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紀元】諾貝爾獎 女得主的生命故事

【大紀元11月29日訊】二零零九年是女性獲獎者最多的一年。 其中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醫學獎得主卡蘿‧格萊德的故事別具意義。

母親遭流放、身經秘密警察死亡威脅及長年暴力監控，西德文學家赫塔‧穆勒在極權統治下的三十多年承載著超負荷的心靈傷痕，寫作是她治療傷痕的天賜良方，在專制環境下，創作獲國際獎項成為保命的護身符。出逃到西德時，受共黨迫害的歷史也一併打包帶走，二十多年來，一個個死去的朋友的故事、他們反抗、無力、自殺及被謀殺的絕望狀態，在她詩意的語言、簡潔的文句中傾瀉流出，共寫作了二十一本作品，作品被譯成多種外語等，並且帶來二十多份獎項——包括今年諾貝爾文學獎。

另一位同為二零零九年諾貝爾得主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分子生物與遺傳學系主任卡蘿‧格萊德，早年曾患有語言障礙，為了克服先天的不足，她不斷地鍛鍊自己的記憶力，由此學會了專注的技能。格萊德把日後的成功歸功專注於目標的特質。身兼大學教授、妻子和母親的身份，獲頒諾貝爾醫學獎，格萊德卻只是謙虛的表示，自己之所以會成功，只是遵照父親的信念——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再加上從小培養的專注力。

為死於暴政 的生命而活

_{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赫塔‧穆勒專訪}

文 ◎沙莉

十月十五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參加六十一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Getty Images）

赫塔‧穆勒，一位剛出爐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其耀眼的獎項光芒下，藏有一顆堅忍、沉重及不願向極權低頭的心。在極權統治下的三十多年悲慘生涯，透過穆勒凝練的詩歌和率直的散文，將被放逐者的無奈心境和官員的野蠻腐敗，一一呈現在世人的眼前。

十月八日下午一點整，斯德哥爾摩老城瑞典學院大廳的一扇門被推開了，常務秘書恩隆德走了進來，他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作家、評論家和文學愛好者正式宣佈：「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德國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她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出被放逐者的境遇。」

恩隆德的話音剛落就是一片掌聲。一位記者亮出了一張報紙，頭版就是該報預測穆勒獲獎的新聞。

德國作家赫塔‧穆勒不但是個高產的作家，且作品榮獲過眾多文學獎項，但華人對她依然很陌生，她的作品在中國大陸沒有任何譯本，在臺灣僅有一本譯作。穆勒的作品，以描寫羅馬尼亞共黨垮臺前的極權統治時期，人民痛苦地生活在秘密警察無所不在的監控中，震撼人心。她在世界文壇被譽為「羅馬尼亞獨裁統治下的良心文學家」和「當代最值得信賴的作家」。

自幼感知暴政 不與極權為伍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七日，赫塔‧穆勒在羅馬尼亞西部巴納特省的鄉村出生。巴納特省是一個少數民族混居的地方。那裏有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德國人、斯洛伐克人和保加利亞人等。穆勒則來自一個德語家庭。二次大戰期間，她的父親曾加入德國納粹黨衛軍，後來的職業是貨車司機。一九四五年史達林下令將羅馬尼亞的德裔少數族群，送到蘇聯做奴工，名義是為希特勒贖罪。其中包括穆勒的母親，她在烏克蘭勞改營待了五年才返回羅馬尼亞。穆勒的祖父母本是富裕的農民，但在共產黨統治羅馬尼亞後，他們的財產盡被集體農莊褫奪。

今年五十六歲的穆勒出生在羅馬尼亞，瑞典學院評價她「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出被放逐者的境遇」。（Getty Images）

穆勒說：「我唯一記得的家裏的事，就是我外公是『地主』，我申請上大學的時候，得把這一點寫上。我外公外婆從來不休息也不出門，手頭一寬裕，就去買更多的地。他們日夜勞作，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後，什麼都沒了。他們的地被集體農莊奪去，那時十七歲的母親在勞教營裏被關了五年。他們把那稱之為『重新改造工作』。我母親眼睜睜看著許多人餓死。

這些事貫穿著我的童年，我們的村子裏，大部分人家境都差不多。小孩沒有什麼政治概念，但總會有話語之外的記錄方式。我們的行為很複雜，語言也說不清楚。我很早就感受到了那種壓力，感覺到有些事情是不對的。

因為我的母親被流放了，我從小就一直聽到有關蘇聯的消息。當時這個主題在羅馬尼亞還是個禁忌。這在我生活的小村子裏不是個案，幾乎我母親那一輩的人都被流放了，所以這個主題是整個村子的主題。所有人都知道事情是什麼樣的，他們也會討論，即使只是通過暗示。我當時還不知道大人們具體在講什麼，但我知道是些很糟糕的事兒。當時我自然而然就萌發了以後必須把這些東西寫出來的念頭。」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羅馬尼亞處於共產黨統治下，以齊奧塞斯庫為首的羅共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國家安全部」，即秘密情報機構。

在一九七三至七六年間，穆勒在蒂米什瓦拉大學修讀德國與羅馬尼亞文學期間，已對當時羅共政權深感不滿，她接觸了被稱為「巴納特行動小組」的德語文學社團。這是羅馬尼亞的德語青年作家為尋求言論自由反對獨裁專政而集結的團體，雖然這個團體並非政治性的，但成員受到國家安全部的迫害，有些甚至被逮捕。

一九七七年穆勒大學畢業後到一家工廠工作，翻譯從東德、奧地利、瑞士進口的機械使用手冊。但她不被允許接見外國專家。這時羅共國安特務邀請她為國安部作間諜，穆勒不肯。在她二度拒絕與國安合作後，國安警察說：「你會後悔的，我們會在河裏淹死你。」然後國安在工廠裏散佈穆勒是特務的謠言，以此逼迫穆勒辭職。「人可以習慣死亡威脅，這畢竟是任何生命有一天要面對的。但誹謗卻謀殺人的靈魂。你會感覺到被恐怖包圍著。」穆勒如是說。這期間穆勒的父親過世了，穆勒開始寫作，以文字支撐自己。

一天她在路上行走，便衣警察綁架了她。然後一個警察頭子開始辱罵她，說她是妓女，和八個阿拉伯學生睡覺以賺錢買衣服和化妝品。穆勒否認了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因為這時她沒有工作，也會因為共產黨發明的「寄生罪」被關進監獄。警察頭子又說：「只要我們願意，可以找到二十個阿拉伯人作證。」警察開始踢她的後背。這時隔壁傳來女人的痛苦的叫聲，不知是正在被毆打還是被強暴。然後警察強迫穆勒吃掉八個雞蛋和濃鹽青洋蔥。最後把她踢到外邊，讓她在草地上嘔吐。穆勒說：「被從街上綁架比受到傳喚更加可怕。你可能就此消失，無人知道你在哪裏。如他們所說，可能成為河裏的浮屍。」

寫作並在德國獲獎

一九七八年她寫作了第一部短篇故事集《低地》。在這部作品，穆勒將現實和幻想、惡夢與黑色幽默揉合在一起，以孩子的視角展現了鄉村生活的壓抑，並影射獨裁統治下同樣壓抑的社會氛圍。和當時該國所有出版物一樣，作品遭到羅共當局審查刪減，且四年後才得以出版。當局勒令刪去的一個詞彙是「箱子」，避免叫人聯想到「逃亡」。穆勒對此說：「我總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給人民『詞』的意義，我也意識到語言本身不能作為抵抗的工具。語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純潔。」

一九八四年，她將《低地》的未刪減本偷送到西德出版，受到了熱烈歡迎，她為此獲得了「觀點文學獎」。同年她出版了《暴虐的探戈》，該書描述羅馬尼亞一個德裔小村的艱苦生活，以及官吏貪污腐敗、欺壓弱勢的惡行。一九八五年她在德國又獲得了「勞裡斯爾文學獎」和「不萊梅文學促進獎」。因為寫作，穆勒不再是默默無聞了。

穆勒說，在德國獲獎當時對她意義很大，因為這個獎在一定程度提供了保護。國安部秘密警察覺得她出去一下比較好，這樣會使人們認為她的確是間諜。於是穆勒第一次踏出了羅馬尼亞。當行程結束返回國內的時候，西方國家已經注意到了穆勒。羅馬尼亞方面也不能對穆勒為所欲為，他們要考慮到國際影響。

穆勒說：「觀點文學獎讓我有了一件『防彈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我最重要的獎。這不僅涉及我，也涉及當年的那些受害者，他們終於意識到這些往事不應和自己一起長眠於地下，應當公諸於世。這很重要。」

之後穆勒在法蘭克福書展公開發表演講反對羅共統治，因此，她的作品被禁止在羅馬尼亞出版。但是，她繼續寫作，即使國安警察使她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艱難。

一九八六年她寫作了《人是一隻大野雞》（英譯作《護照》），講述的是羅馬尼亞境內一個德裔少數農民家庭，為了得到離開這個國家的護照而做出的種種努力，這部作品暴露了鄉村行政官員野蠻和腐敗，從郵政局長到牧師，不停向那些請求離開這個國家的人索取財物，甚至索取性賄賂。作品呈現了家國兩殤的沉痛和絕望。這期間穆勒正申請移居到西德。

一九八七年，赫塔‧穆勒與丈夫得以移民西德。穆勒避難到柏林以後，羅共特務還到德國騷擾她。

移民德國後，她成為國內外許多大學的客座教授，她依然筆耕不輟，共寫作了二十一本作品，作品被譯成多種外語等，並且帶來二十多份獎項。

赫塔‧穆勒是今年法蘭克福書展的亮眼之星。（AFP）

手寫我心 不刻意為之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恩隆德說：「穆勒寫的東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她的風格非常非常獨特。只要讀上半頁，你就立刻知道這是赫塔‧穆勒的作品。

她的語言一流，她的遣詞用句極其精準──而她也有故事要講。她講述了人的無家可歸和疏離感，表現了羅馬尼亞的少數族群德裔的心聲，以及人們如何在獨裁統治下苟活。」

赫塔‧穆勒部份作品 （Getty Images）

臺灣在一九九九年出版過她的小說《風中綠李》，這本書贏得了一九九八年都柏林文學獎。小說以一句句警鐘似的短語開頭，全書用第一人稱敘事，描寫一個個死去的朋友的故事。詩意的語言、簡潔的文句直指黑暗核心，刻畫羅馬尼亞獨裁政權底下，人們反抗、無力、自殺及被謀殺的絕望狀態。「若我們沉默不語，我們的心裏會覺得不舒服，若我們說話，我們會變得可笑……我們用口裏的話語就像用草叢裏的雙腳一樣會蹂躪許多東西。」

《黑色的大軸》的開頭就使人感覺到她建構意境的出眾能力，「並不是窗也不是鏡子，向井裏望久了，常常會望進去。那時，外公的臉就會從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臉旁。他的雙唇是水。」

穆勒是這樣談論寫作的語言，「寫作的句子要準確、有它的節奏，讀來朗朗上口，如果讀起來佶屈聱牙，那麼肯定是哪裏有問題。段落間的變化，詩化的段落和紀實的段落搭配，錯落有致，整體之間要有變化，環環相扣，這都是要考慮的，但是這些又都是直覺的東西，我之前也不知道，只是寫到這裏某個句子自己衝口而出，彷彿要將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我只是一個媒介和載體而已。這些都是在寫作中水到渠成的，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我會怎麼寫。」

「我現在想祝福東歐那些經歷了獨裁時期的人們，比如安德魯霍維奇或那些東保加利亞地區的人們，我為他們而高興。但我不能裝作好像自己一直都在為他們著想，否則我就是自欺欺人，我的寫作並沒有什麼任務可言，我只是寫和我自己有關的事情，這些從某種角度來說都是我自己一直承載的傷痕，而我並沒有刻意讓它們成為我的文學的某種使命。如果可以帶來一些積極的結果，那自然很好，但我不能說我一直為此而奮鬥，否則我肯定不會成功。我認為任務化寫作讓人變得失去靈感。」

有一回當穆勒看見一個搬家公司的廣告：「我們給你的傢具安裝一隻腳！」她驚心地浮現了特務到家裏來時，將廚房的椅子拉進客廳的情景。穆勒從來不尋找寫作題材而是題材找上她，「一個作家要是沒有這種感覺就不要寫作，世界上的書已經夠多了。」

反思共產黨的罪惡

從一九九五年起，穆勒成為德國語言和詩歌科學院成員。她也是德國筆會成員，直到一九九七年她退出筆會。兩德統一以後，筆會也合併，穆勒不願意跟前東德的作家待在同一個寫作團體，她批評那些與特務有關係的東德作家，「既不認罪，也不曾解釋發生過什麼。」

雖然已經住在德國二十餘年，但她仍時刻對羅馬尼亞進行反思，她曾對一位羅馬尼亞記者這樣說道：「對我而言，最令我難以忘懷的經歷，便是在羅馬尼亞獨裁政權下的生活。即使我住在德國，幾百公里之外，仍然無法抹去我往日的經歷。我離開時打包帶走了我的過去，獨裁政治依舊是我寫作的出發點。」

「我的許多朋友都死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活著。」在她記憶所及，她不停自問羅馬尼亞為何變成這樣一個社會。也記得家鄉的每一個人都在恐懼裏生活，「我怕，所以我寫作。」

一九八九年，東歐掀起民主化浪潮，齊奧塞斯庫被趕下臺，隨後被審訊及處決。但羅共獨裁統治的結束，並未令穆勒釋懷。

她在《時代週刊》發表文章說，羅馬尼亞國安特務在獨裁者倒臺後還沒有解散，它依然存在，因為40％的前國安特務仍在今日的羅馬尼亞情報局（SRI）工作。今日羅馬尼亞看似開放、民主，但對於以往與舊政權妥協的行徑，今日大部分羅馬尼亞人竟裝作失憶，令穆勒感到憤怒。

今日羅馬尼亞看似開放、民主，但對於以往與舊政權妥協的行徑，大部份羅馬尼亞人裝作失憶。（AFP）

穆勒認為世界對於共產黨歷史上所實施的恐怖主義暴行，遠遠沒有足夠的認識。她在接受德國《時代週報》採訪時說，人們應當密切關注世界上專制政權的所作所為，而不應當對它們聽之任之。遺憾的是，世界上還有那麼多專制政權的存在。

十月十五日穆勒特意拜訪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的《大紀元時報》展區。她表示，她完全、公開地聲援流亡的作家和流亡的文學，她說只要有需要，對獨立的中文媒體和流亡的學者她願意給予任何形式的幫助。在呼籲營救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徵簽表上她鄭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歐洲《大紀元》總編周蕾（右一）向赫塔‧穆勒（左一）贈送《九評共產黨》和中國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傳記《神與我們並肩作戰》。（攝影／吉森）

她還說：「中國在經濟和其他領域的發展令人眼花繚亂，但是對人權問題卻不聞不問，當局禁止談文化大革命，更不許談天安門六四屠殺學生的事件，他們不明白，意識形態有可能走得太遠，而完全違背了正常人的狀態，把整個民族控制在手中。」

米勒在談到自由媒體時，對《大紀元》表示：「我能夠想像您們所有人為此付出了怎樣的代價，而且要為此承擔怎樣的風險。希望您們能夠因為您們所做的事情而得到回報。希望不久以後在中國出現一個來自內部的或者是來自外部的強制力量，改變中國的人權狀況。」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後召開記者會時，穆勒說自己是所有獨裁政權的目擊者：「你可將納粹政權、集中營、軍事獨裁和在一些伊斯蘭國家的宗教獨裁算在內。很多人都遭他們迫害，許多生命都被毀掉。」她感覺自己為被迫害而死的摯友，以及一切死於暴政的生命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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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障礙 到諾貝爾獎

_{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卡蘿‧格萊德專訪}

文 ◎范琳莎

格萊德站在四膜蟲生長的池塘裏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提供）

因為好奇心驅使加上專注於目標的特質，讓幼時患有語言殘障的卡蘿‧格萊德教授，一舉拿下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身兼大學教授、妻子和母親的身份，獲頒諾貝爾醫學獎，格萊德卻只是謙虛的表示，自己之所以會成功，只是遵照父親的信念——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再加上從小培養的專注力。

二零零九年諾貝爾醫藥生理學獎由三位美國學者共同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分子生物與遺傳學系主任，卡蘿‧格萊德（Carol Greider）教授，加裡福尼亞大學的伊莉莎白‧布萊克本（Elithzabeth Blackburn）教授，和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傑克‧左斯泰克（Jack Szostak）教授。表彰他們在二十五年前發現的染色體終端端粒酶（telomerase），為治療癌症以及衰老而導致的疾病做出了突破性的貢獻。他們將分別獲得諾貝爾獎證書和勳章，分享一百四十萬美元的獎金。

獲獎出乎意外

格萊德說她是十月八日清晨五點鐘接到來自瑞典的電話，告訴她被提名二零零九年諾貝爾醫藥生理學獎，四十五分鐘後就要正式宣佈這個結果了，聽到這個消息，她激動地心怦怦直跳，對方接下來再說什麼都聽不清了。當時她正在疊衣服，準備去上健身課。格萊德還是一名運動健將，喜愛騎自行車、游泳、步行等，因為要做運動，她通常都起得很早，雖然平常她並不是在這個時候疊衣服，但那天正好看見眼前一堆衣服就疊了起來。接下來，她給一起上健身課的朋友發了封短信，「我不能來上課了，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了。」然後，叫醒還在睡覺的兩個孩子，告訴他們「我獲得諾貝爾獎了。」

自從一九零一年諾貝爾獎設立以來，共有一百九十二位獲得醫藥生理學獎，格萊德是其中獲獎的九位女性最年輕的一位。從一九零一年到二零零八年，共有七百五十四名男性獲獎，只有三十五名女性。二零零九年是女性獲獎者最多的一年。

格萊德電腦螢屏上顯示的是當年她發現端粒酶的證明 （攝影：范琳莎／新紀元）

依約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格萊德博士的辦公室，這位諾貝爾醫藥生理學獎歷史上最年輕的女性得主比照片上見到的要瘦小一些，言行給人一種平實、幹練、果斷的感覺，辦公室的門上貼的是她和兒女在宣佈她獲獎的新聞發佈會上的合影，和給她的賀詞，辦公桌上的一盆白玉蘭和牆邊的綠色植物讓人感覺很溫馨雅致。

格萊德、布萊克本和左斯泰克於二零零六共同獲得阿爾伯特‧拉斯卡基礎醫學研究獎，這個獎被稱為美國的諾貝爾獎，因此被猜測他們有可能會獲得諾貝爾獎。格萊德說獲獎完全出乎意料，她事先毫不知情，也不能期待，因為很多在基礎科學上做出重大成果的人一輩子都沒有獲得諾貝爾獎。另外，諾貝爾獎的提名過程是保密的，她以前也為別人提名過，諾貝爾委員會的要求是不許告訴別人你為他們提名，因此，人們事先不知道他們被提名。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為她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格萊德說她感謝諾貝爾委員會肯定對這種純粹由好奇心驅使而導致的基礎科學的發現。

格萊德在實驗室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提供）

成功的秘訣：專注與好奇

格萊德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生在加裡福尼亞州的大衛斯市，父親是加利福尼亞大學大衛斯分校的物理學教授，母親是生物學家，在她六歲那年，母親去世。父親那種學術自由和必須喜歡所從事的工作的信念，對格萊德一生有著深遠的影響。格萊德說父親曾經告訴她：「你想做什麼都可以，但是無論你做什麼，一定要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格萊德早年曾患有語言殘障（dyslexia)，雖然父母親都是科學家，可是她在這方面的功課並不好。在小學和中學時，由於學習成績不好，還被送去上輔導課，因此，她覺得自己很笨。

為了克服自己無法拼寫的不足，她不斷地想辦法來彌補，努力地鍛鍊自己的記憶力，由此她學會了專注（focus）的技能，培養出了很強的記憶力。格萊德把自己日後的成功歸功於那時學到的這個技能，她說：「我認為小的時候克服那些困難幫助我專注於我真正想要做的。如果我想要做什麼，我就會對那些障礙視而不見，完全專注於我要做的事情。小時候，我就知道如果想要做成什麼事情，我必須非常努力地專注在這個事情上，找到能夠讓我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的方法。所以，我認為那些經歷對我很有幫助，因為當你進入科學的領域，你總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試驗的問題，發表你研究成果的問題等等。那些我在小時候學到的技能是非常有用的，能夠幫助你不退縮，勇往直前。」

在中學時，格萊德發現在化學和解剖學這種需要記憶的課程上，自己能取得很好的成績。她對做生物試驗感到趣味無窮，感到這種需要動手做試驗來解決問題的領域很適合自己，於是上大學時選擇了生物系。

在大學一年級時，她曾試著在不同的實驗室做實驗，幾經嘗試，終於發現生物化學是自己的興趣所在，從此以後，她在那個實驗室一待就是兩年半，她說：「不在實驗室，你不會真正知道科學的工作方式，一旦你進到那種環境，找到適合你自己思考問題的科學方式，馬上就上軌了。在那個實驗室，我可以整天都泡在那裏。」即使她去德國讀大三時，還找了一個生化實驗室工作。一九八三年，格萊德博士畢業於加裡福尼亞大學桑塔‧巴布拉分校（Santa Barbara）生物系。

為了繼續享受在實驗室做試驗的樂趣，格萊德決定攻讀研究所。她向加州的許多大學都遞交了申請。雖然她有著很強的實驗經驗，很好的推薦信和優異的成績，但由於GRE成績不好，很多學校都拒絕了她，只有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學院願意與她面談，後來這兩個學校都錄取了她。但格萊德選擇了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部份原因是當時與她面談的是伊莉莎白‧布萊克本。布萊克本從事的研究很吸引人，而她談論起她的研究時的那份熱情又很感染人。

一九八七年，格萊德獲得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分子生物博士學位後，到位於紐約長島的冷泉港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繼續端粒酶和基因複製的研究工作。這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實驗室，但專注的本領讓格萊德無視這些潛在的玻璃天窗。冷泉港實驗室給了她三年的獨立獎學金，沒有按常規分配她去為別的研究員做研究，而是讓她負責一個實驗室的研究。現任紐約長島的冷泉港實驗室總裁布魯斯‧斯迪爾曼說：「她可能是我見過對工作最有熱情的研究生，她用三年不到的時間，就被我們提拔為研究員。」

一九九七年，格萊德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作。

格萊德說她從來沒有規劃過自己的職業，上大學時，從沒有想過將來要做教授，一切都是興趣與好奇心的驅使，這使她無視那些障礙，勇往直前，早年鍛鍊出來的那種專注的能力使她的適應力很強。她是為了能夠繼續做這種有趣的試驗研究而讀書的研究生。

端粒酶的發現及意義

端粒的概念最早是由H.J.穆勒和巴布拉‧米克林道克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年建立的，他們提出在染色體的終端一定有像帽子似的特殊部位，扣在染色體的兩端，含有細胞的基因資訊，稱之為端粒。一九七八年，伊莉莎白‧布萊克本和喬‧高一起確證了端粒DNA序列。

布萊克本提出了端粒酶存在的假設：每次細胞分裂，染色體就會變短，但是端粒通常不變短，所以一定有一種酶的物資在保持它的長度平衡。

格萊德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加入布萊克本的實驗室後，就開始這項證實端粒酶的研究。她們是用四膜蟲的染色體來做這些實驗的，這是一種在池塘裏生長的原生動物，有大約四萬染色體，遠遠超過人體細胞中的二十三對染色體，是非常理想的實驗品。布萊克本說：「這項研究對研究生來說是要求很高，可是卡蘿對這個項目很清楚，如果你很容易就被嚇倒了，你不會去做那個項目。我們必須既嚴謹又積極進取，這些正是卡蘿具備的特點。」

格萊德說：「一九八四年，當我去伊莉莎白‧布萊克本的實驗室開始做這項研究時，最令人興奮的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發現端粒經過一段時間後變短了，如何使它再恢復原來的長度？』我開始尋找這種在端粒變短後再讓它恢復原來長度的端粒酶。通過生物化學的證據，在一九八四年耶誕節的那天，我找到了端粒酶的存在依據。找到後，我回到家裏，放上剛發行的布魯斯‧斯布林斯丁的《美國出生》的歌曲，就不停地跳起舞來。」

但布萊克本和格萊德並沒有馬上宣佈這個結果，她們又做了一系列的實驗，直到一九八五年六月，他們完全確證了這一發現才宣佈這個成果。格萊德說：「當你找到令人激動的新發現時，你腦子裏首先應該想，『這還有可能是別的什麼東西嗎？我怎麼能就這樣被愚弄了呢？』」

格萊德當年發現端粒&酶的Ｘ光證明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提供）

接下來的兩年半，格萊德對端粒酶的特性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她和布萊克本經常在實驗室裏針對這些問題發生爭論，直到說服對方為止。布萊克本說格萊德在科研上非常出色，她很積極主動。

在冷泉港實驗室期間，格萊德與麥克馬斯特大學的凱文‧哈利合作，發現了端粒酶與癌細胞成長的關係。端粒是隨著細胞老化而變短，端粒功能的喪失會導致一些細胞停止分裂或死亡，另一些細胞進行染色體的重組，成為癌症的起因。他們發現與成人體內大部份細胞不同，癌細胞含有啟動的端粒酶，使得細胞不斷地分裂，從而保持染色體終端長度不變。一九九零年，他們一起提出了端粒的長度與細胞老化的早期證據，他們發現在癌細胞中，端粒酶啟動了，這使得這些癌細胞不老化，永不死亡地發展。

他們開始設想一種對癌症的療法，抑制端粒酶直到惡性細胞中的端粒完全消亡，這會造成癌細胞中端粒的死亡，但不會影響正常細胞中那種較長的端粒。

在格萊德目前所從事的老鼠模型的研究中，根據培育出的沒有端粒酶的人體細胞和老鼠基因的研究證明，對端粒酶的抑制能夠限制癌細胞的分裂和腫瘤的生成。格萊德說：「我們相信在醫療中，某些癌症是可以通過阻止端粒酶來治療的。但是就癌症而言，由於癌症有很多種，腫瘤有很多種，因此沒有一個總的治療方法。」

格萊德說斷裂或縮短的端粒與許多疾病有關，五、六年前，她們以及其他的研究組發現了端粒變短與細胞分裂一定次數後無法再分裂有關係，因此，對這類疾病，這個發現開啟了探索生物化學的療法。

創始人效應

對於端粒酶的研究吸引了很多女科學家崛起的這一現象，格萊德認為是創始人效應，而不是這個課題吸引女性。喬‧高是一個異數，身為男性，他在分子物理和遺傳學領域培養出了一批女研究員，那些喬‧高在早年培養出的女研究員在全國各地又培養出了更多的女研究員。

格萊德認為在科學領域裏有微妙的社交效應，她說：「男人幫助男人的文化偏見依然存在，這不是說他們有反對或傷害女人的偏見，只是他們根本就想不到女人，這是一個舒適性的問題，他們覺得提拔男性同事更舒適，這些微妙的效應確實對結果會有影響。因此，也形成了女人願意為女人工作的偏見。」

格萊德認為前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莫斯有關女人不能以科學的方式思考的言論很荒謬，她說：「女人做事的方式不同，這也是為什麼更多的女性參與到醫藥學術界很重要，這樣可能會促進更多的合作與交流。這會改變如何進行科學研究，甚至科研機構如何運行管理。這並不是說女性對實驗的操作一定有著不同的思考，而是一種不同的人際交往方式可能會導致以不同的方式做出成果。」

作為年僅二十三歲的研究生，就成功地發現了端粒酶，格萊德說在科學領域能夠有所建樹的困難不在於背公式和解譯資料，而在於是否有能有在一個競爭極為激烈的氛圍中生存的策略同盟。

一個年輕的科學家要想提高，需要參與重要的專案，最好是和一個有所建樹的導師一起工作。

對於年輕的女性科學家，格萊德的建議是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而不是去想著那些障礙。事實上，現在有些女性在實驗室和科研上有很高的地位，這說明年輕的女性可以做到，像很多榜樣那樣，她們就是按照自己的興趣勇往直前，不去擔心那些可能的困難或障礙，很明顯，這是可能做到的。當你工作時，你感到是一種享受，這是最有樂趣的事情。把工作當作一種享受，還是把工作當作一份苦差，這是我們的選擇。

家庭永遠是第一位

一九九三年，格萊德與科學歷史學家南森尼爾‧康佛特結婚，現有一子一女，兒子十三歲，女兒九歲。對於如何平衡好家庭與事業，格萊德的訣竅就是專注於眼前的事情。她說：「如果你想要做什麼，而且值得你去做，那麼就努力好了。我想要有家庭，也想要有事業。所以我必須要專注於眼前所做的事情。我沒有那麼多時間用在工作上，所以當我工作時，我非常專注。當我回家時，我就專注於家庭。我不會在一個地方的時候擔心另一個地方的事情，因為我沒有那麼多精力來同時操心兩者，所以這又是專注，這個我在早年學到的技巧幫助我能夠做到這樣專注。」

格萊德說：「我的家庭永遠是第一位的，我週末都是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如果他們需要我，我總是在那裏。我的實驗室很近，當我在實驗室時，我工作的非常努力。」

格萊德在孩子還很小的時候，會帶孩子去辦公室開會，同時也鼓勵她實驗室裏處在哺乳期的婦女把孩子帶來開會。這次在約翰‧霍普金斯為她獲獎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她把一對兒女帶到現場，她說可能沒有哪位獲獎的男士帶著孩子去開新聞發佈會。幾天後，當她聽說奧巴馬總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她的反應是：「祝賀總統獲獎，我相信他聽到這個消息時，一定不是在疊衣服。」

卡蘿‧格萊德（前排右三）和一對兒女（前排右一，右二）在實驗室前與工作人員及學生一起慶祝獲得諾貝爾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提供）

基礎科學的勝利

諾貝爾委員會通常在一項發明做出多年後，其功效被證實了，才會予以授獎。格萊德說她們二十五年前的發現是出於想要知道「染色體是怎樣工作」這樣一種興趣，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裏，她們的實驗室以及其他很多實驗室繼續在研究端粒酶的功用，現在她們知道端粒酶在癌症和老化性疾病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剛開始獲得這個發現時，並不知道這個發現——端粒酶會有哪些作用，需要這麼長的時間來做各種研究。

格萊德說未來會繼續努力研究端粒在分子結構方面和醫療方面的功效，以及端粒酶變短的結果。雖然人們在努力把這個發現運用到醫療中去，他們也在用老鼠做試驗品來研究端粒酶在癌症方面的作用，但有很多關於老化的疾病都與端粒酶有關，至於說什麼時候這個發現能夠運用到醫療上，很難預料一個具體的時間。

格萊德說：「獲得諾貝爾獎讓我有機會向人們解釋什麼是端粒酶，為什麼由好奇心驅使的基礎科學研究這麼重要，當時並沒有抱著要為某種疾病尋找療法的目的，只是純粹地想要瞭解端粒分子的結構。在這樣一個科研非常注重得到具體的短期收益的時代，我認為這個獎象徵著基礎科學的勝利。」◇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49期「封面故事」欄目（2009/11/26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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