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國》第六章 誰扼殺了中國大陸的互聯網？(41)

二○○二年十月下旬，在永久返回美國之後，我又回到北京四處看看，見見老朋友。我順道拜訪了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駐京辦事處的帕特．包爾斯（Pat Powers），他那時是辦事處負責人。我們前往外國人聚會的老字號，萬龍酒吧（Frank’s Place）。我挺喜歡帕特，他曾多次挺身而出幫忙我，因此我們一直處在一種朋友情誼的氣氛中，直到我提起互聯網的話題。

　　

我表示美國公司在冒巨大的風險，中共的所謂「自律」政策靠不住，會引火燒身的。共產黨從來就不是可靠的夥伴，如果中共警察利用摩托羅拉的追蹤技術和槍炮鎮壓了下一次的工人反抗，如果中共當局強迫每個人配戴富士施樂、北電網路或昇陽公司研製的身分證，然後利用它來抓捕基督教團體，美國資訊科技公司可以補救的作法是避免參與中共互聯網的自律公約以及國民身分證的合約，這種自律可以為他們獲得良好聲譽。

　　

帕特聽著，但心不在焉。他的上司，柯白（Bob Kapp）是華盛頓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看過我寫的有關互聯網問題的一些文章。帕特盯著我說，柯白對我的論點「深感不安」。我感受到一種沉重的負擔壓在我身上，並不是帕特所代表的美國公司。當然這取決於我是否還希望在美國商界有所作為。

　　

我與駐京美國商會主席孟克文（Chris Murck）談的不錯。這可能是因為我們關係比較好。孟克文不只是朋友而且是我的導師，我極為尊重他的智慧和經驗。當我們在中國大酒店吃午餐時，我提出在華的美國公司可以保護美國的側翼，具體作法是集體發表聲明，「對中共互聯網的監視和審查政策表示關注，並指出這些作法已經讓美國資訊科技公司處於一個困難的境地。」目前，美國商會的年度政策聲明，《美國商會白皮書》，對此甚至隻字不提。我強調，美國商界一向具有這種自我維持秩序的正直特性，但是它必須先承認問題，哪怕在白皮書有一條註腳也能說明問題。當然安全與數位有關，任何公司都不應該有認錯的舉動或成為中共領導人的替罪羊；的確，懷恨在心的中共部長們可能會在短期內看重歐洲和日本的資訊科技競爭者。但是美國在中國大陸市場任何領域的參與，從傳統上來講，要有法律依據的長期保障，也因為如此，才可能有長久的利潤效益，甚至在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也是如此，而且中共也知道這一點。

　　

孟克文異常平靜。他最後說，美國商會在白皮書上闡明這樣一種基本上屬於政治立場的聲明，並不符合它的特性，同時也沒有先例。我感覺即使他同意我的說法（我懷疑他不會），他也會發現：我的提案不會在商會成員中獲得多少回應。我們的會晤禮貌、友好，但徒勞無功。

　　

十一月下旬，我和北電網路的無線網路行銷經理，安諾其．趙（Enoch Chao）分食一盤麵。趙提起藍芽無線應用科技即將興起，並解釋即使是手上型裝置也可利用其「整合性與相互可操作性」上網瀏覽；看我沒反應，又喋喋不休地講起這些功能如何特別適用於國家安全和執法工作的需要，也就是可以即時遠端存取嫌疑者的指紋、面部照片及個人歷史紀錄等等。當我問他如何看待中共警察利用北電產品作為逮捕、拷問和脅迫的工具，以及是否會引發一些道德上的考量時，他看著我十分不解的說：「任何東西都可用來幹壞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已經發生了。」

　

　見過趙後，我飛到上海出席一個商展，名稱平淡無奇：「中國大型機構資訊化展覽會」。開幕式上，中共公安部科委主任李潤森到場祝賀；這表明商展的主要客戶來自中共警方。

　

　進入展廳，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思科」二字。它的展台令其他參展公司相形見絀，同時展覽會的簡介也以思科的中文介紹最為醒目：「思科為『金盾工程』提供網路解決方案」。它的展台有一組有趣的幻燈片：首先指出中共公安部門的問題在於警力不足、大量無證流動民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引起的社會不穩定、以及「高科技犯罪」（包括互聯網上異議分子的活動在內）。然後介紹思科的「廉價」解決方案：「把聲音、影像和資料整合進一個方便存取的來源」以及整合司法部門網路、邊界安全和「跨部門網路」（「不同部門處理機密事宜、語音和影像頻率」）。

　　思科的展台由許多螢幕圍繞而成，播放著錄影：粗壯的警察在美國加州的海豹海灘（Seal Beach），拉扯美國公民並對他們搜身，然後抽出思科手持裝置，直接連結到資料庫，其中包括從商店、等候室及其他公共場所收集到的監視畫面。這些影像由笑容滿面的思科首席執行長約翰．錢伯斯配音解說，加深了效果。錢伯斯在中國大陸和微軟的比爾．蓋茲一樣是家喻戶曉的名人。但是與之同步的中文介紹把美國形容成高效率的警察國家（不需要麻煩的法律程式或搜查令即可接通機密資料庫或進行私下監視）。

　

　錢伯斯對新經濟充滿樂觀的高談擴論令我對他這種頗具創新的公關手法印象深刻。其他螢幕則顯示了展台優質、清晰的監看畫面。展台根據中共公安部門的興趣劃分成不同區域：「為警察定期監視社區提供的網路電話（IP）解決方案」、「為交通、巡邏及刑事警察提供的移動解決方案」以及「為預防控制和加強社會穩定的影像監視解決方案」。萬一你錯過了所有這些介紹的要點，思科還有中文小冊子，以醒目的畫面描述美國的州警察（水桶肚、太陽眼鏡和全部家當）利用遠端方式連結全國性資料庫和互聯網的場面。

　　

在思科的攝影機前，思科上海分公司的系統工程師，李周（Zhou Li），熱心地向我介紹思科剛剛在中國大陸開始推廣的「警察網」技術。他向我解釋：思科圖表顯示的警察與資訊網點的連接，在技術上準確無誤，但是並沒有反映思科所成就的一切。他指出，我們談論的不僅是如何連通嫌疑犯的駕駛紀錄，思科提供的網路技術可以安全可靠地連結各省的公安資料庫，完成交叉對比，並可做行動追蹤之用。中共警察或公安便衣可以用思科設備直接遠端連接嫌疑犯的單位，取得個人的政治表現和家庭歷史背景材料；甚至透過簡單的螢幕操作即可獲得指紋、相片、及其他影像資料。（這不僅是銷售宣傳而已，根據中國大陸消息來源，思科已經為中共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公安資料庫結構，具備即時更新和移動式功能。自二○○三年六月起，已經部署在中國大陸除了四川以外的所有省份。）在我進一步追問下，這位思科銷售人員證實，中共警察甚至可以遠端檢查嫌疑犯是否在過去三個月曾設置網站或為網站撰寫文章，還可以得知嫌疑犯的網路漫遊紀錄以及閱讀他的電子郵件。這只是個頻寬的問題。

　

　思科的另一本小冊子吸引了我的注意，裏面所介紹的是思科的新型移動路由器。車輛示意圖展示了它的應用範疇：轎車（交通控制）、火車（準時運行）、救護車（緊急狀態與警察反應）、以及一輛主戰坦克（想必是為了幫助中共打勝戰爭）。坦克旁邊的中文說明指出，美國國防部、北約和英國目前均使用這種技術。型號3200系列的價格大約是五千至$一萬美元。思科銷售員指出3200系列的移動路由器是專門根據坦克的需要而設計的，非常耐用。

　　

在昇陽的展台，安琪拉．應（Angela Ying）女士要我把手指按到一個螢幕上。她向我介紹昇陽正與一個中國大陸夥伴——金手指公司（Golden Finger）合作（這種事是不能瞎編的），開發一個指紋識別系統和一個全國面部識別系統。這些資料將儲存在全國統一的身分證上面；她說，這對國家安全是個全面的解決方案。昇陽公司提供硬體、伺服器及計算能力，新力（Sony）提供監視照相機，金手指則提供與中共公安部合作的平台。

　

　北電也參加了這次商展，但看不出有什麼內容。在展台前，一位資深工程師向我保證他們公司仍然是技術領先的。

　

　舉例來說，如果聯合伺服器有足夠的頻寬，北電已經發展出一套「100封包捕捉系統」。這些互聯網監視能力是為「抓住法輪功」而專門設計的。他話一出口，一個當地的中國大陸記者開始抓拍我們站立一起的照片。（我是商展中唯一的美國人，因此我在任何展台站立駐留，都會被視為對其產品的承認和支援）。北電那位資深工程師擔心他關於法輪功的說法被視為「敏感話題」，小聲地要求我隱去其名。手裏拿著產品簡介離開展台時，我意識到思科拒絕劉雅雅的股東提案是個明智之舉。製造一個可用來監控中國大陸互聯網的特製防火牆也許已成為那個「原罪」，這是設立極權監控式的互聯網的重要基石，但是它本身並不是不合法的。然而思科（以及昇陽公司）正賣給中共的產品，似乎直接嘲弄了「外交關係授權法」（一九九○和一九九一會計年度）；該法案暫停了「簽發任何出口許可——用於出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一種犯罪控制或偵查儀器或設備」，直到總統決定恢復為止。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總統設法取消這些法案，然而這些法案正遭受腐蝕。二○○二年布希總統訪問上海時，基於對恐怖分子攻擊的正當防範，某些炸彈偵測技術禁令得以暫時解除。然而根據來自政府的秘密消息來源指出，一些美國大公司已經在遊說，以那次禁令臨時解除為先例，進而推翻整個禁運政策。

　

　中國大陸是地球上資訊科技快速擴展的最大市場。因此進軍中國大陸非常有誘惑力，這對思科和北電網路這類經歷了本國市場急劇變化的公司而言尤為如此。這類公司一直依賴這樣的理念，即互聯網各種技術，全新且定義相對不明，是灰色地帶。但是它們不是灰色地帶，而是個黑市，在那裏最先進的設備被賣給了一個厚顏無恥的警察國家。思科不再是僅僅協助中共網路的審查，他們正在協助中共逮捕異議分子。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的異議分子是發展最快的那個政治犯群體。（註：微軟公司未參加商展。曾經在原始碼加密議題上領導全球產業與中共當局對抗的這家公司後來一百八十度向後轉，令人驚訝不已。首先他們同意讓中共當局機構分享它長久以來極力保護的原始碼。然後，根據新華社二○○三年七月的消息，與公安部簽約興建一個有四百名員工的互聯網安全技術實驗室，啟動投資為一千萬美元。實驗室將為中共提供最先進的監視設備和影像技術。）

　　

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真的不可救藥了嗎？難道它註定就是由少數唯利是圖的西方商業夥伴提供技術支援、由中共當局控制的一種監視鎮壓的工具嗎？

　　

中國大陸互聯網之父麥克．羅賓森回憶起以前帶一群中共官員第一次瀏覽美國互聯網時的一段往事。他們一直質疑的問題是：「誰在管理？」這種每個人都可以在網上參與的概念，對中共當局而言實在是個天敵。同時，彼得．勞洛克指出：「互聯網可創造期望與需求，政府無法阻止，誰都一樣。」他們都對！自由的互聯網就像對中共當局徵收網路民主化的稅金一般。然而，除非美國行政當局將中國大陸互聯網的自由視為至關重要（目前的無足輕重達到了可笑程度），否則，現在的一切跡象看來並不樂觀。

　　

如同羅賓森所說：「在中國大陸互聯網的嬰兒期，最早三個被封的網站中，有兩個是反政府的，另外一個則是毛派網站。政府最感威脅的是什麼呢？是人心向背。」最終把民主帶進中國大陸的不會是知識分子。農民與工人正緩慢上網（即便法輪功強而有力，力量也可能很有限）。農民上網者目前只占中國大陸市場的百分之五，但無論喜歡與否，飽受苛捐雜稅之苦的憤怒農民一旦從現在開始用上網路電話，將在未來十年內成為美國的市場目標。而那些懷有民主中國夢的人正在逐漸失去影響，這是由於在中國大陸充當自由化演變催化劑的美國企業已遭受到深深的或許是致命的傷害所致。

　　

目前，互聯網依舊是為中國人民推進民主進程的最強而有力的武器。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弄清楚到底是誰失去了中國大陸的互聯網，那它只是一個可能，只是另一個美國夢。不過，我們弄清楚了。誠如麥克所言：「直到我們為革命鋪下通訊網路之前，中國大陸未來的子孫將不會原諒我們。」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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