛紛趕來，各界都有，我們經協商撤去學校內部糾察，統一在週邊設立兩道糾察線，發證出入；當時規定不得私自募捐，統一募捐，統一分配使用。我們用分來的錢做了幾個遮陽棚子，還拉出各校的圈子，設立接待站，且儘量讓絕食的同學而不是糾察和領袖們和來賓交談——這個很重要，因為絕食同學一來很多不出名，二來精神身體不好，很多其他區域都避免讓他們多活動，但我們覺得應該讓來賓看到和聽到真實的聲音，這本來就是我們運動的根本目的之一嘛。
這幾天真的讓人很感動，很多人是笑著來，哭著走。有的就坐在地上不肯走，要一起絕食，勸走他們很不容易。我曾對幾個堅決不肯走的人說，我們挨餓就是為了讓大家不挨餓，如果大家都餓著，我們挨餓就沒有意義了。還有些老太太拿著雞湯、巧克力，拼命讓絕食的同學好歹吃一些，但至少我沒有看見任何一個學校的任何一個人吃一口。直到最後一天，高自聯和絕食團考慮到多數人支持不住，才允許喝雞湯，有些同學才喝了幾口，但大多數人堅決不喝。
我發現同學們因為營養不良，精神也開始萎靡，有些人常常昏倒或者說胡話。十分憂慮。第二天清晨，警官大學參加絕食的同學排著隊，圍著廣場跑步，並高呼“1234”，十分精神，讓我一振，我立即叫醒大家，準備組隊跑步，有些人覺得大家身體虛弱，不安全。但我認為如果坐在這裏看著自己的生命一點點消失，是消極的行為，如果有一點生命力，就要讓它綻放得燦爛，當時北面廣場幾個學校多數同學都支持。於是能跑的同學立即組隊，圍著廣場跑圈，警官大學的同學們自動放慢腳步帶著我們跑。我們一邊跑一邊喊，一開始不過是1234，後來很快就發展到喊民主萬歲，中國萬歲，打倒腐敗！所過之處，圈裏不能站立的同學，圈週邊觀的群眾紛紛報以掌聲，連軍警也有偷偷鼓掌的。後來直到絕食結束，晨跑成了許多學校的保留項目。我發現，通過這樣的運動，大家反而振奮了很多，營地上有了生氣和笑聲，有了探討和辯論，虛弱的人們頭腦開始更加靈活起來。如果當時大家都坐在那裏一味絕食，估計不等開槍，自己就都精神分裂了。
但是精神振奮是一回事，身體畢竟還是一天天壞下去。救護車往返得更頻繁了，而政府的表態遲遲沒有結果。施每次從北京飯店回到營地都忿忿不已，說那些人什麼話都說，就是不說人話。居然說學生的行動造成了國家沉重的財政負擔，要學生為這些財政損失負責。
談判陷入僵局，但知道者並不多。因為廣場上的氣氛越來越熱烈，各行各業的人都來慰問學生，支持學生。從作協主席王蒙、著名詩人北島到著名作家吳祖光，還有學者、專家、知名人士、宗教人士，民主黨派要人，一直到京郊四季青的農民，甚至還有小偷。一個小偷給我們寫了條子，表示不忍心再以偷竊為生，把偷來的錢包證件交給我們，以後以我們為榜樣，做個真正的人。當然也有誇大其辭的，比如有個西北5省教師慰問團，其實不過是那5省在北京進修的幾十個老師組織的一個慰問團而已。
那段時間，社會秩序出奇的好，新聞也出奇地自由，大家都覺得這樣下去中國真的有希望，廣場裏的學生看見自己的付出得到民眾的支援和社會的理解，都覺得生命付出得有價值，自然也很高興。但我們幾個知道點內情的人都隱隱有些擔心，因為政府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由於來慰問的單位越來越多，我們看見了許多當時很稀罕的東西，比如健力寶，比如易開罐的可樂和雪碧。一部分同學為了表明絕食的堅決和純潔性，在自己身邊豎了塊黑板，寫上“謝絕飲料”。後來那些同學又發現謝絕了飲料等於水也不能喝，又加了一句“天仙配例外”。天仙配是我們當時的呢稱，指用葡萄糖水加生理鹽水摻和了一塊喝。
18日，風雨大作，這一天北京民眾組織了一次聲援學生絕食的大遊行，有幾萬人參加，不同的是他們有很多車輛，坐著卡車遊行，其中還有像崔建、衛華這樣的歌手。
當時廣場旗杆上歡迎戈巴契夫的旗幟還沒有收走，有幾面被風雨吹落，成了我們揮舞的旗幟。風雨中，幾個人才能舉起的大旗飛舞著，場面十分壯觀。但這時我突然發現，雨水遮住了我的眼睛，我感覺對面的天安門很近又很遠，很熟悉又很陌生。滾滾東去的遊行隊伍喊著各色口號，有的在時代的前面，有的卻在時代的後面，每一個階層的人，都在用心喊著他們想表達的聲音。他們沒有錯，允許不同聲音，這本身就是我們所追求的。但學生運動，能負擔得起這樣沉重和複雜的使命嗎？這是我當時的感受，那一天只對我身邊一同打大旗的人說了。
由於淋雨很多人病了。我自己也很不舒服，但還強打精神照料別人，那兩個女孩子已經支持不住，被先後送進醫院，其中一個已是第二次進去了，我正恍惚之間，就見西側人頭攢動，迷迷糊糊趕過去，發現是趙紫陽、李鵬、胡啟立，來廣場上看望學生。胡啟立大家印象不深，倒也罷了，趙紫陽和李鵬大家都沒有好感，但畢竟人家是來看望的，總應該歡迎。有些學生甚至拿出本子、頭帶和襯衣讓他們簽名。李鵬當時表情非常猙獰，我沒有看見，但聽說他粗暴地打落了一個學生的鋼筆，並威脅周圍的學生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時我身邊有一個人憤怒地說：這樣的人也能當總理，簡直是混蛋！我回頭望去，這個人居然是某系輔導員。
趙紫陽和胡啟立倒是有求必應，趙紫陽看見躺在雨地裏的虛弱的學生，居然哭出聲來。然後就說了那段後來很著名的話：“同學們，我們來晚了。你們要保重啊，要保重啊，要為你們的家人，要為國家保重，你們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啊。你們還年青，還年青啊，我們已經老了，不中用了，未來是屬於你們的，相信我，相信我。”學生們是最寬容的人了，雖然他們喊清除官倒消滅腐敗時，目標就是趙紫陽，但這時看見他聲淚俱下，還是報以熱烈的掌聲。在掌聲中他們走了，把希望留給了大家。
但第二天一清早，有一個中年男子匆匆從我的防區穿過，過了一會他又匆匆回來。這時我絕食已經5、6天，而且還要操勞廣場上的各種事務，身體十分疲憊，連眼睛都睜不開。但恍惚間聽見此人每過一個圈子就悲憤地大聲說，趙紫陽因同情學生被解職了。
這個可怕的消息很快傳遍整個廣場，有的人開始騷動，有的罵人，有的當場昏倒，還有的要訴諸暴力，我們花了很大力氣才控制住局面。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算這次失敗了，歷史也會記住我們。這時我發現有些人開始聽信命相大師的所謂預言，有些人則把希望寄託在國際紅十字會的干預上。這天晚上，高自聯通知，由於絕食7天是國際慣例，超過7天則是紅十字會不允許的，因此從現在起停止絕食，改為繼續在廣場靜坐請願。
我聽了這個消息感到非常吃驚，掙扎著去找那些負責的人，因為這個通知是從高自聯架設的有線喇叭裏傳來的。但那些著名的人物一個也找不到，後來才知道，他們都去了北京飯店，作所謂最後的努力，或者因勞累此時正在醫院裏。廣場上我只找到了鋼院和農大的兩個高自聯成員，但他們和我一樣因故留在廣場，對這樣的決策莫名其妙。這時我們呆在絕食團的廣播站，不斷有人騎車送來各種紙條，是不同人的指令，互相矛盾，亂七八糟。負責廣播的人問我們應該如何辦，我們也沒有辦法，只好讓她什麼也不要做，以免產生更大的混亂。
我已經支持不住，被扶回了北外的營地。此時我負責的北線，是北外、北師院、中財、鋼院和北大一個系的營地，負責人大多進了醫院，除了我，只有一個剛從醫院出來的北師院的女孩子是領袖。大家都用茫然和疲憊的眼光看著我，像在詢問我什麼。我突然抑止不住，抱著旗杆放聲大哭。我當時反反復複只說了幾句話：民運完了，我們要做的，只是對的起歷史，對得起自己的良知，別的我們做不到，但能這樣，我們也該沒有遺憾了。我覺得，既然大局已定，我們所能做得只是最後的交代，作為學生已經無法在這場已上升到最高層的鬥爭中掌舵。我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繼續絕食，直到他們把我們拖走，這樣我們在歷史中的形象會更豐滿，對社會的震撼也會更大。如果停止絕食就該正大光明地作出一個公開正式的宣言，宣佈學生的呼聲已經傳達，現在是回歸課堂的時候了。這樣不進不退，不戰不和，我們將喪失歷史的機遇。
我不知哭了多長時間，只記得大家都陪著我哭。那個我不知道名字的女孩子抱著我一邊說話一邊哭，直到昏過去被送進醫院，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她。
恍惚間電線杆子上的喇叭突然都響了。是楊尚昆的四川口音，宣佈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動亂，人民解放軍奉命宣佈戒嚴。然後是李鵬講話。我只聽見一句“連、起碼的、人道主義、都、沒有了”，就昏了過去，醒來時天色已經放亮，我躺在中日友好醫院的病床上，周圍的床上和其他病房裏都是學生，但我一個都不認識。
（四）
醫院很裏幾乎全是學生。據說整個醫院裏有200多人。
我和11個病情較重的學生在二樓一間條件比較好的病房裏，醒來時一個很年輕漂亮的女護士拿著輸液的器材，圍著我急得直皺眉頭。原來我的血管已經萎縮，她忙了很長時間都無法把針頭插進去，急得已經哭了一回。因為饑餓和勞累，指甲因為缺乏營養已經變暗和凹陷，更不用提血管了，他們已經很有經驗，什麼樣的症狀是絕了幾天。我這樣的他們沒見過幾個，後來有個我不認識但認識我的人告訴他們，我還是第一次進來，那個女護士差點吃了我，說我簡直不要命。後來她很耐心地忙了大約20分鐘才讓我輸上液，而且一下紮了兩根管子。
這個時候外面樓道裏有學生打開了電視機，裏面一遍一遍播送昨晚的戒嚴令和各種各樣的官樣文章，以及各省各部委各軍兵種全國各族人民支持戒嚴的聲明等等等等。樓道裏登時一片罵聲。很多身體比較好的學生都待不住，不管什麼手續不手續就紛紛跑回學校或者廣場去了。我們病房都是掛著一個或幾個輸液管的比較虛弱的學生，但還是有幾個人拔了針頭跳窗跑了。我也想跑，可是沒有力氣，被那個女護士揪著耳朵抓了回來。她拿了粥給我們，我們不喝，還想跑，她就哭。這時有住了幾天的學生偷偷告訴我們，幾個女護士為了照顧學生，已經4天沒有睡過覺了。我們實在過意不去，只好勉強喝了兩口粥，乖乖紮上針頭躺下。
病友中有好幾個是各校籌委會或者絕食團領導人，談起戒嚴的事情，大家既憤怒又茫然，只想早些回去。於是我們主動要求多輸液，每人都紮了3根。很快我就輸完了6瓶。護士特別高興，給了我一顆糖果。大家都搶著要，畢竟都是孩子。護士沒有，只好哄著我們，然後下樓去買。
這時候突然人沖進來說便衣員警已到樓下，抓走了幾個學生。我們都是絕食時間很長的，一看就能看得出來，估計也凶多吉少，所以病友和醫院的人都讓我們快跑，我們身體很差，就由一個來探病的學生家長先到樓下接著，我們幾個從窗戶口跳下去跑了。這時候大門口圍了很多人，後來知道是醫院的領導和員警交涉，不讓他們把人帶走。
我們不敢多看，就分頭跑。我本來跑步就慢，身體又弱，沒跑幾步就掉了隊，這時後面窗戶上有人很著急地叫，我回頭看時，是一個女生，想跳又不敢，我回去把她接下來一起跑，跑不動，就在路口攔住一輛平板三輪車，讓他拉我們去天安門，這時我知道這個女孩子是化工學院的，絕食5天，進醫院兩次。到了南池子，前面人山人海，過不去了。我們只好下來，這時那個小夥子很不好意思地提出，要我們5毛錢。我身上穿著病號服，但內衣口袋裏有幾塊錢，正打算掏，那個女孩子有些不高興，覺得不該向學生要錢，那個小夥立即不要了。那女孩拿出筆讓我在她衣服上簽名，這大概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簽名吧。她走了以後我覺得很不妥，就把錢塞給那個小夥子，但他像接到一個刺蝟，連聲說不好意思，丟下錢，蹬上三輪，一溜煙跑了，我追都追不上。
我不敢多停留，急忙趕到老位置，發現警戒線已散，絕食的人也多數回去，換了身體好的學生坐在那裏。幾個負責人他們倒在，還有周圍其他幾個學校的領袖，都坐在一起。見我急忙拉我坐下開會。原來部隊已包圍了北京，正從各路強行進城。除了那些虛弱的人回家或者學校休息，各校的主要工作已經變成堵軍車了。且此時有很多各屆人士、新聞工作者、還有外地學生紛紛趕到廣場，有的是來支持的，有的不過來看熱鬧，還有的是不明白北京發生了什麼，想眼見為實。所以廣場上必須有人堅持。會上我們主要分工為三批，一批留守廣場，一批組織宣傳隊在城裏宣傳並維持秩序，一批回校組織人堵軍車。我仍負責糾察隊事務。
散會後我送陳某等回校，路上談到我的想法，認為不能這樣耗下去，因為學生是堵不住軍車的，就算能，我們的目的是什麼？這次運動的目標是達到什麼？難得只是為了讓軍車晚幾天進城嗎？我覺得，應該把學生的最高和最低目標明確提出來，讓大家都知道。達到某個目標就可以宣佈運動結束了。陳某苦笑道：“你今天晚上就知道了”。
當晚我留在廣場上，身邊北外同學只有幾十個人，認識的很少。我還穿著醫院的衣服，而且跳樓時褲子撕爛了，很冷。我咬牙指揮收縮防地，佈置警戒。此時廣場上傳來大大小小喇叭的聲音，都是不同的學生組織在發號施令，至少有7、8個，說什麼的都有，有的說民主的偉大前景，有的講解如何對付毒氣彈，我們只好團結了周圍幾個學校的人自己安排宣傳、解釋、討論。我看到廣場其他角落的學生也這樣做，大家很茫然，不知做的對不對，但都很努力地做著。
那段時間幾乎天天下雨，而且都是來得快去得快下得猛的暴雨，我們幾乎要懷疑是人工降雨。這時來了許多公共汽車，停在廣場上，讓我們都上去。但我不肯，因為各校學生上車後就彼此隔離，也不便警戒和與群眾交流。但雨實在太大，不肯上車的人都被硬拉了上去。從這天開始，我們就搬到了車上。因為絕食結束，慰問品自然沒有了。且既然不絕食，自然就多了後勤伙食問題。本來都是學校後援團分批送來，廣場上的學生和學校的師生借此交流。但不久各校校車開始定時送飯，車當然比人跑得快，後援團每次都晚到，漸漸懈怠，最後趨於癱瘓。
不幾天，飯停了，車也走了，廣場的日子變得難捱。一天來了位七旬老者，挑了許多稀飯和鹹菜，當時有一個不知那個學校的學生居然抱怨不好吃，我立即痛斥了他，同學們也紛紛痛斥，我和那個老頭握手，說了一句謝謝，那個老頭居然滿眼含淚，對我說，謝謝你們。此後直到6月3日，這個老頭天天到廣場送稀飯。
後來知道，學生領袖間發生了重大的分歧。因為絕食結束了，絕食團卻存在，他們當然要爭著發號施令。而原來的高自聯就改選過一次，那些北京飯店的一幫人被取代了實際職務，卻保留了名義。談判已經變得簡單，不需要這麼多代表，那些回來的代表和後來的代表又分成了兩派。於是廣播裏發出各種亂糟糟的指令，而廣場的警戒卻越來越鬆弛，一些特務趁機混進來煽風點火。而有了汽車這塊安穩之地的學生們有些已經開始懈怠，有的開始算命，有的則把希望寄託在當時出訪國外的萬里回國召開人大特別會議，給學生一個說法上。這時，有個個體戶騎著摩托車氣急敗壞地跑來通知，說兩批軍隊分別從軍用地鐵官園出口和北京站出動，都全副武裝。陳某某要集合大家去堵，可我們能調動的學生，幾個學校加一起不過200人，根本無濟於事。我跑向最近的一個什麼指揮部，卻發現那裏只有擴音器、廣播稿、錄音機，就是沒有主事的人。正緊急時，發現桌子上鋪著一面紅旗，寫著廣場學生糾察隊。我和同學急忙拿起旗幟跑到長安街心，大聲向周圍的人通報緊急軍情。我不停演說，同學不停揮舞著那面頭銜很大的紅旗，也不知是演說還是大旗起了作用，很快聚集了幾千人，大部分都不是學生，直奔北京站前街。
雖然人是我們組織起來的，但一旦發動，群眾比我們跑得還快。等我們趕到時，幾千人和車已經把出站的部隊堵住了。我們擠到前面，向他們宣傳。有個體戶給士兵拿來食物和水，讓他們吃了人民的東西，聽人民的話。他們都低下頭，不再前進。此時又有一小隊學生搭著摩托車趕到，他們拿了一份東西，大聲地念，是學生拜訪當時健在的徐向前、聶榮臻兩元帥，還有王平陳再道等6上將對話的記錄。他們雖然也說了要學生尊重政府，以學習為己任，但同樣保證解放軍是不會鎮壓人民的，不會向學生和市民開一槍，還說了大家攜手振興中華的話。第二天報紙登了這個談話內容，和當晚聽見的基本差不多。那些兵聽了後就開始後退，一直退進站，退上車。這時市民們開始鼓掌，喊人民軍隊愛人民，唱送戰友。就在此時，突然沖下一群兵，咬著牙，端著槍，背著背包往前沖。跟他們說話，他們就像沒聽見。人群中有民族學院的學生，突然大喊起來，原來這些人是蒙古兵，全部都是！他們很粗暴地打傷了幾個人，雖然傷得不重，卻激起了群眾的憤怒，有些群眾自發出去找人。很快一大群帶著黃塑膠安全帽的工人就拿著鋼釺趕到，把他們都轟回了車廂裏。對峙了一個多小時後，火車開走了。這次他們沒有開槍。
市民和工人自動組織起來，用車輛設置路障，分班輪流看守。有人傳說當時發生了罷工，我記得不是如此：當時北京城裏很多大廠礦，工人都是三班倒，他們就在堵車上也三班倒。1976年的45事件。
回去的路上，我和同學邊走談論著剛才的事情，都隱隱感到，人民遠遠比學生更有力量，他們也願意保衛在此期間得到的難得的自由和民主空氣，他們才是社會的棟梁，到了把運動主導權交給更有能力階層的時候了。回到廣場，我們在玻璃房子見到封從德和王丹他們，我們把旗子還給他們，但發現這個旗子根本就不是他們而是另一個什麼組織的。封從德和另一個人正在激烈爭論，因為那個人提出要“打倒偽政府”而封從德堅決反對這樣的提法。我和王丹說了幾句，他很憂慮，也很平靜。我說了對陳見興說過的那些話，他其實跟我的觀點很一致。但他告訴我，他已經無法指揮全局，其他人也不能。更要命的是，學生中開始流傳北京飯店的代表被政府收買的謠言。我急忙問他是否真的，他說基本是假的，但的確有些代表沉湎于北京飯店的高檔享受，還有些人醉心爭權奪利。又有許多代表趕到，我們不是高自聯的正式成員，不便久留，就離開了。
這時各路口都出現了軍車，三環的每個立交橋上都發生了市民和軍隊的對抗，在每一個路口，都是市民和學生共同堵住了軍隊的行進。廣場的態勢很微妙，因為其學生已經不多，高自聯雖已經散架，但各校的指揮還大體順暢，而調動宣傳隊，組織堵軍車，在學校比在廣場方便的多。雖然學生仍然活躍，但運動的主體已經是市民，他們得到什麼消息，都會本能地立即送到廣場，外地的學生、還有想瞭解真相的各地來客，也會一下車就立馬趕到廣場。所以我們又不能不繼續在廣場保持相當的力量，不幸的是，我就被指定做了那個力量之一。
這一天，飛車隊來報信說，豐台六裏橋吃緊，當局動用了特警隊。我們立即動員了許多人，還派人從其他路口抽調援兵，趕往六裏橋。到那裏時，卻得知一幕慘劇剛剛發生過。原來那些穿黑衣服的特警強行衝擊阻攔線，在衝擊的時候，一個看熱鬧的小女孩，大約是9歲吧，跌倒在他們面前，把他們其中一個人絆了一下。這些特警是剛剛成立的新警種，平常好吃好喝嬌縱慣了，被老百姓堵了半天本就窩火，一時性起，抓起這個孩子，扔下了高高的六裏橋。六裏橋在蓮花池以西大約200米，現在的北京西客站大約150米，是一座3層互通立交橋，橋下沒有一滴水。小女孩當場死去，血流一地。百姓當時發出陣陣怒吼，並驚動了周圍更多的百姓。連路邊的小販也拿起攤上的東西砸向這些傢伙。這時本來已經有一支部隊來接應，但帶隊的軍官拒絕幫助這支特警。結果這一隊號稱中國最精銳的特警部隊被赤手空拳的百姓怒吼著趕進一座倉庫，圍困起來，直到公安局的領導趕到，求饒，才得以狼狽脫身。我們趕到時，他們正狼狽撤走，連一邊的士兵和武警都對他們怒目而視。地上小女孩已經被抱到一邊，但紅白的血跡和腦漿，還是觸目驚心。請記住，這是這次運動第一條付出的生命。
這個消息被大家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傳遍全城。引起了市民更大的憤慨，上街堵車的越來越多。而政府方面卻變得溫柔起來，再也沒有大的軍事調動。報紙幾乎清一色都站在了至少中立的立場上，更給了許多人以樂觀的感受。廣場上的鬥爭更加激烈了，各種匪夷所思的爭權奪利和離奇表演層出不窮。其實，我們這些人那時沒有承擔這樣重大社會責任的素質，到這一階段，學生已經不可能再起領導作用。
但所有人都不這麼認為。那時我就在想，我總算理解了，當初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賄選總統時，為何堅決要求所有參加政變的軍人包括他自己，不參政，不入閣。是他明白，打天下的人，如果真的去治天下，只能害人害己啊。
這時我的日子也越來越艱難。學校裏的籌委們已經很久不來廣場，而陳某某就像瘋了一樣整天組織大家練習防毒，我說什麼他也不聽，而且居然又組織了一個絕食團——不絕食的絕食團。很多學生漸漸散去，我也讓因為我而不肯離去的同學趕緊回去。實在不肯的，我就寫一張毫無意義的字條，假裝讓他們給學校的籌委們送信。這時，我中學時代的一個同學，南京建工學院的學生，居然一下火車就直奔廣場，一下找到了我，我們同學8年，他知道，我一定在這裏。我帶著他各處看，看見民眾，他很激動；看見那些指揮部，他直歎氣。廣場周圍出現了許多攤販，有賣水果的，賣煎餅的，賣牙膏肥皂的，簡直像個農貿市場。而且外地的學生，有的固然是來聲援的，有的卻不過趁機蹺課搭免費火車出來旅遊，由於廣場上群龍無首，所以無人引導。我認識而且信任的學生領袖基本上都已經失勢，在廣場上我根本無法找到可以說話的地方。我看著童年的好友，托他辦了一件事。因為我絕對可以信任他，我托他去我的宿舍把我所有可能引起麻煩或者連累他人的東西燒掉。他答應一聲就走了。後來他過度忠實地履行了承諾，不但燒掉了該燒得，連許多不必燒掉的東西也付之一炬。詩稿、筆記、照片、所有有圖像和我手跡的東西。
他走後天已經黑了，廣場四周很喧鬧，燈火通明，廣場中央卻人影稀疏，我佇立在天安門對面，突然覺得十分孤獨。這時我們班上那個參加絕食的女孩子突然趕來了，我本來是假意派她送信給陳某的，信上胡亂寫了些不相干的東西。結果陳某居然給我回信，叫我趕緊回校。我立即趕回去，發現10幾個籌委大都在場。我們交流了意見，一致認為不能這樣繼續下去，必須有個明確的運動期限和目標，學生不能永遠運動，社會更不能。但我們都知道，我們一個學校作出這樣的決定沒有用。我們只好分別動員同學暫時回家，以免更大的損失。
五
散會後人立即走得乾乾淨淨。我突然感到十分寂寞，屋裏只剩下一個籌委，他不是正式生，而是部隊派來代培的學生，我一直沒怎麼和他說話。這時卻不免和他談了幾句，他只說了一句話，他是軍人，只要他還能自由行動，我都隨時可以在這台電話邊上找到他（當時我們在4號宿舍樓頂樓的大屋子設立了總部，拉了一個分機電話）。
法語系的籌委有3個特別多，除了施還在北京飯店浪費時間不，還有我和另一人，我們分工，他動員老生，我動員新生回家。老生早就疲憊了，很快走得乾乾淨淨。可是新生多半不肯走。法語系老生除了我們指定留下的10個人都走了。新生看我不走，都不肯走。最後我只好告訴他們，我送他們走。可是他們都說我在哄他們，不讓他們參加這樣重大的事件。他們不認為政府會殘忍到對學生和市民下手，且還把希望寄託在滯留國外的萬里身上。這是當時學生和許多國人、尤其是老的右派們的普遍希望。因為萬里和趙紫陽交情不同一般，早年就有“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民謠。而且他出訪時間早就到期，卻滯留國外，當然不免讓人想入非非。我就說了一段讓當時在場的所有人至今記憶猶新而且流傳很遠的預言。沒有警棍，沒有水龍，沒有催淚瓦斯，你們等到的將是子彈。這個時間將是6月3日或者6月4日，最可能的時間是六月4日淩晨4點鐘。我這番話是在女生宿舍的樓道裏講的，反應可想而知。後來事件結束後，幾乎被目為神話。
我當時是根據平常熟讀的史書和軍事書籍得出這個朦朧的可怕預感，但無法向大家解釋清楚，最後我急了，喊道“我如果死在這裏，是我明白自己在這裏有可能死。你們呢？”我把他們一個個送走，其中兩個家裏沒人回不去，我只好帶著他們上火車，讓他們住到我家裏去。
火車上人很多，大部分是沒有票的，當時學生都不買火車票，很多人就冒充學生，頭上綁個帶子上車亂跑，到處遊山玩水，秩序一片混亂。我們沒買票，就上了車，根本沒地方坐，就坐在過道上。對面坐著一群學生，是記不清哪個學校的南下宣傳團。我和他們交談，知道其實各個學校的組織都不同程度地憂慮於廣場的混亂，各自採取了盡可能的對策，以規避風險和讓北京以外的人知道北京的聲音。當然我們都表示懷疑這樣的效果，因為我們發現，北京以外對北京的事情瞭解多半來自傳聞和想像，走樣很厲害，有的想像得過好，有的過糟。而且，我們得知廣場上各路指揮部也派出了各自的宣傳團，以宣揚自己所謂真理，駁斥別的偽指揮部所謂歪理邪說，這樣下去會怎樣，我們都表示不敢想像。就這樣迷迷糊糊到了徐州，宣傳團下去了，我們則一直開到南京。到了我家裏，我父親看見我回來興奮異常，自北京分別，他一直緊張的要命，而且沒敢和別人甚至我媽媽說。他們趕緊張羅著招待我的同學——有一個是女孩子，這時候髒的像黃鼠狼了——用家裏的電話幫他們聯繫家人——那年頭電話還不普及，聯繫到了之後又買票送他們走。
送走他們我又溜上街。南京的運動中心是鼓樓。高自聯南京分部在鼓樓下面設立了一個宣傳站，每天都有人把北京的消息傳遞到那裏，他們再從那裏把這些消息編輯、油印分交學生們散放到全城。關心時事的南京市民一到傍晚也會聚集到那裏，聽他們的廣播。南京的分部雖然人數少，倒很團結，他們似乎還不知道北京的內訌。第一天我只是靜聽，沒透露身份，也沒有說話。這天回家，電視裏談到北京的飛車隊被政府取締的事情，罪狀是他們衝擊外交部，並且說他們是一群無業遊民，專職街頭痞子。我急忙偷偷溜出去給籌委會打長途（我不敢用家裏電話，而且家裏的電話那時長途要加帳號才能撥）。得知飛車隊不過是傳遞了部隊滲透進城的消息，以至市民及時趕到——好像是軍博秘密地鐵出口——把他們堵了回去。這時我感到，事態越來越嚴重了，因為政府把刀子指向了學生的耳目。而主持大局的吾爾凱西並沒有意識到嚴重。據說他只是反復聲明飛車隊不是暴徒而已。
第二天我又到鼓樓，正看見有市民詢問飛車隊的事情，南京分部負責宣傳的女孩子的回答是，飛車隊是街頭的痞子，是趁火打劫，和北京學生的行為完全無關。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暢通的資訊來源，只能自己憑空想像。這時候我感到不能沉默下去，於是表明了身份，並立即做了演講，並作出自認為合理的解釋。我剛剛說出身份，周圍就掌聲一片。我解釋之後，一下收到一大堆紙條，周圍的市民非常想知道真相，我也盡可能地解釋。這時有一個監視我們的便衣給我們遞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的是，我是奉命監視你們的，但我被你們所感動，你們要保重，現在很危險。我不知這個人是誰，但我感謝他並敬佩他的良知和勇氣。這時候分部的領袖和我交談。他告訴我，已經接待了幾批北京所謂代表，但口徑差異很大。有的固然滿腔熱忱，有的卻是不知所云。還有些他們懷疑是我黨派來混淆視聽的特務。那天我還真的識別了一個特務。因為他自稱是外交學院籌委會的，而我知道外交學院因為只有100多學生，根本沒有校內組織。
南京的氣氛很好，因為大家都很務實，雖然消息很閉塞。但據說此時別的城市的氣氛就不一定都好，有的沉鬱，有的有些過激，我沒有親眼看見，不好下結論。這一天回去，電視裏播了3個湖南人向主席像潑墨的畫面，我看見他們被學生抓住，抓他們的學生有幾個都是熟悉的，因為那一塊原本就是我的防區。如今有人指責當年學生敵我不分，把他們交給了員警。我不想對這3個人或者學生抓他們發表任何意見，我只想說，如果那些學生的天真讓人可憐的話，這3個人的言行讓人覺得可恥。
我通過分部溝通了和北京的聯繫，因為我有人名，而他們有通訊工具。我知道有人組織了一些人去各部委請援，讓它們脫離“偽政府”。這個行為引起了內部的極大混亂和反彈。
這時我接到了學校發來的複課電報，通知我6月4日重新開課，很多別的學生也收到了。我覺得特別蹊蹺，卻不敢再打電話到北京去問。我當時認為是煙霧彈，麻痹北京的學生領袖和市民，讓他們認為不可能動武。因為這個通知對於出京的學生沒什麼效果，很多人不在家而到處遊山玩水。不但北外，很多學校的學生都收到了，而且都是這個日期。我只能認為這是一種戰術欺騙性質的佯動，目的不是讓外地學生回京——因為辦不到，而是讓北京的民運領袖麻痹，以為政府不會立即動手。我急忙到處發電報，讓回家的同學暫時不要回去（不過還是有幾個同學回去了，看見了他們永遠不想再看見的一幕），然後去買火車票，準備自己趕回北京，我認為，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責任。我拿了學校的複課通知給父母看，他們當然不好說什麼，再去鼓樓，和分部的人告別，他們告訴我，他們已經組織了一個請願團，沿鐵路步行北上北京，已經到了安徽境內的烏衣。我們相互珍重後告別，後來我再也沒有見到這些人中的大部分。
我匆匆趕向北京，走得那一天是6月2日，火車上打開報紙，上面是61節天安門廣場的報導，學生在天安門放了很多氣球，祝小朋友節日快樂。當時還真的有許多小孩子在家長的帶領下去廣場和學生過節。後來知道這些都是封從德的主意，好像是一些社會上謀士出的公關策略。車到北京，居然很容易出站，沒有兵，一個都沒有。路障還有，那些工人仍然輪班值守者。我只能坐地鐵再步行回校，折騰到很晚才到校。到了學校，只見到兩個籌委，其他人不是在外地未歸，就是上街分頭堵口去了。問北京的情況，都說很混亂，各校間的聯繫已經很不方便，電話從2號開始就不通了，只好用人來回傳遞，由於各校採取所謂“空校策略”，所以許多學生回原籍了，但由於校方的通知，不少人又匆匆趕回。
廣場上，大校留20人，中校10人，小校自定，所以學生不算多。但外地來京聲援的學生很多，都駐紮在廣場。各界民眾更是把廣場當作運動的中心，經常聚集在那裏交流和打聽消息。陳某一直沒回來，我也不好自做主張。我聽說，北外的10個在廣場留守的人，為首的還是陳某某。廣場上北京學生不多，但市里卻很多，因為市民固然還把廣場當作運動中心，而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各校都是從校內調動人力，從學校出發，去城裏各處，或宣傳，或疏通，或堵口，並不和廣場打交道。正此時，我發現班上有兩個同學來上課，我立即領著他們去系裏找系主任，系主任避而不見，副主任被我撞上，我問他，老師都不到位，怎麼能讓學生複課？他吞吞吐吐，似有難言之隱。我急忙領他們去車站，想送他們走，但已經走不了了。部隊已經開始行動，各個路口、各個地道口都出現了戴著鋼盔荷槍實彈的士兵，還有裝甲車和坦克，我急忙讓同學回校，自己趕往天安門。
這時候廣場的氣氛非常古怪，地上到處是各色帳篷，還有許多桌子。廣場的一角，有些人據說要接過學生的接力棒繼續絕食。但只有4個人：作家劉賓雁，劉曉波，侯德建，還有程琳。他們躺在四個帳篷裏，面前花花綠綠都是標語。旁邊的桌子上，李露的一夥人在聲嘶力竭地喊著什麼，我一句沒有聽清。另一邊，有人在動員人去堵擊。我找到了陳某某，其他北外的人都去堵車，只剩他一個人，手裏緊緊抓住那面藍黃紅三色的北外旗幟。他看見我就大叫，來這裏幹什麼，這裏我一個人代表北外就足夠了，街上更需要人。於是我問他，哪里最緊急，他也不知道，因為消息一片混亂。這時有一輛卡車開過，車上都是市民，他們大聲喊著“苜蓿地”，我無暇多想，匆匆告別了他，跳上車去苜蓿地。苜蓿地在北京城西，長安街一直往下，八寶山就在附近。
這一節除了日期模糊，其他我記得很清楚。而且有一段時間，我曾經不停地想過，這一段期間，有沒有可能挽回？所以印象特別深刻。因為在當時，事態已經逼得我立即開始反思了。無論是當時還是今天，我的結論是，無力回天了，最後一次可能達成妥協的機會，是六裏橋事件。但那時吾爾開希正忙於奪權，而據說此時鄧小平身體不適。戒嚴的開始源于陳希同李鵬的秘密報告，此時鄧對趙極不信任，所以很容易地輕信了他們的報告。他此時是根據虛幻的情況作判斷下決心。而陳李想說情況是怎樣就是怎樣，事實上他們也正是這樣做的。鄧小平本質上是完完全全的正統共產黨人，本質裏，悲劇是這個政權的特點決定的，甚至比毛更正統，因為他去過法國，毛沒有。毛把他從走資派重新提拔，就是因為他“善於和蘇修鬥”。如果能夠原樣維持而讓政權繼續，他連經濟改革都不會去做。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在下臺和改革開放的相權中，他選擇改革開放。不是因為他喜歡，是因為他不得不如此。本質上，他是要實現共產主義，來按需分配的。所以，就不難理解，在看到陳李報告後，他的結論是，自己必須在開槍和下臺之間做選擇。你說，他能不選擇開槍嗎？也正因為如此，我對鄧是大體肯定的，因為不論動機如何，一個人能為了大局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是難能可貴的。而且和現在的領導人比起來，他至少還有頭腦、眼光勇氣和補漏的決心——雖然只能是小修小補。
六
路上全是人和車。紮著頭帶的學生，和拿著各種東西的市民，從板凳到拖把都有。學生並不多，且不集中，似乎是各校而非統一組織和指揮的，所以我看見他們有的往西，有的卻往東。
到了苜蓿地我們跳下車，老遠看見黑壓壓的一片，都是人，大街很寬，6車道，還有人行道，堵得嚴嚴實實。有幾個人拿著喇叭在喊著口號指揮，但其實他們派不上用場。第一，他們喊什麼旁邊都聽不見，因為幾千人在吵嚷，對面還發出陣陣很可怕的聲音，那是坦克和裝甲車發出的。坦克和裝甲車雖然不能前進，卻沒有熄火，所以發動機發出很可怕的雜訊。第二，似乎這些堵口的人根本不需要指揮，他們只知道，站在這裏，不讓西邊的部隊從自己腳下過去。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擠過去，發現對面一片綠色，都是鋼盔。一眼望不到頭。那些坦克都是抽煙裝置在炮管中部、帶側擋板的69－2和59－3，裝甲車是帶頂機槍塔的531，都是當時國內最好的裝備。那些兵都戴著鋼盔，端著槍坐在敞開頂的裝甲車裏。他們戴著口罩，白口罩。我們說話，他們不知是裝沒聽見，還是真的沒有聽見。他們隔10多分鐘就開足馬力衝擊一次。裝甲車在前，坦克卻在後。地上有些用雜物做的路障，可是對裝甲部隊幾乎無效。這時市民和學生——其中市民是絕大多數，就手挽著手，一排排地堵上去。用手推，用膝蓋和後背頂。我在人群中感覺自己很渺小，只能隨著人群的進退，一會兒進，一會兒退。這時候什麼指揮協調都沒有了。就這樣，天漸漸黑了，他們沒能前進一步。這時他們前面的裝甲車突然後退，坦克沖到了第一線。我也坐過坦克，但這時才切身體會到他的威力，雖然這種坦克在兩年後的伊拉克不堪一擊，但壓過路障時卻可以把一切碾得粉碎。我們根本抵不住，雖然我們都盡了全力，雖然又來了更多的人。坦克從中間沖了一個大口子，兩邊也不得不後退，退了大約200米，因為是後退著走而且人很多，所以碾壓踩踏，有人受了傷，但大家卻沒有太注意這些。
此時突然沖上去幾十個老太太，有的抱住炮管，有的乾脆躺在坦克面前。我記得清清楚楚，這時坦克突然熄火，雜訊一下子消失了。聽見一個老太太聲嘶力竭地大喊：“學生是我們的孩子，你們也是我們的孩子，你們要進城殺我們的孩子，就從我的身上壓過去。”僵持了不知多久，突然從後面沖上來一輛坦克，塗著花花綠綠的迷彩，有一根長長的天線，東倒西歪，向喝醉酒一樣直沖了過來。他們繞開了老太太，卻開上了人行道，開足了馬力沖去，一陣慘叫和驚呼後，人頭黑壓壓地湧動，我什麼也看不見了，但轟隆隆地發動機聲卻沒有停。突然，這個時候，很遠的地方傳來幾聲槍聲，很快又停止了，人群登時發出一陣陣開槍了開槍了的喊叫。我們看見那些坦克裝甲車又在發動，但始終沒敢開動。除了剛才那輛坦克碾開的一條路，人群一步也沒有再後退，就連那一條路也很快被堵住，我們看見十幾個人倒在血泊中，醫護人員很快來把他們抬走。我不知道死了幾個人，但死人是一定的。那輛坦克不久就被無數的木棍之類卡住了履帶，它還不熄火，還要衝，結果側翻過去。裏面沖出一個胖子，拿出手槍，胡亂開了幾槍，很快被大家怒吼著打倒了，他和其他士兵的槍都被搶了下來。我擠的不太遠，清清楚楚地看見這個胖子戴著鋼盔，挽著褲腿和袖子，滿臉通紅，好像喝了酒，他的肩上居然掛著少將的軍銜。後來政府方面的電視宣傳片中，我知道這個人是27軍的政治部主任。許多人立即哭喊著沖上去一陣亂打，那個胖子似乎額頭流了血。這時幾個學生（包括我），都喊著“不要打，我們不是他們”。但那些不解恨的市民還是又打了他幾下。這時那些部隊又熄火了，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過了一會來了幾個掛白毛巾的軍官，為首是個中校，據說是參謀，來交涉我們放了那個少將。可是這裏根本沒有什麼指揮，我們臨時推了幾個人和他們談話。結果那個胖子被放了回去，而部隊也退回了他們出發的地方而且熄了火。這個時候我注意到人行道上的條石已經被染紅了。醫生是盡責的，他們把重傷患都救走了，還給輕傷者裹傷。
這一晚在苜蓿地，群眾傷亡數十，軍隊被打傷4人，損失坦克一輛。
我有些虛脫，就退後了一些，蹲在路邊喘氣。有老百姓拿了水和餅來，我吃了幾口。我正在啃大餅，有個我有些眼熟的學生走過來，給我看他們從那些坦克兵手上搶來的槍。他拿的是一支我以前沒見過的步槍，槍托是空的，可以折疊，後來知道這是當時剛剛定型的81－1自動步槍。我酷愛兵器，自己槍法也很好，如果是往日，我會搶過來，愛不釋手地把玩一番，但這時我厭惡地推開它，說我不想碰這骯髒的殺人工具。此時發動機聲又起，我站起來，看見在市民的歡呼聲中，多數坦克倒車、拐彎，躲進了岔路，只留下兩部裝甲車，車上機槍的彈衣褪了，槍口直對著我們。我們都鬆了一口氣。此時來了許多人，是來換班的。他們告訴我們，南邊的六裏橋、廣渠門、北面的安定門，都開了槍，死了人，但都堵住了。而東面和東南面，雖然也有部隊，卻似乎比較平靜。被換下的人紛紛散去，近的人各自回家。有的就搭上車走，我也搭上一輛車往東開。
回到廣場已經是半夜了，我的一塊黃色的掛表不知什麼時候丟了，根本不知道幾點。廣場上燈光依舊，周圍甚至仍然有很多攤販，但氣氛很是肅殺。廣場中央，稀稀拉拉，東一簇西一簇，圍了好幾個圈子。有的人在滔滔不絕地演說，有的在激烈的爭論，還有人拿著不知從哪里搶來的鋼盔和機槍到處傳遞。在那4個人絕食的地方，我看見李露和那幾個絕食的人圍在一起寫著什麼，還看見程琳大口大口吃著東西。廣場的角落裏，拉著幾面橫幅，那裏的幾個人正緊張地接待各處來報告情況的人，並隨時處理。似乎也不在意廣場上那些圈子裏的人的意見。旗杆下面，北外的舊營地，空空曠曠。陳某某和旗幟都不在，只坐著兩個北外的學生，都是絕食團的領導，他們呆呆地坐著，不知所措，看見我過來急忙詢問情況。當初絕食團和籌委會爭奪權力時，他們都慷慨激昂，甚至罵我是機會主義者，右傾分子。但此時他們的臉色都白了，連聲問我有沒有危險，而陳某某早已拿著旗子去堵車了。我坦白的告訴他們，有危險，生命危險，要他們回去。可是他們害怕陳某某見怪，不肯走，我硬把他們推走了。這個時候我在他們坐的地上發現了一塊藍布，居然是我們宿舍的同學當時為我做的一面法語系的旗幟，用宿舍窗簾做的。我就把這塊窗簾掛在鐵欄杆上，自己靠在邊上休息。欄杆外面不時有不認識的市民過來，關切地和我攀談幾句，我回答了什麼，已經記不清了，因為這個局面是我預料到的，我不過是在等待最後時刻的來臨而已。
天上有很多星星，身邊卻漸漸沒有一個人。旗杆上光禿禿的沒有旗幟，而欄杆上我那塊藍布顯得非常寒酸。我轉過身，望著天安門上毛澤東的畫像，那是被潑墨後新換上的。他看著我，眼光不可捉摸，我感到陣陣寒意。不知不覺就睡著了。這一晚，我不時聽見槍聲，不知是真的，還是做夢夢見的。天剛剛亮我就跳了起來，這時我發現那些紀念碑下的理論家們一夜沒睡，還在慷慨陳辭，我這時只想離開廣場到別處去。看見大家都往西，往北，我想去東面看看。就往東，搭了一輛三輪去建國門。發現這裏也有許多坦克和軍車，但沒有啟動，官兵都戴著鋼盔，卻沒有戴口罩。有幾個市民和學生在車上和坦克上和官兵說著閒話。我也湊過去，發現其中一個人居然是施。和他談話的是一個校官，大約是團長或者副團長。他們的神色比較自然和輕鬆，士兵也比較放鬆。我也和他們談話，他讓身邊的衛兵拿下彈匣給我們看，彈匣都是空的。他告訴我們，他們出發時，都沒有帶子彈。他還偷偷地告訴我們，如果想跑，儘量從他們這裏跑。這時這裏氣氛很和緩，甚至有人唱歌，還有人拿過士兵的槍看，也沒有關係。
但其他地方的槍聲卻時不時響起，這邊的人紛紛去別處堵口了。我也想走，施不讓我走，他告訴我，談判已經破裂，許多代表不是逃跑就是被扣，他是逃出來的。他說，這裏是比較安全的地方。而且守住這裏也可以為廣場的人守住最後一條活路。我還是不放心其他地方，因為各處槍聲響得越來越緊。就匆匆告辭，搭車去了北邊的積水潭。
到那裏已經是下午了，那裏很亂，人很多，對面很多兵，個個荷槍實彈，他們沒有坦克，都坐著汽車，也戴著口罩。有醫生在場，正在搶救。據他們說，剛剛開過槍，死傷了不少。百姓用石塊和舊車輛堵住，也打傷了好幾個兵，現在正僵持著。醫生看見我是學生就叫我不要上去。因為那些當兵的最喜歡向學生開槍，如果我上去，他們打的更起勁，死的人會更多。因為城裏人多距離近，那種自動步槍的子彈可以一下打穿3、4個人，甚至打在地上彈起來，還能打死人，剛才一個人就是這樣死的。我得知，已經死了3個學生，市民死的更多，他們不讓我們上去，我們也怕激得士兵亂開槍，就只好在後面幫著醫生給傷患包紮，這些傷者大多是市民，大多是北京人，工人個體戶是最多的。這個時候南邊的安定門突然槍聲大作，是那種連發和掃射，像爆竹一樣。安定門在我們南面，如果那裏頂不住，我們就被包圍了。我急忙跳起來，嘴裏不知喊了些什麼，這時許多反應快的人也跳起來喊，往南撤，往南撤。我們一開始還是緩緩的倒退著走，後來就越來越快。那些士兵開始追，還開了槍，不過是單發，而且先打的天空。這時那些醫生上去交涉，阻滯了他們的追趕。我們往南跑時，就看見安定門內大街上，人群沒命地跑過來，遠處隱隱看見士兵成戰鬥隊形開過來，不時開上幾槍。他們沒有車，都是步行。我看見地上倒下許多人，有些人倒下又爬起，有些人爬起又倒下。這時人群騷動起來，潮水般往南。我被卷著不由自主地跑起來，一口氣跑過了月壇，跑到已經看見復興門橋了。這裏已經築起了路障，有許多人拿著旗幟站在橋上喊著口號，大家漸漸安定下來。有些人這時才發現自己中了槍，還有的丟了鞋子和眼鏡。我這時看見一個學生拿著一根竹竿，旗子卻不見了，就過去，把身上披著的那個窗簾旗子掛在竹竿上，一起走上復興門橋。
往北望去，解放軍似乎在上一個路口停住了，他們就地休息，前面停了好幾輛三輪摩托，都架著機槍，此時西面的人也退下來不少，他們說坦克已經沖過公主墳，到了軍博，被堵住了。我們都跑不動了，就地坐下，身邊的人有的是從安定門退下來的，說起了那裏發生的慘劇。原來在安定門，當時有兩個學生，一男一女，站在一輛汽車頂上給部隊喊話。部隊開了槍，死了一些人，但那兩個學生沒有後退，還在喊“人民軍隊愛人民”。突然過來一個少尉，拿著衝鋒槍（他們這麼說得，我懷疑是自動步槍）。對著那個女孩子就是一槍，當場打死。當時兩邊的人都呆了，都停下了。然後那個男孩子就走到少尉跟前，大聲說，你把我也打死。這個少尉立即舉槍，把那個男孩子一槍也打死了。身邊他們的同學據說哭喊起來，然後就有很多市民沖上去。把那個少尉抓住澆上汽油點著了。那些兵似乎被嚇著。退了很遠，這個少尉被吊在天橋上活活燒死，但很快大隊士兵就沖了回來，用槍掃射。民眾抵擋不住，只好一路敗退下來，死傷情況不明。這個少尉後來據說叫李國瑞，是三大“共和國衛士”之一。
另外兩大一個叫崔國政，一個叫姚國富，他們的事蹟我就沒有聽到當事人說起。從名字來看，我不認為真的有這樣的事蹟，三個烈士都是國字輩，簡直是神話故事。但這個少尉是真的，那天無數的人，包括傷患，咬牙切齒地恨不得再給他一刀。我們當時，認識和不認識的人。互相談話，都表示不再退後一步，背後就是天安門，就這樣，城裏的槍聲斷斷續續一直在響。晚飯大家都沒有吃，因為沒有人再有心思做飯了。我們茫然地一直守著，那一夜真長，仿佛永遠也過不完。一直到北京站的大鐘響起了《東方紅》，12點了，都沒有一點動靜。
又過了一段時間（淩晨一點左右），突然，西邊，北邊，響起了一陣陣的哨子聲。然後就是車聲，跑步聲，我們都站起來，準備最後一戰。
槍響了，一條條火舌先往天空，然後就到處飛，他們似乎並不急於向人群開槍。而是要顯示子彈的威力，周圍的樓房被他們打的琵琶直響，玻璃也碎了很多。事後聽說，這些高樓裏住的大多是高幹子弟，當時也誤死誤傷了不少。
這個時候我們反倒不怕了，喊著口號，抵著那些做路障的車輛門板不退。他們開槍打倒了一些人，但還是不能前進。西邊的坦克也沖過了民族文化宮。離復興門橋不遠了，但很多人從各處湧來堵住，他們一時也過不來。子彈不時從頭上掠過，曳光彈，痕跡很清楚。我那時什麼想法也沒有，就是不想從頂著的地方後退。
就在此時，東面突然響起了刺耳的警報聲，還有喇叭聲和槍聲，是天安門的方向。大約幾分鐘後，有人騎著自行車氣喘吁吁地過來，大喊“高自聯叫撤，天安門清場了！”。這一下大家一下懵了，一齊退了下來。那些兵也不急於追趕，而是一邊開槍，一邊列隊。
我們跑了一段，突然從西單當時沒有完工的地鐵出口沖出一群兵來，逢人就打，他們不開槍，而是用槍托和刺刀，下手非常狠。我們一邊跑一邊向他們喊話，他們鐵青著臉，不答話。這些人都沒帶鋼盔，也沒帶口罩。他們唧咕著什麼，我突然發現，他們就是上次北京站堵回的蒙古兵。我們人多，拼命沖了過去。這時我前面跑的一個學生突然倒下，我和另一個學生去把他扶起來，發現他被刺了一刀，膝蓋都露出了骨頭。我們架著他飛奔。
廣場早就一片漆黑，看見很多士兵往中央衝擊。金水橋下反倒沒有多少兵力。我們這麼多人一沖而過（我們一群總有好幾千人吧，本來上萬，跑散了不少，後來知道我們這一路死傷最慘），他們似乎是沒有防備，或者沒有足夠的子彈，總之沒有多少阻攔。但沖到正義路，從北京站方向又有兵過來，那裏堵截的民眾也在後退。這時西邊的注意力大約都在廣場了，沒有什麼追兵過來，但北長街裏又傳來腳步聲。我們很多人都四散逃去。
我想起白天那個軍官的話，就跟那個學生扶著傷號往東，我跑步一向極慢，那一天卻實在很快速。從王府井開始，就看見38軍的坦克和軍車，但他們的兵槍都倒提著，沒有一點開槍的意思。看見我們下來，他們自動讓了一條路，看見我們行動遲緩的人，甚至有些官兵面帶焦急之色，但都不說一句話。大部分人通過這條路，向東逃去。
我們帶著傷患，不好遠行，就先拐進了最近的大學，北京工藝美術學院，那裏還有些老師學生在，我們找了一輛自行車，把他送去了附近的醫院，名字我忘了，地點在東來順對面。那裏已經有不少傷患了，醫生正忙著搶救。那個學生需要輸血，但我們血型都不對。後來還是別人幫了忙，但我們還是獻了血，因為什麼血都缺乏。這時更多的傷患送來。有學生，更多是市民，問起廣場的事情，七嘴八舌，說法不一。後來我找當時在場的人追問，就是施某，他一直守到那些廣場的學生出來。
原來那天淩晨一點多。廣場的燈光突然全部熄滅，1分鐘後又全亮，然後又全部熄滅。接著，大批武裝士兵從天安門、南長街、南池子、各個廣場地道口、人民大會堂東大門等處湧出，廣播開始反復播送《清場公告》。這時廣場裏的人並不多，有的要拼，有的卻已嚇得不知所措，局勢非常混亂。此時侯德建和劉曉波去和清場指揮官交涉，其他人就整隊往外沖，先往西沖，但西邊開了槍，沒沖出去，又從東面沖了出來，東面38軍沒有阻攔。留在廣場的學生據說被“解決了”，這個我無法證實。因為沒有一個人證，物證也不過是紀念碑下的累累彈孔而已，然而彈孔無言。
這時天色已經發白，我看見更多的傷患送進來，醫院已經有些應付不了。有些北京的人給家裏打電話，但不通。這時那個受傷學生的許多同學趕到，好像是中財的，我記不清了。他們問他，想幹什麼，他說，想回家見媽媽，他們就扶著他走了。我這時也想離開，但此時門口已經來了一些兵，他們要求醫院把一些傷患交給他們。醫院堅決不同意，但他們還是胡亂抓了兩個人走了。
我知道不能多呆，趕緊出門。一路上仍然聽見零星槍聲，我在路上碰上幾個騎自行車的學生，是理工大的，出來找同學。他們帶上我，回了學校。理工大就在北外的對門，我急忙回校。就看見旗杆上降著半旗，放著哀樂，只有一個人，就是陳某某，他沒有傷，但身上非常狼狽。別人和他說話他一概不理，只管看著旗子發呆，一遍遍放哀樂。我到現在也不知他怎麼跑回來的。
我回到宿舍，空無一人，地上都是紙灰。來到總部，也空無一人，我知道不走不行了。
不敢從北京站走，於是走西直門，路上遇上一群兵，排著方隊，踢著正步，端著明晃晃的刺刀一邊踢正步一邊高呼“向北京市民致敬！向大學生致敬！熱愛北京市民！熱愛大學生！”我急忙繞開，從西直門買票去京郊昌平，在那裏搭車去了天津，在天津乘車回家。我到南京是在江北下車，因為殺人消息傳來。憤怒的南京人已封鎖了長江大橋。我只好步行過橋，回到家裏不敢多呆，先去丹陽，後去上海躲了幾天。然後從鎮江過江去山東。混在麥收農民中熬了多日才回家。當時南京和各地民眾一直堅持了一周左右，直到萬里從國外回來，表示擁護中央，才斷了最後的希望。南京的步行進京團走到徐州附近的賈汪，才忍痛解散，那時已經是6月17日了。我此時就在不遠的臨沂，藤縣，心中百感交集。我曾經跑去曲阜，拜謁孔子，尋求精神上的安慰，卻發現在曲阜古老的城門上，赫然貼著曲阜師專的一張標語，民主千古。
孔林邊上有一家小飯館，老闆是個南師大輟學的學生，他知道我身份後很熱情，和我談論了大半天，還送了我衣服。我寫了一首七律送給他，當時沒有韻書，韻錯了個一塌糊塗。
襟袖蕭蕭過孔林，別時回首顧頻頻；宋明誤染頭巾氣，今古銷磨壯士心。
荒塚依然鮮碧草，殘城枉自繞餘音；可憐年少無家客，卻做孤臣孽子吟。
這也算我對這次運動最早的一個總結吧
開學後自然是秋後算帳，我因為一個有來頭的女孩子為了救我慌稱是我女朋友，結果僅僅被停學籍一年，這個情況我是後來才知道的，這個女孩子和我很久就認識，但接觸不多，畢業時她希望我留下，但我不肯再接受她的幫助。如果沒有她的幫助，我只能離京。別人告訴了我這個故事。我父親去看她，她對我父親說她真的很喜歡我。於是我父親專程趕到杭州，命令我和她談朋友。我一直當她是最好的朋友，但不是這一種，不過還是勉強和她交往了一段時間。由於兩地分隔和其他原因，我們在93年新年後分手。現在她有時還會給我打電話，並且和我妹妹有來往，我父親一直很喜歡她，我也很感激她。她比我大一歲，至今單身一人。
這就是我所經歷的六四。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