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9日訊】「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儀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胡適文集‧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476頁）這段話發表於1918年，簡直就像是特地為今天而寫的。
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專號」，胡適也寫下了《易卜生主義》的長文，這位一生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學者要為「男盜女娼的社會」引進一種陌生的「主義」。「易卜生主義」說白了就是「健全的個人主義」，是面對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情形「肯說老實話」，「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己所行所為都負責任。」從而造就「獨立的人格」。這是「真的個人主義」，是建立在「獨立思想」和「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全部責任」的基礎之上。
這樣的「個人主義」不僅「五四」時代需要，我們今天更加需要。一個「男盜女娼的社會」缺少的就是「真的個人主義」，所以張藝謀會以歌頌暴君為榮、為樂，楊瀾會理直氣壯地為假文憑辯護，余秋雨會拿起法律的武器與批評者對簿公堂……，政協名單上，張、楊等都榜上有名，面對這樣的恩賜，無論是「國際大導演」還是花枝招展的大明星除了感恩戴德、三呼萬歲，還能有什麼？這一切或許都算不了什麼，沒有「健全的個人主義」，什麼樣不可一世的「英雄」、沽名釣譽的「名流」都只能拜倒在無限權力的腳下，依附權力、巴結權力、利用權力，以撈取最大的名聲和利益，這是必然的選擇。就算是那些對歷史和現實有著清醒認識的知識分子，由於內心深處缺乏「健全的個人主義」底蘊，缺乏獨立人格的支撐，也常常搖擺不定，並很容易滑向依附權力的千年老路上去。只要「男盜女娼的社會」沒有變，無論是胡適下的判斷，還是他開的藥方都不會過時。
哈維爾（VaclavHavel）結束十三年的總統生涯，重操舊業，回到閱讀和寫作的生活中。瓦文薩在競選連任失敗後，也曾回到造船廠干老本行，當他熟悉的電工。在一個自由社會，一個人無論名聲如何顯赫，或者貴為總統，進與退都是那麼尋常。哈維爾告別政壇後的選擇，一如他當年提出「生活在真實中」，都足以令一個沒有「易卜生主義」的民族感到震撼、感到羞愧。
重溫胡適引進的「易卜生主義」，首先就是講真話，不能把膿包當花蕾，把病態當發福，諱疾忌醫，自己不說真話，也不准別人說真話，把人民當敵人，見批評就是造反，哪怕沉默也是腹誹，只想弄得泱泱大國只用新聞聯播一家嘴巴說話，只有一顆腦袋思考，培養奴才，放縱浪才，扼殺人才，把任何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因子都掐死在搖籃中，「男盜女娼的社會」才得以永葆青春。易卜生「肯說老實話」，「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他知道「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的。」健全的社會需要「健全的個人主義」，只有它才能支撐文明人類，無論面對強權壓迫，還是面對榮譽、鮮花，都能努力活得像一個人。而沒有獨立思考，沒有個人對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負責任，只能以權力的是非為是非，以世俗的好惡為好惡，那只能離人越來越遠。
「男盜女娼的社會」最大的罪惡，就是讓人活得不像人，最多也是讓你活得像余秋雨、張藝謀們，儼然是宮廷學者、御用導演，雖然皇恩浩蕩，三千寵愛集於一身，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只是少了一根脊樑骨，終究擺脫不了奴才的命運。無限風光都在一個「奴」字，看不到一點人氣。回望遙遠的「五四」，燈火已熄，余煙未絕，我們今天重溫「易卜生主義」，就是要重新點燃那盞燈。
2003/2/5晚@(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