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8日訊】在個體價值獲得尊重之前，國家的強大是缺乏意義的，而且經常導向悲劇。
那一刻，宋彬彬肩負起全國紅衛兵的期望。一九六六年的天安門城樓上，這個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齊耳短髮的女生為毛澤東配戴上紅袖章。
已經七十七歲的毛澤東問起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彬嗎？」在聽到肯定的答覆後，他加上了一句評語「要武嗎」。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以她的名義寫出。宋彬彬發現，從此後她對於自己的名字與形象失去了控制能力。從不喜歡暴力的宋彬彬，被轉化成武鬥的倡導者。紅衛兵們蜂擁到師大女附中，失望的發現這個「宋要武」一點也不像想像的那樣革命；當她下鄉插隊時，人尚未到，村子裡就開始流傳，這個宋要武曾經是打人、殺人無數。
我在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裡看到這個片段，宋彬彬始終在陰影中回憶往昔，似乎她真實的面孔和表情，已被時代的喧囂所淹沒。如今，很少人還記得這個插曲。對於身經那個時代的人來說，他們見過太多比這更刺激、荒誕的現實。但這個插曲或許已再好不過的表現了那個時代、那種體制下最顯著的特徵——個人價值、個人的獨特性是微不足道的，它隨時可以更改、被替換。而替換它的理由，經常是來自更高的價值——它可能是國家的利益、革命的需要，或全人類的慾望，或乾脆是歷史的規律。在這些更高的目標之下，個人被縮減、被抽像，然後理所當然的放棄個人的原則與勇氣。那些批鬥自己的老師，背叛自己的親人，毫不憐憫的毆打陌生人的少年，與其說他們內心隱藏著多少邪惡與醜陋，不如說是深深的思考無能。對於世界，他們失去了最基本的理解與判斷能力。在革命與集體的統一要求之下，他們獲得了一種放棄個體責任後的巨大自由與放縱。而那些更為敏感的心靈，則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巨大的痛苦之中，他們身不由己，缺乏意義。
對於歷史的悲劇，我們半被迫、半主動的進行了遺忘。經常是在匆匆的找到一個替罪羊之後，我們放棄了追問的權力，更喪失了追問的勇氣。然後，我們開始用「一切向前看」來告慰自己，似乎那些折磨與傷害我們的幽靈會自動消失。
當聽到九歲的林妙可與七歲的楊沛宜的「配合」的新聞後，我想起了宋彬彬的故事。八月八日夜晚的那個聚光燈下站著的是一個小女孩，而實際上唱歌則是另一個，前者被認定樣子更甜美，而後者聲音更動人。
「在直播畫面上的女孩必須在面部表情和給觀眾的感覺上是完美無缺的」，這台耗資巨大到幾乎不計成本的開幕式的音樂總監陳其鋼說：「這樣做的理由是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這僅僅是一個小小的插曲，還是它蘊涵著更深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林妙可與楊沛宜的命運，像是宋彬彬的延續。
是的，二零零八年的中國與一九六六年的中國，已經大不一樣。不僅物質世界完全不同了，而且人們在個人生活上有更多的自由選擇；那個與世界為敵，一心要輸出革命的國家，展開了雙臂，一心要讓所有的外來者沉醉不已、大吃一驚。
但是如果你穿越這些表層，進入到更深的世界，你很可能發現，那些更為本質的東西並未改變。在林妙可與楊沛宜身上，你不是又看到個人的可被替代性，她們再一次是所謂更大的力量的工具。在張藝謀導演的令人驚嘆的集體表演中，每個個體都是面目模糊的，他們只是整體形式感中隨時可以替換的一個元素。沒人會否定這種集體性可能造就的輝宏壯觀，但當人們經常忘記了這種輝煌背後所付出的代價，人們也曾經迷戀於中國的整齊劃一的紅色海洋。即使在對中國昔日輝煌文明的追憶與再現中，我更多感受到的是，歷史對於個人命運的壓迫。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抽像的國家不總是具有一種壓倒性的力量嗎？除去被其利用、或者主動為其服務，個體似乎總是難以找到自己獨特的空間。
我的聯想可能被視作某種小題大做。這個國家早已充斥著各種謊言，人們早已熟悉了國家權力的傲慢與虛偽，並練就了一身與之相處的靈活性與自我欺騙的能力。但是我想表明的是，在獨立的個體力量得到充分的生長，個體價值獲得尊重之前，國家的強大是缺乏意義的，而且它經常導向某種出人意料的悲劇。
──轉自亞洲週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