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7日訊】每逢瑞典皇家科學院公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有關為什麼從來沒有中國經濟學家獲諾貝爾獎的議論總是成為繞不過去的話題。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和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這再一次觸動了中國人內心深處渴望獲得諾貝爾獎的情結。
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1980年代後期曾經兩次訪問中國，早已為中國經濟學界所熟悉，其代表作《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商務印書館出版）在國內影響很大。新制度經濟學可以說是對傳統經濟學發生了顛覆性革命的一個學派，就像物理學中的摩擦力問題一樣，傳統經濟學沒有考慮經濟運行中的交易成本問題，而新制度經濟學將交易成本引入經濟分析。1991年，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羅納德‧科斯（Ronald H. Coase）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3年，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C. North)和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W. Fogel)又因為對新制度經濟學中「制度變遷理論」的貢獻獲諾貝爾獎，這一次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經濟學家第三次獲此殊榮了。奧斯特羅姆是政治學家，雖然中國經濟學界以前對她並不熟悉，但她是公共選擇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學的方法運用於民主決策的過程，可以稱之為「民主的經濟學」。所以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布，必將推動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尤其在中國當前面臨社會經濟和政治轉型的背景下，這兩個新興的學派容易走出學術圈，引發社會大眾的熱議。可想而知，這一次有關中國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議論自然也就更加熱烈了。
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今後是否有可能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問題，國內經濟學家的看法大體上有三種：
第一種是完全否定的。著名經濟學家梁小民在做客網易財經時直言不諱地說，中國經濟學家要想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只不過是個神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小年認為，國際上的經濟學研究是大師們在做，中國經濟學研究連小學都沒有畢業，想拿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異想天開，現在議論中國經濟學家能不能得諾貝爾獎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這種看法的依據有兩點，第一是中國現在的科研體制不能保證學術自由和學術獨立，特別是高校的體制使得教授們對真正的學術研究缺乏興趣；第二是中國經濟學家群體自身也缺乏學術自由和學術獨立的精神，他們的經濟學研究往往跟著政府的屁股轉。
第二種回答是肯定的，認為今後中國經濟學家向諾貝爾獎進軍大有希望。中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專家、現任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預言，在未來20年到30年內，中國經濟學家中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樣的經濟思想大師「應該沒有問題」，其主要理由是中國現在正在經歷一場制度變遷，這是中國經濟學家優於外國經濟學家的地方。
第三種是酸葡萄的態度。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做客新浪財經時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劉翔的110米賽跑得獎不一樣，劉翔得的獎是秒錶掐出來的，非常客觀，而諾貝爾獎是人評出來的，尤其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它和物理學、生理學（醫學）獎有本質的不同，因而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今後有沒有可能拿諾貝爾獎，不必那麼看重。
上述三種觀點，我最贊成的是第一種，最不以為然的是第三種。諾貝爾獎是人評出來的，尤其是經濟學獎作為人文科學的獎項，多少帶有一點主觀色彩，這是事實，但是一種獎項的份量有多重，主要看這一獎項對社會的影響力有多大，其次才是這門學科的客觀性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40年來的歷史已經證明，這個獎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和權威性是無可比擬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固然是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獎，但如果誰得了這個獎，就意味著在經濟學發展史的群峰中有一座刻著他和他的國家的印記。40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大多數是美國經濟學家，這與美國的經濟學研究水平是一致的。所以，一個國家有多少經濟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反映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學研究水平，也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榮耀，這一點恐怕跟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況不一樣。
至於第二種觀點，我認為其理由是站不住腳的。盛洪說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制度變遷，這沒有錯，也確實是中國經濟學家從事經濟學研究的有利條件。但是，應該指出，長期以來，我們對自己30年來的改革夜郎自大，自視過高。中國的經濟改革，與其稱為「制度變遷」，不如叫做「制度複製」。中國的所謂制度變遷，無非是要複製西方已經成熟的市場制度，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改革了無新意，因為它所要建立的，是人家在一兩百年以前就已經確立的市場制度。正因為如此，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默頓‧米勒（Merton Miller）說，中國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經濟學，而是更多的法律。中國的所謂制度變遷，最多在如何從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問題上才具有創新意義，但在這種轉軌的過程中，除了中國這種在不觸動政治體制的條件下搞單純經濟改革的道路，還有前蘇聯和東歐諸國先搞政治民主化改革，後搞國有資產的產權改革的道路，究竟哪一條道路是成功的道路，或哪一條道路的代價比較小，現在還是未定之數。過去，我們大吹大擂，以為只有自己的道路才是成功的，現在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受到了貪污腐敗和兩極分化問題的困擾，我們自己的吹吹打打開始顯得有些滑稽了。
中國經濟學家將來有沒有獲諾貝爾獎的可能性，關鍵看其在經濟學研究中已經取得了並且能夠取得多大成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因以得獎的成就，往往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經取得，並且歷史已有定評的研究成果。科斯獲獎的原因是他的兩篇經典論文——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企業的性質》（1937）和提出所謂科斯定理的奠基論文《社會成本問題》（1960），前一篇論文的思想甚至在論文公開發表的5年以前就已經提出來了，在他發表這篇論文的半個多世紀以後的1991年，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時離後一篇論文的發表也已經30多年了。科斯自己說過，想不到60年前的研究成果能夠成為摘取諾貝爾獎的主要依據。這說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經受長期的歷史檢驗。
1949年中共建政60年以來，前30年官方的意識形態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外的所有經濟理論都看成「資產階級的偽科學」，那時只有經濟政策的研究和經濟學名著的翻譯（而且往往以「批判資料」的形式），而沒有經濟學的研究；後30年，我們才開始學習和研究經濟學，但其主要成績是現代經濟學的譯介和傳播。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談論中國經濟學家能不能獲諾貝爾獎確實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中，在經濟學研究上真正稱得上有成就的大概只有茅於軾。1970年代中後期，這位鐵道部的工程師和助理研究員通過獨立研究建立了擇優分配原理，但擇優分配原理只不過是以數理形式重複了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構架，這位不是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在完全封閉的狀態下，摸索著走了西方人一百多年前已經走過的老路。像茅於軾這樣的經濟學家，就其自身的素質來說，顯然是非常具有重大創新能力的，但遺憾的是他生活在中國，尤其是青壯年時期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而不是生活在美國或其他學術自由的西方國家。
在過去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學家中，撇開前蘇聯不說，真正在理論上有所建樹，可以與美國和歐洲那些經濟學大師比肩的，只有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甚‧科爾內(Janos Kornai)和波蘭的市場社會主義者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等人，但他們都沒有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恐怕與修修補補的市場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有關係。試想，連科爾內這位以《短缺經濟學》出色地描述了計劃經濟運行的傑出經濟學家都沒有獲得諾貝爾獎，又遑論中國的經濟學家？
過去的共產黨國家中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只有一位，這就是前蘇聯經濟學家康托羅維奇（Kontorovich L），他因為線性規劃方面的成就而獲得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出過經濟學大師，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思想控制沒有中國那麼嚴重，而且他們在歷史上具有自由文化的傳統。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平新喬在做客網易財經時提到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經濟學家蔣碩傑和張培剛，這兩人確實是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但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蔣碩傑是台灣的經濟學家，而有「發展經濟學奠基人」之稱的張培剛的傑出論著是他1940年代在哈佛大學讀書時的博士論文。總而言之，1949年以後的中國甚至遠遠比不上前蘇聯和東歐，沒有出過一個經濟學大師。
正如楊振寧、李政道、高錕等華裔物理學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一樣，出身前蘇聯的兩位俄裔經濟學家也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就是以投入產出分析法獲得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西裡‧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和被稱為「國民生產總值之父」的197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但他們兩人都是美籍經濟學家，他們因以獲獎的成就都是在學術自由和獨立的美國取得的。桔生華南則為桔，生於華北則為枳，這充分說明經濟學研究需要學術自由與獨立，學術自由與學術獨立是經濟學大師生長的土壤。在中國這塊缺乏學術自由與學術獨立的土地上，是決然生長不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樣的經濟學大師的。
學術自由與獨立的精神需要經濟上的獨立來保障。外國的大學是獨立的，因而外國的學院派學者在學術研究中能夠保持其獨立的精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都是些被稱為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就其就業的單位而言，那些在大學裡教書的中國經濟學家也屬於學院派，但中國的大學不是由教授來治校，而是由政府派遣的官員（校長）來管理的，中國的教授們是受僱於政府，而不是受僱於大學，中國的學院派經濟學家並不是獨立的學者，那些在政府和企業裡工作的經濟學家就更不必說了。沒有保障學術自由和學術獨立的大學體制，這是阻礙中國經濟學家們成為學術大師的制度性原因。茅於軾說過，中國經濟學家要獲得諾貝爾獎至少還得20年，依我看，只要目前的大學體制不改變，只要思想和言論不自由，中國經濟學家要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永遠只是一個神話。
2009年10月24日修改於臨海望江門近江齋
（原載《中國人權雙週刊》）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