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報導】（中央社台北二十六日電）「美國之音」今天報導，去年十二月起，中國黑龍江省、陝西省、江蘇省分別有農民發表公告，要求將中共建政後收歸「集體所有」的土地，歸還到農民手中。
據報導，去年十二月九日，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七十二村的四萬農民宣布擁有村內土地所有權，並向全國發表一篇公告。
公告說，他們召開全體村民民主大會，已罷免「與官員勾結侵犯農民集體利益的原村長」，並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丈量土地，隨後在十二月三日將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
繼黑龍江七十二村之後，三門峽水庫庫區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七十六個行政村約七萬名回遷農民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向全國發表公告，宣布這三縣市約七萬農民共同決定收回土地所有權。
公告說：「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占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占有私分行為。」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兩百五十戶農民向全國公告，農民的住宅基地將永久屬於農民所有，宜興農民將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居者有其屋」。除了全部宅基地歸村內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也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們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發展。」
黑龍江農民在公告中指出，中國政府關心農村、關心農民的優惠政策總是無法落實的根源在於「惠而不政」。他們認為，「把土地徹底分給農民，才是最見效、最真實的惠民政策。」
有中國學者表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農村問題已經演變成全國性的問題，導致農民收入低、城鄉居民貧富差距大、農村土地被剝奪、農民權利得不到保障等現象。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二零零六年中國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為人民幣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九元，但農村每人平均純收入只有三千五百八十七元，兩者比例為三點二八比一；而一九八五年，中國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工資為六百九十元，農村每人平均純收入為三百九十七元，二者差距為一點七四比一。
報導指出，二十年間，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了百分之八十五。城鄉收入的差距導致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動到城鎮，使得農村缺乏青壯年勞動力，也為城鎮帶來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
獨立中文筆會刊物在一月三日刊登旅美的中國獨立知識分子胡平的文章，談到中國貧富差距的現象。
胡平說：「在中國，窮人之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財產被權勢者所強占；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利用權力搶走了別人創造的財富。中國的改革不管造成了何等令人眼花繚亂的繁榮，因為它完全排除了公共監督與民主參與，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權勢者對原本屬於人民的財產的公開掠奪。」
胡平引用十多年前中國「讀書」雜誌曾刊登的一位山西老農民的話。這位老農民針對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說：「解放前，我們村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中國問題專家指出，黑龍江農民重新丈量土地，並且將這些土地分配到自己手中的做法，不僅得不到中國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還很可能受到壓制。
中國著名經濟學者、前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問教授何清漣在文章中提到，中國農民發動土地所有權的主張直接挑戰中國的「憲法」和「土地管理法」，這兩部法律都明確規定城市土地國有，農村土地則由「集體」所有，實際上是由集體的「代表」—地方政府擁有。
何清漣認為，面對農民與地方政府爭奪土地的鬥爭，中國政府只有一種選擇：是讓地方政府活，還是讓農民活？
她指出，要求地方政府停止掠奪農民土地，無異於斷地方政府的糧，不讓地方官員活下去，這等於舉起右手砍自己的左手，將自己的統治基礎逼成反對力量，這是自殘肢體的速死法。
不過，中國政府如果繼續默許地方政府掠奪農民土地，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的農民只能起而反抗，最後也是危及中共統治，這是「掙扎幾年後衰竭而亡的死法」。
中國問題觀察人士李大立認為，將土地還給農民是中國三農問題的唯一出路。
他表示，數千年來中國以農立國，即便是今天，農業人口仍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如果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中國的經濟談何發展和進步？如果農民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無法滿足，中國的政治就會危如累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