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1日訊】中國人素質低！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說法。近年來，隨著出鏡人數的劇增，有關國人素質的話題更加火爆。在英美生活多年的劍橋大學講師劉瑜在《禮儀之邦》中寫到了中外之間的巨大差距：她在英美生活的時候，人與人之間都相當友善，陌生人只要目光相接，一般都會點頭微笑致意，鄰里之間也充滿的關愛與溫情。但回國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甚至敵意讓她非常不習慣，感嘆「我們禮儀之邦的文明早就超越了偽善，走向了赤裸裸的冷漠，赤裸裸的惡意。」
這話國人聽了不舒服，但卻是殘酷的事實。在香港求學六年後回來，我也和劉瑜有同樣的感受，頗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人與人之間那種動不動就劍拔弩張的亞戰爭狀態。惡意、爭執、攻擊、發飆，在我們這裏發生的頻率似乎太高了。
正在舉行的全運會似乎又在給中國人素質低的說法提供佐證，全運會幾乎成了發飆會：
有柔道亞軍拒絕最後的稱重，怒踢廣告牌并狂罵：「太黑了！」；有在記者會公開發飆：「我拿的是銀牌，但是我覺得我才是冠軍。」；有雙方觀眾群毆的；有狂奔150米追打主裁判的；有在賽後繼續在場上站立八分鐘拒絕退場的‧‧‧‧‧‧
面對如此之多的發飆事件，有人或許會說這是國人素質低的力證。然而對此我卻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些事件恰恰說明了中國人人際關係緊張、愛發飆的根源不在於什麼民族劣根性，而在於缺乏公正。所謂的「中國人素質」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偽命題。
為什麼這麼說呢？ 有個很清晰的比較，為什麼每次全運會這麼多發飆的，而奧運會上卻極少？原因很簡單——公正！奧運會是在公正的環境下競爭，即使輸了，也心服口服。反觀全運會，當各式各樣的「內定」、「黑哨」、「黑腿」充斥著賽場的時候，我們還能指望被暗算的選手心平氣和地向對手表示祝賀？
所謂的國人素質問題也一樣，為什麼中國人在境外都是溫文爾雅，在國內卻屢屢發飆？同是炎黃子孫，我在香港極少見到有人爭執發飆，因為那裏健全公正的制度設計幾乎不給你什麼發飆的機會，在你遇到不公待遇的時候，你很容易可以訴諸正常的制度來討回公道。如果遇到警察野蠻執法，你不用發飆，投訴會幫你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如果遇到有人欠債不還，也不用提刀上門討債，法庭會幫你拿回每一分錢。回到內地之後，我卻經常忍不住要發飆，各種各樣的霸王條款，無人制衡的專橫，不發飆那叫沒正義感。經常遭遇不公正，自然也會對這個社會感情冷漠甚至厭恨。
公正是人類文明始終追求的核心價值之一，因為只有公正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們之間的矛盾與摩擦，減少鬥爭與消耗，促進優勝劣汰、罰善懲惡，最終促進人類的進步與繁榮。縱觀當代主要的倫理學著作，討論道德的基礎幾乎都是談公正，特別是分配公正的問題。
那麼怎樣才能實現公正呢？契約論是構建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支撐之一，其道理再簡單不過，所有參與者都參與規則的制定，大家以契約同意的方式將一部份權力讓渡給某個權威機構執行規則，契約同時包含監督制衡機制以保規則的執行符合簽約者的本意。既然是大家自願達成的公正的社會契約與制度，而且不走樣，自然會得到最大多數人的認同，爭端也會被降到最低。
而在現實中，全運會的一些規則（或者說潛規則）是由少數人專橫地制定并執行的。跳水名將熊倪的啟蒙教練馬延平說，中國跳水目前最高領導周繼紅不僅決定了金牌的歸屬，而且還決定了裁判的陣容，甚至包括裁判的「生死」。這樣產生的規則（其實已經很難稱之為規則），誰會服呢？矛盾與怨恨就是這樣挑起來的。
港片裏有句話很經典：「我最恨人家用槍指著我的頭！」專橫無理最容易產生怨氣，如果還加上一句「誰叫你生在中國？」「你們算個屁！」「我就無理了，你能把我怎樣？」當你確實不能怎樣的時候，你就只剩下發飆了。發飆其實很可憐，因為它是弱者最絕望的反抗。更可怕的是，這些由基礎制度設計不合理生出來的怨恨會在社會各個環節傳導，你對我發飆，我對他發飆，不斷找下一個出氣筒。以至於大家都變得兇惡，但是大家都覺得很委屈。
這與中國人的素質無關，只和公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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