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1日訊】這十幾年來，學術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J·Laski）與民國知識界的關係，相關研究論文也時有發表，不過完全的新材料還不多見。研究拉斯基與民國知識界的關係，主要是注意到當時拉斯基和哈耶克的思想都已形成，何以民國知識分子重拉斯基而輕哈耶克？解讀這個問題，可能會加深人們判斷某種理論思潮與時代的關係。一般說來，民國知識分子對拉斯基思想比較推重，是發現了拉斯基思想中的社會主義因素，而哈耶克對集權主義的警惕，特別是對計劃經濟的批判常常為人忽視。但對拉斯基思想保持另外態度的學者，也不是沒有，錢鍾書算是一個。
《圍城》第七章結尾時，有一個細節。趙辛楣因為和汪太太的關係，要趕緊離開三閭大學，他走的時候把一些書留給了方鴻漸。錢鍾書寫到：「湊巧陸子瀟到鴻漸房裡看見一本《家庭大學叢書》（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冊子，是拉斯基（Laski）所作的時髦書《共產主義論》，這原是辛楣丟下來的。陸子瀟的外國文雖然跟重傷風人的鼻子一樣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 這幾個字是認識的，觸目驚心。他口頭通知李訓導長，李訓導長書面呈報高校長。校長說：『我本來要升他一級，誰知道他思想有問題，下學期只能解聘。這個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所以鴻漸連『如夫人』都做不穩，只能『下堂』。他臨走把辛楣的書全送給圖書館，那本小冊子在內。」
凡《圍城》裡提到的書，沒有一本是錢鍾書編造的，都是錢鍾書平時熟悉的著作和雜誌，錢鍾書有深刻印象的東西才會在寫作時浮現出來，寫小說不同於做學問，都是信手拈來，不必時時查書。
《圍城》的這個細節雖是信筆寫出，但細讀卻有深意。錢鍾書平時極少專寫政論文字，他不習慣專門寫文章來表達對政治的態度和判斷，但不等於他對這方面的知識和現實沒有看法。趙辛楣在《圍城》中的身份是留美學生，專業是政治學，對當時的政治思潮自然應當熟悉，在他的知識範圍內，民國知識界的思潮應該有所體現。
錢鍾書在藍田國師教書的時候，儲安平也在那裡，他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後來還根據當時的講義出版了一本《英國與印度》。儲安平在英國學習時，最喜歡拉斯基的學說，到了他辦《客觀》和《觀察》時，在英美政治學思潮中，他也最欣賞拉斯基，他前後辦過兩本週刊，其中對西方政治學者介紹最多的是拉斯基，拉斯基在中國的學生，如吳恩裕、王贛愚等基本都成為儲安平的撰稿人。
為解讀《圍城》的這個細節，我在網上查了一下，在「老潘」的博客裡看到這樣一條材料：「胡適對韋蓮司提及「家庭大學叢書」中的一本，聯想到我之前在翻譯以賽亞·伯林的《卡爾·馬克思：他的生平與環境》序言時遇到的「Home University Library」如何翻譯的問題，正對此解。胡適提到的Euripides and his age, By Gilbert Murray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 ，與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正是同一叢書所屬。」
周質平的《不思量自難忘》常在手邊，但沒有注意這個細節。現在我把這個材料和《圍城》裡提到拉斯基的情節聯繫了起來。錢鍾書《圍城》中也提到了「家庭大學叢書」，大概這是歐美老牌政治學一類的叢書，希望以後能多留意這方面的情況，不過以常識判斷，錢鍾書既然提到了拉斯基的書，說明他對這套叢書很熟悉，不會只讀拉斯基這一本，比如伯林這本，應當也是知道的。
拉斯基的《共產主義論》，錢鍾書還在清華讀書的時候，黃肇年片斷的譯文就曾在《新月》雜誌發表，當時錢鍾書也是《新月》的作者，應當熟悉拉斯基的情況。拉斯基的《共產主義論》，最早由黃肇年譯出，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出版，黃肇年在南開大學翻譯此書時，曾得到蕭公權、蔣廷黼的幫助，後來商務再版此書時改名為《共產主義的批評》，收在何炳松、劉秉麟主編的「社會科學小叢書」中，是當時比較流行的一本書。1961年商務又作為內部讀物重譯了本書，改名為《我所瞭解的共產主義》（齊力譯）。
瞭解拉斯基這本書在中國的傳播情況後，我們再來分析《圍城》的這個細節。從錢鍾書的敘述筆調判斷，他對本書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多少帶有否定的意味，他說這是一本「時髦書」，以此可以觀察當時知識界的風氣，陸子瀟拿本書告密，說明當時大學中對「共產主義」的防範。高松年知道此事後的感覺是：「誰知道他思想有問題，下學期只能解聘。」拉斯基的《共產主義論》是一本學術著作，並非宣傳品，但「Communism 這幾個字……觸目驚心」，錢鍾書在小說中描述這個細節，從側面反映他的知識結構和對流行思想的感覺，這對我們研究錢鍾書很有幫助。1935年，錢鍾書曾寫過一篇讀《馬克思傳》的隨筆，他評價本書：「妙在不是一本拍馬的書，寫他不通世故，善於得罪朋友，孩子氣十足，絕不像我們理想中的大鬍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份為多，絕無猶太臭味，極為新穎。」（《錢鍾書集·人生邊上的邊上》第292頁，三聯書店，2006年）從各方面的細節判斷，錢鍾書對馬克思、共產主義這一類思潮和人物有相當認識，至少他對「拍馬的書」很不感興趣。錢鍾書對當時流行思潮保持警惕的習慣，可能影響了他一生的選擇和判斷，以此理解錢鍾書的獨立性格，應當是一個角度。
（本文已刊2008年7月20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轉自謝泳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