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5日訊】1989年6月3日晚十點左右，剛回到宿舍，同班同學把我悄悄拉到走廊上，神秘兮兮地遞過來一張紙條。他說下午有位工人來找自治會負責人，等了很久（我的宿舍在八九民運期間一直是山東大學學生自治會在老校區的辦公地點），見我一直沒回來便走了，走之前讓他把紙條轉交給我。
紙條上是兩個人名和一個聯繫地址，記憶中，地址上的街道門牌後面是一家工廠的名字，我很少離開校園，對濟南的街道和工廠都缺乏概念，但紙條上的地址離學校似乎不算很遠。據同學說，留紙條的是一名30歲左右的青年工人，紙條上的另一個名字是青年工人的父親。青年工人說他有一群關係密切的朋友，都是拜把子兄弟，其中有人因為違法犯罪進過監獄，因而仇視社會，但是，學運的興起讓他們感到心情舒暢，最近一直參加遊行示威活動，並且毫無保留地支持學運。不過，青年工人認為，目前中共已經露出殺機，單靠和平抗議恐怕是沒用的，要有最壞的思想準備，要干就要搞武裝暴動。
青年工人讓同學轉告我，他們手裡有槍。「什麼槍？」我有些好奇，小時侯看電影《小兵張嘎》，總覺得弄把手槍玩倒是不錯。同學說：「步槍吧。帶來一個帆布包，不知道槍是不是在包裡放著。」
「你打開包看過嗎？」
「沒有。他讓我轉告你，除了槍，也有很多子彈。好像還說過有機關鎗。他說他的人絕對可靠，只要我們說一聲，他們就跟我們一塊搞武裝起義。」
「他們的槍是怎麼搞到手的？」
「他只說他們仇視這個社會，仇視共產黨，長期以來一直在做準備。」同學眼巴巴地望著我，一副願隨我上刀山下火海的勁頭，誰料十多年後，竟在官府裡混到了一官半職，舉手投足間，儼然又是領導幹部的派頭了。
我拿著這張紙條，不知如何是好。學潮期間，到我宿舍送各種用品的工人和市民很多，有一陣子，用來書寫標語的紙張堆積如山，不得不另找地方存放，就連手持話筒上用的五號電池也放得到處都是，六四過後很久，用錄音機練聽力的同學還經常來找我要電池用，大概半學期才用光。但槍與紙張、電池性質是不同的，這一點我很清楚。
那幾天紙條一直裝在我的上衣口袋裡，使我頗為猶豫。雖然當時涉世未深，雖然軍訓時打過槍，雖然在六四之後的激憤中，也曾恨不得拿槍上山打游擊（受中共黨史教育的毒害之深，由此可見一斑），但我最終沒有邁向那家工廠大門。坦白地說，八九民運時期，我對非暴力原則的理解少得可憐，對民主政治的理解，也僅限於幾個簡單概念，奮不顧身地參與到八九民運中去，主要是一種激情的驅使和直覺上對社會現狀的不滿，一種樸素的正義感而已。我相信，六四過後那幾天，曾有許多學生和市民在巨大的震驚面前，被鎮壓激發出以暴抗暴的本能，否則，就無法理解北京大街上為什麼會湧出那麼多「暴徒」來，而槍支作為一種力量的體現，在某些時候，可能是極具誘惑力的。我一直沒有走向那個紙條上的地址，主要還是因為看清大勢已去的現實，放棄了自殺式的幻想。
慢慢地淡忘了這件事。那張紙條上的地址和人名，雖然一字不差地抄寫在筆記本上，但因為很快便開始了草木皆兵的大逃亡，它就連同我的筆記本，忙亂中不知被丟到哪兒去了。那個曾經很扎眼的地址和兩個人名，也被忘得一乾二淨。
許多年過去了，有一次走過某條生疏的馬路，不經意間看到路邊一家工廠的銅字廠牌，久遠的記憶竟在瞬間泛起，突然想起了那張與槍支有關的紙條，這個工廠的名字，似乎與記憶中的那個工廠有些近似，但並不能確定，因為隔得時間太長，紙條上的廠名已變得十分模糊。這時候，我已是三十歲的人了，對六四事件的歷史資料，常有搜集和分析，而且私下裡接觸的一些朋友，也曾有些因輕信而吃虧的慘痛教訓，於是，突然激靈一下，渾身冒了冷汗。
誰能相信，在那個年代，幾名「對社會不滿」的青年工人就能搞到包括機關鎗在內的各式各樣的槍支和大量子彈？！這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1989年，19歲的我信了，我的同學也信了。
而且，我不會忘記，那是六四前的最後一個和平之夜。不，和平已經不復存在，北京街頭，就在我拿到紙條的時候，可能槍聲已經響起。
我記得，六四剛剛過後，山東省便從重從快而且大張旗鼓地槍斃了幾名刑事犯罪分子，我還記得，1989年5月18日上午，山東省委主要領導到山大與以學生會幹部為主的學生代表對話，當天晚上，一位神秘人士開車送來二十張臥鋪票，並親自將二十名山大自治會選出的學生代表（不再是學生會的幹部）從貴賓入口送進火車站。當形勢急轉直下時——據說正是在5月18日晚間，省委主要領導接到了濟南軍區領導的私人電話，告知最高層對學潮已有明確定性，此時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聯繫近乎中斷，已無可靠信息來源，但軍隊系統的指揮中樞一直在有效運轉，於是，省委主要領導迅速轉向，並在戒嚴令下達後，立即對中共中央決定表示支持和擁護，事後不久該省委領導及軍區領導均提升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這次公開「對話」和這二十張車票，恐怕就成了省委領導的一塊心病，那麼，大張旗鼓的「從重從快」，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而那位青年工人手中的「槍支」的來歷，似乎也可從這種轉向的需要中看出些端倪。
如果6月3日下午我沒有外出，我很可能會遇見那位「青年工人」，以我大大咧咧和蠻不在乎的個性，是否會順手把「槍支」（當然，嚴格說來，那只是一個帆布包，同學並沒看見槍）接過來呢？幸運的是，我那時到新校區開會去了，而我拿到紙條的時候，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一遍遍地在高音喇叭裡播出，使人嗅到了血腥的味道，在那個不眠之夜，會議連著遊行，使我不可能再有心思考慮這件事。
我相信這是一個陷阱。
六四之後的清查中，已經畢業的中文系學生嚴志鵬和哲學系學生周中華被警方從工作單位抓回濟南判刑，嚴志鵬的罪行是擔任六月六日濟南全城大罷工的總指揮，而周中華被判刑的原因是：有人送給他一副手銬，他在忙亂中稀里糊塗地接了過來。於是，這副毫無用處的手銬就把他送進了監獄。周中華出獄後，我和他見過一次，他說手銬確實是在空校回家的路上，被他打開火車車窗扔掉了，但警方似乎並不相信他的交代，而且始終沒有找到手銬的下落，於是他也就享受了總指揮嚴志鵬的「待遇」，一同上了劉長山（劉長山是濟南看守所所在地）。可不管怎麼說，手銬和槍支的性質還是有區別的，六四之後，如果我出於一時激憤，按照紙條上的地址與那名「青年工人」聯絡，並從他手中弄把槍過來，等待我的肯定又將是另外一種命運，肯定是比嚴志鵬和周中華更重的懲罰。每每回憶至此，總覺得這個套下得太狠太毒。
關於「槍支」，還有一個真實故事。
我所就讀的山東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現更名為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辦公室有位姓張的辦事員，以前是學校食堂的廚師，家裡在學校有點關係，便活動一下，調到系裡「以工代干」，平時與學生有些接觸，但喜歡拿架子，不怎麼搭理學生。沒聽說他在八九民運中有什麼活動，卻也在清查時被抓了起來，而且被關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時我既不知他被抓，更不知其被抓的原因。多年後碰巧跟他在酒桌上相遇，他像見到親人一樣，給我講了其中的原委。
老張是工人出身，喜歡喝酒，喝酒之後愛吹牛。六四剛過，和社會上的一群狐朋狗友一起吃飯，因為他是大學教工，人家就很好奇地讓他講點學潮見聞。他真真假假地白活一通後，為了在朋友中間抬高自己，竟大言不慚地對在座的酒友吹噓說：學生領袖送了我一把手槍。
到現在他也不知是誰向當局告了密。俗話說吹牛不上稅，可他這通牛皮，一氣就把自己吹進了看守所。他是個大胖子，被吊起來拷問的滋味想必很不好受。說起當時的情形，他連連歎氣搖頭，說共產黨真狠，警察折騰人真有辦法，能活著出來就不錯了。關在看守所幾個月，實在追查不出「槍支」的下落，家人又托關係疏通，才把他給放出來，竟然還讓他繼續上班了。不知道以他的這番經歷，算是什麼意義上的「六四」受害者。
十八年過去了，六四事件的歷史資料越來越多地被挖掘整理，使我們可以更全面客觀地分析當時各方的心態和動作，但與槍支有關的資料幾乎沒有（如果不把劉曉波在天安門廣場砸槍一算進來的話），這說明八九民運的確是一場和平和非暴力的抗爭。我所記載的往事，只不過小小插曲，與暴力當然扯不上關係。這只能說明，在當時，鎮壓者一方面尋找並試圖製造暴亂的「證據」，另一方面，又對「暴亂」真實發生的可能性十分警覺，六四過後，清查民間槍支的行動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甚至連打鳥用的氣槍都禁止使用了，而在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們可以很隨便地跑到村裡的民兵指揮部玩槍，甚至扛到大街上炫耀。對槍支的嚴厲查禁，或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執政者擔心社會矛盾失控的心態吧。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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