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7日訊】我不指望奧運會拒絕黑窯，這樣的奧運會也與我無關——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哪怕永遠不寫文章了，這篇文章還是要寫。
都說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推動了韓國方方面面，尤其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又都說1936年的奧運會不該在柏林舉行，但誰也不能否認希特勒是靠民主選舉上臺的，他的競選綱領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在二次大戰之前德國民眾的福利有目共睹。又都說1980年的奧運會不該在蘇聯舉行，因為1979年蘇聯剛剛佔領了阿富汗，1980年是赫魯雪夫曾計畫“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年。但是，前蘇聯的民眾福利也是有目共睹，遠遠比2007年的中國要好得多，而且，1980年畢竟戈巴契夫已經進入蘇共核心領導層——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有能夠與戈巴契夫相比的人物嗎？沒有！
中國現在是何種局面？尤其按中國目前的格局看將來的趨勢，誰也難說中國不會朝錢權軍國主義的方向滑行。對中國軍人進入最高領導層、各大省市公安官員進入二級核心班子的動作，近來輿論頗多關注。在山西窯奴答案初步落定的當口，中國思想界很有些痛心疾首了。有的說，黨政紀律處罰難抵法律罪過、強迫勞動不應當比非法軟禁罪過更輕（楊支柱先生不方便說出“勞動教養”的奴隸制性質），有的說農民兄弟和童工是被經濟和權利的雙重貧困逼進去的，黑奴工必然“後繼有人”（何三畏）……在這個應當出現巨大社會政治改革浪潮的時刻，只有17位退休高官正確地描述了中國的黑暗之後，卻反而要強化產生黑暗的政治根源——中國式新老左派在很多問題上都有此滑稽：郎咸平之於國資流失、王紹光之於其實並不軟的中央財政、左大培楊帆們之於更多問題……我也做不了什麼有意義事情，只此寫窯奴案以來未意義的一篇文章：用事實說明中國就是一座超大型黑窯！
一、 黑窯是中國式增長的象徵
昨天白天上班（學校為了迎接教育部的評估，放假後的“加班”被宣佈為“上班”）看了《中國經濟時報》的報導：經過多年的整頓，目前小煤窯的數量仍占煤礦總數的95%以上；昨晚看了“在田野上”的友人發來多張西部工廠的照片：濃煙蔽空，毒水橫流，當地的男女老少都是一幅髒兮兮的“非人面目”，污水都是未經任何處理地直排到黃河！看了這般慘相，孤獨中的我不禁淌下淚水……幾十年來，痛數中國環境惡化的資料資料不斷翻新，我自己也不知寫了多少文字借用了官方媒體公佈的資料，越來越可怕地翻新。不要說今年各地暴雨洪災中死去的生命是什麼天災，難道今天剛剛報導出來的濟南地下商城進水淹死人（官方報導20多人）也是天災？南方週末報導：“7‧18”雨災後，濟南市排水總公司的牌子幾乎浸在水中，公司門口壘著半人高的沙袋。濟南人在用“大水沖了龍王廟”的黑色幽默，表達他們對市區排水系統的不滿。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多名市民淹死在這場暴雨中，史上罕見。
大雨中聽城市管理界的內行說：中國21世紀的城市排水系統還比不上古羅馬，排汙系統更是捉襟見肘。我是1979年到南京的，那時到處看到農民進城拉糞，據說還要付錢，現在是倒過來付錢農民也不肯來拉糞了，當然也很少看到機動拉糞車。我所在學校旁邊有個菜場，菜場的對面有一繁忙的公廁，十多年來的每天清晨它都要給這個城市著名的金川河掛出一陣金黃色的瀑布。根本不知道這個城市前後花了幾十億搞的治汙排汙系統在怎樣運作，江心洲的治汙工廠運行得如何，只聞到很多地方令人作嘔的氣味。這個城市到處可見面呈菜色的環衛“農工”，據說今年剛正式納入最低工資範圍，但還沒有真正拿到最低工資。正如這個城市我喜歡的著名的電視主持人孟非所說：黨政機關帶頭違反勞動法呀！
“在田野上”的報導說：一些地方的“無知”民眾終於從死亡中知道了“要土地、健康，不要污染、工廠”。這使我想到在印度、拉美，農民們面對要文明得多、清潔得多的歐美工廠，能夠結社抱團展開拒絕工廠的抗爭，並且能夠“精明地使用武器”，相比之下，中國的受難民眾只有被軍警死死控制住等死的一途啊！
山西窯奴的悲慘窮盡了古往今來的奴隸之苦。在廣東、浙江、北京（例如清河羊毛加工基地），在無數的角落，有多少工奴、性奴在非人的折磨中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有多少奴工斷指的斷指、殘疾的殘疾、病死的病死？！
剛剛看到7月17日南京《現代快報》的報導：按摩小姐“被拐到洗頭房三個月，自稱不肯接客就會遭到毒打”。類似的故事在民間流傳得可以說氾濫了。人們在私下神色慌張地議論著“某某酒樓桑拿夜總會是黑社會辦的”，罵起共產黨來反倒沒有害怕的樣子，因為被閒雜人員密告了黑社會早晚是要倒楣的。南京最高檔的星級賓館是政府保護的高檔淫窟，專門伺候高官與富豪的，這在南京老百姓已經成了老掉牙的話題了！
剛剛看到《中國經濟時報》報導：某院士在某論壇上公開痛斥中國一些官員是洋人汽車商的買辦，幾百萬、幾十萬的名牌洋車在貧窮落後的中國供求兩旺，中國的國產車各級政府基本不買。這讓我一下子聯想到前些時廣州政府得到豐田200輛贈車後竟命令禁電（電動自行車）。這真是一道黑社會式的禁令。難道所有剝奪公民權利、侵蝕公民自由的法律、法規、紅頭檔，和一系列邪惡的以國家的名義發生的軍警暴力鎮壓民眾的行為，不都是黑社會式的作為麼？！
山西黑社會辦的黑窯沒有黑政府的保護是絕不可能得逞的！想想這個山西吧，前面有同情記者高勤榮的政協委員被莫名其妙地打死，多年來一次次的拉網式整頓竟然沒有傷及奴窯的皮毛一根！剛剛有揭露黑煤窯的記者蘭成長被打死……只要高勤榮們的冤痛一日不能洗淨，山西就有一日還在黑社會的控制中！不僅是于幼軍先生首當其衝、幾句道歉輕如鳥毛啊！80多位縣級以下官員的黨政處罰，以及黑窯事件中沒有發現腐敗的公告，都把公眾當成弱智了呀！
二、從被忽悠的“領導階級”跌落的工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營、集體企業的工人，全部的變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過去是被毛澤東虛偽誇封的領導階級，後來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奴工階級。
首先，在壟斷行業中的底層工人，儘管相對於其他行業來說日子似乎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第一，這些行業管理層的薪俸在沒有民眾、員工同意的情況下，權力封閉自為地定在了高於普通工人幾十倍上百倍的檔次上；第二，很多壟斷企業普通員工有業績制約，例如賣不出手機定額把手機拿回家當工資，而管理層尤其總經理們則旱澇保收年年看漲；第三，普通員工的地位越來越低下，例如才進入電信的大學生是穩定度極低的“G級工”，那些工資基本不動、老婆基本不用的管理層官員們，卻能安安穩穩混到退休。碰到很少有的裁員減員呢，更是普通員工首先廉價滾蛋。最近發生的工商銀行千餘員工集體赴京上訪事件就是這樣的機制導致的。
更廣大的工奴們呢，幹了幾十年一般就月工資千把元，退休了更少！碰上改制更慘！最慘的連改制的雞肋（買斷工齡呀、一次性補償呀）都落不到頭上，回家吃上低保的就不錯了，而吃低保在很多地方還要開後門、送禮、求爹爹拜奶奶，設置門檻障礙的花樣越來越五花八門！聯合國早已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每日一美元，在中國大概只有等到全面再全面再再全面的小康以後了。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早就呼籲：要償還對老工人們幾十年積下的欠債。《權衡》雜誌上學者李英強、蒲春琴在專文談到養老金問題時說：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在新舊養老制度的轉軌過程中，產生了約8萬億元人民幣的養老金債務總額。官方稱引的數字也各不一樣，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前任部長鄭斯林公開宣佈的數字是2.5萬億，而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更傾向於引用世界銀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資料—9.15萬億。”。
中國的億萬工奴們在被迫成為房奴等多重奴隸的同時，這數以萬億計的債權從何討還？沒地方！說是政府欠債是最好聽的了，應當說是政府搶劫才是！不要以為只搶了這些，楊帆先生計算出來至少搶了60萬億呀！山西奴工的遭遇難道中國億萬工奴身上就沒有麼？
三、最慘的當代農奴
山西奴工全是被拐賣的農民，包括童農。若真是被拐賣，還多少得到些拐賣錢了。其實應當說是被綁架。什麼是綁架？就是暴力控制！軟禁的實質無一不是硬禁。那麼，在得無約得，所得甚至不夠活命的意義上看，中國農民與中共的關係難道不是綁架關係嗎？
經濟學家何清漣、坐了7年冤牢並一直被“軟禁”著的鮑彤先生，也不僅是他們二位，都曾撰文論證過“中國農民是當代農奴”。
最近有良知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用最保守的事實資料揭露了中共治下的農民被搶劫的事實，證明瞭中國還遠遠談不上“反哺”農民的問題，而是要首先償還對農民的欠賬！
稱作“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的課題組列舉的對農民的歷史欠債有——
1，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造成的欠債：1950—1978年，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業大約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同期農業稅收978億元，財政支農支出1577億元，政府實際提取農業剩餘淨額為4500億元，農民平均每年的淨負擔為155億元。1985年我國開始實行糧食合同定購制度，這時出現了“比價複歸”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農產品漲價給農民帶來的收益。1989—1992年間，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5.3％，而同期農業生產資料卻上漲了33.59％。1979—1994年，政府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民那裏獲取了約1.5萬億元收入，同期農業稅收總額1755億元，各項支農支出3769億元，政府實際提取農業剩餘淨額為12986億元，農民平均每年的淨負擔為811億元，為改革前的5.2倍。
2，徵稅起點和徵稅強度不同造成的欠債：我國城鄉之間的徵稅起點和徵稅強度是不同的，農民的稅負長期高於城市居民。針對城市的徵稅主要面向企業，一般根據企業效益的好壞而征，而針對農村的徵稅主要面向農民個人或家庭，一般根據農民使用土地的多少而征，效益好壞不是主要考慮因素。針對市民的個人所得稅有一個月收入800元以上的徵稅起點，但針對農民不存在徵稅起點。在農業稅未取消前，我國是世界上唯一專門面向農民徵收農業稅的國家，總稅率達8.4％。
3，非稅負擔過重造成的欠債：在農村稅費改革前的很長時期，農民除了承擔較市民更重的稅收負擔外，還承擔很多非稅負擔，如“三提五統”(即村提留和鄉統籌，其中“三提”是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五統”是指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衛生事業費、教育費以及村幹部提留費)和各種針對農民的亂集資、亂罰款和亂攤派等。看來課題組沒有能夠從相關部委獲得具體數字。
4，城鄉二元福利保障制度造成的欠債：長期以來，占總人口70％左右的農民的社會保障費支出僅占全國社會保障費總支出的20％不到，而占總人口30％左右的城鎮居民卻占全國社會保障費的80％以上。近年來，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已經成為長期貧困的首要因素。1998年全國農村居民中的87.32％沒有任何的醫療保障，2000年農民人均衛生總費用為188.6元，僅為城市的1／4。
5，農村土地收益轉移造成的欠債：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只有在作農業生產用途時事實上歸農民集體所有，一旦轉為非農用地，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就變成了國有。土地農轉非時的增值收益，90％以上通過種種管道變成政府收入或轉移到國內外土地開發商手中。有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20％—30％、甚至於80％來自於土地的增值收益。據粗略統計，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土地所有權收益流失至少在兩萬億元以上。（引自2007年7月12日《社會科學報》“反哺農業應先還歷史欠賬”一文）
如果說山西黑窯主對奴工欠了債卻得不到奴隸主的承認和償還，那麼，得不到中共政府承認和償還的工農債權，不就成了奴工們被奴隸主的剝削了麼？
好了，中國就是一座大黑窯無疑了！不要說中國還有好人、好官，洪洞縣裏沒有好人、好官麼？
黑窯裏死了很多人，我寫過一篇文章論述1989年之後中國平均每年的非正常死亡，至少有100萬人；黑窯主們有不少忽悠奴工的偽善，我最近也寫過一篇文章，專門引用專家公開的資料談到中共“和諧論”的偽善……
似的，從共產黨的官員到普通中國人，都沒有一個願意說：黑窯就是好就是好！黑窯主也不是天生的惡棍。但是，共產黨的專制制度，不講道德、違逆仁義良知、沒有人性的吃人的制度，毛澤東一代形成至今看不到改變跡象的黑窯機制，把中國變成了一座黑窯！
我不指望奧運會拒絕黑窯，這樣的奧運會也與我無關——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人與人權》9月-2007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