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風: 中國大學病象之二
【大紀元9月7日訊】我2003年6月14日從美國回到中國大陸，立即被各種各樣的表格所淹沒。美國的朋友發e-mail或打電話問：「你回國以後在幹什麼？」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其實，近五年左右的時間中，我一直把相當一部份精力花費在填表上，什麼博士點申報表、一級學科申報表、研究基地申報表、重點學科申報表、社會科學基金申報表，如此等等，當然還有每學年度一次的本單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時戲稱自己為「填表教授」，雖然有些誇張，但卻是絕對真實的感受。而且我發現不止我一個人在圍著表格轉，幾乎所有我的朋友與同事也都在忙於表格大戰。是我喜歡填表麼？不是，我是一個最討厭填表的人，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說我的同事與朋友們也都不是表格迷戀者。我們不得不忙於填表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目前高校正在進行以考核聘任制為核心的教師人事制度改革，這個改革的核心是希望打破鐵飯碗、促進人才流動、提高學術生產力。其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是進行高校改革、提高學術生產力是否非得把大家都變成「表格教授」？說句實在話，填表不是沒有好處的，填表的獎賞是金錢。但是我實在懷疑金錢數量的增加是否必然伴隨學術水平的提高。我常常懷念自己的學生時代，懷念學生時代的相對清閒，沒有那麼多的錢，但是也沒有那麼多的表格要填。對於人文科學而言，充裕的時間與悠閒的生活比大把的科研經費可能更加重要（當然前提是衣食無憂。但是我相信大多數的大學教師而言，衣食無憂已經是一個現實）。科研經費多了，學問下降了。這是我的真切感受。我們再也沒有充裕的時間靜靜地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而是急於拿出「成果」並把它填進表格裡。我實在是懷念曾經有過的五個「一」的日子：一本書，一杯茶，一支筆，一根煙，一張紙。不寫東西，就是讀書與思考。但是這種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或者說，這樣的日子或許我只能過上一年，一年以後我就下崗了（因為沒有完成這一年的考核指標）。我們常常聽到人說現在的時代學者太浮躁，產生不了大師。是啊，在年度考核制度的壓力下，那些有志於成為大師的人，不是餓死或就是成了下崗待業人員了。
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呢？出在學術質量的評估方式與評估標準上。到目前為止，全國各高校聘任制的標準大同小異，基本上是一系列量化的科研與教學指標（主要是科研指標，因為教學質量存在相當的彈性，不好量化）。這個堪稱精細繁複的標準詳細地規定了每年或若干年中特定職稱的教師必須在什麼級別的刊物發表多少文章、獲得多少政府（注意是政府的而不是民間的，也不是國外的）的獎勵及獲獎等級、得到多少政府資助的（又是政府的）科研項目以及項目的級別，等等。達不到規定標準者解聘（至少理論上是這樣），超出這個標準者獎勵。這個標準也適用於對教師而言性命攸關的職稱晉陞。有不少學校甚至明文規定：在什麼級別的刊物發表文章幾篇即可晉陞教授，或爭取到什麼級別的國家項目即可進入工資等級的哪個檔次。可謂鐵面無私，一點不含糊。
然而讓人感到納悶的是：這些量化的指標幾乎完全依據行政機構的級別來衡量學術成果。也就是說，它把對於對教師學術水平的評定等同於對於學術刊物、學術獎勵以及學術項目的級別的評定，同時更把對於學術刊物、學術項目、學術獎勵的評定等同於對於刊物/獎勵/項目的主辦單位的行政級別的評定。具體而言：它把直屬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國家級刊物或所謂「威權核心刊物」，在這樣的刊物發表文章，不僅可以獲得幾千至幾萬元不等的經濟獎勵，還可以用作評定職稱的最有力依據。而那些在地方性的所謂「一般刊物」發表的文章則意義甚微或幾乎沒有任何意義；它把各種學術項目同樣分為國家級（又分為「重大」與「一般」）、省部級，分別依據不同的級別給予數額不同的配套獎勵，同樣這也是職稱評定的重要依據（有些學校明文規定沒有國家級的項目不能評教授或不能進入工資等級中的某級）。
如果你的項目既不是國家級的又不是省部級的（比如國外的或民間的），那麼對不起，沒有配套獎勵，也不能用做評職稱的依據（哪怕這個項目的錢數遠遠超過國家級的項目）；最後，它把學術獎勵也依據頒獎者的行政級別，分為國家級、省部級等，並依次給予不同的再獎勵。民間的（比如各種學術協會的）獎是不算數的。這樣的考核獎勵制度賦予政府直接控制的學術刊物/獎勵/項目以絕對權威，它可以轉化為我們這個社會的強勢資本–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佔有了這種權力的人，不僅可以獲得單位賦予的經濟補助，而且在考核評聘、職稱晉陞中佔據了絕對的優先性。所以，這些學術資源的獲取對於一個教師的生存與發展就變得性命攸關，它獲得了其他民間性質的學術資源所無法比擬的附加權力。
這就是目前各個高校教師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操作方式。不難看出，這個原則的最大特點是行政化與官本位。它依據學術人、學術行為以及學術成果與政治權力中心的距離遠近來評價學術的價值與重要性，其所產生的結果不僅僅是學術獨立性的喪失，更是知識份子批判精神的萎縮。
由於中國學術資源的高度官方化、學術資助、學術獎勵的高度計劃性，更由於各個高校幾乎毫無例外地依據行政級別來取代學術的自身標準，目前已經出現非常嚴重的科研人員御用化傾向。人人都把眼睛盯著如何在中央級別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如何獲得國家級別的項目與獎勵。問題是：國家的學術資源不是可以隨便獲得的，也不只是通過純粹的學術水平獲得的。政府有自己的遴選標準與規則，這個標準與規則簡單地說，就是為政府的宣傳與決策服務。只要對於國家社會科學項目指南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這些指南上開列的選題具有強烈的政策導向性與實用功利性。政府不會把錢給那些在它看來沒有現實意義或理論意義的項目。當然，我不否認具有強烈政策導向性與實用功利性的研究項目都沒有意義，但是它絕對不能等同於學術的標準；我也不認為只有中國政府才倡導學術研究「為我所用」，其實西方國家的政府也是如此。
真正重要的區別或許在於：西方國家沒有這麼嚴厲且機械的用行政級別來評定學術級別的做法，而且在西方國家，存在大量非官方的學術基金與獎勵。這些基金與獎勵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學術聲望上都不亞於政府的基金或獎勵。學術資源的多元化使得西方學者不必把眼睛死死盯著政府的錢袋，同時也保證了他們可以發表一些具有很高的學術質量、有益於社會卻未必能夠取悅於政府的學術成果。這是西方國家學術多元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的學者能夠保持獨立性的制度保證。
那麼為什麼各個高等院校的改革方案都大同小異甚至如出一轍？根源在於：大學的上級主管部門對於高校的地位以及高校領導的政績具有一套模式化的考核標準。眾所周知，國家對於高校的評估，最主要的是以該校的學位點的層次與數量，一個學校擁有的學位點層次越高（博士學位點高於碩士學位點，一級學科學位點高於二級學科學位點），數量越多，那麼該校的在政府與民間享有的文化資本就越雄厚，地位就越高，它能夠從政府與民間獲得的資助以及其他收入也就越多。這就決定了幾乎所有高校的領導都把增加或創立學位點作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問題是學位的爭奪同樣是在政府的控制下進行的，政府制訂「競爭」規則。這個規則與我們上面說到的各個高校的教師考核聘任的那一套標準幾乎如出一轍：同樣是關於各種級別的論文、項目、獎勵數量的統計，只是量化程度更高、更煩瑣而已。各種級別的論文、項目與獎勵都有具體的打分標準，而所謂「評審專家」所做的工作差不多就是按照標準記分、加分而已。
這樣，為了增加學位點，各個高校一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與時間進行煩瑣的填表工作，更重要的是，為了刺激本校教師在高級別的刊物上發表文章、拿高級別的獎與項目，各高校領導制訂各種制度把所有與教師切身利益相關的一切，特別是工資與職稱晉陞，與這套以行政權力的大小為核心建立的「學術」評估標準緊密結合起來，下發各種各樣的表格統計「成果」（實際上就是高級別的論文、項目與獎勵的數量）。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高校教師都忙於填表的根本原因。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本來就已經是著名學者的教師為了保住自己的領先地位，不得不更加起勁地把眼睛盯著所謂的「一級刊物」、國家級的項目與獎勵，而那些還在為副教授、教授而苦苦掙扎的後來者，更是集中一切精力把在高級別的刊物上發表文章與獲得高級別的項目與獎勵當作自己的敲門磚。那些通過各種手段成功地在高級別的刊物發表文章或獲得高級別的項目與獎勵的教師，就立刻成為學校的寵兒，也成為各個學校爭奪的「人才」，他們可以成功地把自己的學術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與權力資本，名利雙收。他們儘管心裏可能對於表格大戰極為反感，但也根本沒有辦法擺脫表格的統治，就像孫悟空無法跳出如來佛的掌心一樣。
對比一下80年代知識份子與學者積極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討論、追求知識份子的獨立性與批判性的情況相比，現在的學術精英們大多在忙於填表，忙於把自己的學術資本轉化為金錢與權力，忙於買車買別墅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最為根本的是忙於拉近和增進自己與各種掌握官方承認的學術權力的學術機構的關係，因為這是其他一切的前提條件。
我當然不是否定學術研究應該有一套評審機制與標準，否則只能導致大鍋飯與平均主義。問題是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什麼樣的學術機制與標準。我並不否定那些所謂權威核心刊物（國家級刊物）的學術含量，甚至承認它們的總體水平可能的確要超過其他刊物。但問題是，這絕對不意味著這些刊物發表的每一篇文章果都一定是優秀的，或絕對高於其他刊物發表的學術文章。而許多沒有得到國家級項目的學者，也未必就比那些手拿幾個國家項目甚至重大項目的學者水平低。像現在這樣一刀切地把刊物或項目、獎勵的級別與工資以及職稱晉陞直接地、死板地掛鉤的做法，無異於變相的「學術血統論」，根本不利於健康正常的學術規範、學術競爭機制的建立。它實際上已經成為權力介入、控制學術的最有力的中介。其直接的結果就是大家圍繞權力的指揮棒轉。所以，根本的問題是行政權力機構是否有誠意真正尊重學術的自身規律、退出學術場域。權力退出學術場域、把學術的評估權真正交給專家群體，不但不會導致學術的衰退，相反只會促進學術的健康、自主的發展。
具體一點說，各個高校完全沒有必要根據刊物或學術獎勵、學術項目的行政級別來裁定學術成果的質量，更沒有必要把它作為進入獲得某種獎賞或晉陞某種職稱的硬性指標（可以作為參考指標），應該推行真正的專家評審制度–最好是匿名評審制度，專家當然更沒有必要據刊物的行政級別定高低，而應該依據自己的眼光作出評定。當然有人可能會說：你怎麼保證專家群體的學術眼光與學術良知，他們就不會被收買麼？即使是匿名評審制度，能夠作到真正保密麼？的確，我不敢做這樣的保證，特別是在目前中國這樣的情況下。但是我相信我們如果不嚐試進行真正的專家評審，那麼專家評審制度就永遠也不能得到培植與健全。學術良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中得到發展與完善的，即使是一個沒有學術良知的專家，在一個比較健全的學術監督環境中也會變得遵守學術規則，否則無法在學術共同體中生存。而一個健全的學術環境的建立，首要的條件就是學術的自主性。 @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