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錢學森的選擇與責任
【大紀元12月16日訊】錢學森死了。
自然想到他的兩位同行，美籍德國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俄蘇科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
愛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除了他是相對論的創立者和現代物理學一代宗師外，就是他對人類文明事業與世界和平的終身關切。這位德國猶太人不僅表現了其先輩如摩西和本．邁蒙尼第等人將《聖經》與希臘哲學、藝術西方文明兩大源泉融匯的傳統，而且感人至深地表達了對二十世紀特有劫難的深度憂慮和異常深刻而富有啟示性的思考。
1932年，愛因斯坦致信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長羅各，呼籲阻止威脅意大利知識界向法西斯制度表示忠誠的「殘酷折磨」，告誡「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對意大利知識界的優秀人物進行這種侮辱」。
我不知道錢學森先生1955年（正是毛澤東對「胡風反革命集團」橫加侮辱並將成百上千無辜中國文人投入監獄的歲月）回到中國來，是否與聞對俞平伯、胡適等人的精神圍剿。短短的三個月內，錢先生就被委任為中國科學院動力研究所所長。在那個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機構不經過極為嚴格的審察和曠日持久的考驗，像錢學森這樣由美帝國主義培養成才的物理學家，怎麼能如此神速地晉陞到新中國核工業最顯赫的位置上，有歷史證評癖的學人恐怕會發生興趣。須知，那時朝鮮戰爭才結束兩年，毛岸英死於美國轟炸機下，其父正發起反美、仇美、蔑美運動。錢學森那時似乎還不是中共黨員，也無其他特殊身份，竟享受如此優渥厚遇，——恐怕不能僅僅以其專業或聰明解釋。
昨日上網，方知錢回國有二說。一則出於愛國，二則被美國當局遞解驅逐。1949年錢正申請加入美國，怎麼又突然對「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心嚮往之。一名由中華民國政府派遣赴美的國民黨高官快婿、又在資本主義美國接受教育然後執教美國第一流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其「紅色覺悟」來自何方？1999年，美國政府公佈竊取美國國家機密者的「考克斯報告」，錢的大名仍赫然在目。其時中美建立已經二十年整，江澤民正聲稱欲與美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美國人沒有必要「刺激」已到鮐背之壽且備受中國最高層膜拜有加的錢學森。那實在不利於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要末就是那些死硬反華反共的FBI分子腦筋太死。當代「乾嘉學派」有責任弄個明白。至於我，對於前美軍上校錢學森何故回到毛澤東這裡來，了無興趣。道理也很簡單，畢竟是中國人，非要等到一個紅色政權建立，才算是「為祖國效命」嗎？
那之前兩年，陳寅恪也受到郭沫若邀請，擔任某歷史研究所所長職務。前者以「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為條件，以不宗奉馬列主義為前提，慨然辭謝。五十年後的今人可以相信，陳寅恪先生的學識、人品及其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成就和摯愛，絲毫不遜於包括郭沫若、錢學森等黨國知識權貴。事實上，陳先生代表的中國文化立場和方向，為郭、錢望塵莫及。
愛因斯坦在那封信中認為，「無可懷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學知識，應當被任何政府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尊重那些誠摯地追求真理和科學知識的人的自由應該作為整個社會的最高利益」。他強調，只有在這一基礎上，西方纔產生出偉大的文明。意大利文藝復興才贏得世界的稱讚。這是用純潔的偉大的殉道者的鮮血換來的傳統，才使意大利受到世人的愛慕和尊敬。
我不知道，高壽近百的錢學森眾多的仰慕者們會用什麼辭藻為他送葬，至少，不會出現「自由」、「真理」、「殉道者」。
1939年7月，愛因斯坦接受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昆建議，給富蘭克林．羅斯福寫信，告知這位美國總統，費米、約里奧．居裡等國際物理學家已經使從大量鈾中建立起原子 鏈式反應成為可能，由此將產生巨大能量和放射物。如果把這種實驗運用於軍事，就會製造出「極有威力的新型炸彈」。他提醒說，德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兒子馮．魏茨澤克領導的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正在進行著同樣的實驗。
這封信導致了原子彈的誕生和廣島、長崎的核爆炸，並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得以提前結束。世人因此稱愛因斯坦為「原子彈之父」。
但愛因斯坦1945年秋天在美國廣播公司發表談話，否認自己是原子彈之父。認為鏈式反應是德國物理學家哈恩發現的，是麗塞．邁特內從德國逃出帶給丹麥科學家尼耳斯．玻爾而為國際物理學界普遍接受的。
同年12月10日在紐約諾貝爾紀念宴會上，愛因斯坦致詞指出，諾貝爾發明了烈性炸藥，為了對此贖罪，為了良心上的寬慰，他設立資金以促進和平。「今天，參加過研製這種歷史上最可怕最危險的武器的物理學家，不說是犯罪，也是被同樣的責任感所苦惱」。他認為，「我們（主要指美國科學家）之所以曾經幫助創造這種武器，是為了預防人類的敵人（主要指德國）比我們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納粹的精神狀態，讓他們佔先，就意味著難以相像的破壞，以及對全世界其他各國人民的奴役。」他強調，「我們所以把這種武器交到美國和英國人民手裡，因為我們把他們看作是全人類的信託者，是和平自由的戰士。」我不知道錢學森先生被稱為「中國導彈之父」（最近更名為「中國航天之父」），作何感想。
我不知道錢學森何以對上世紀五十年代由美返華的歷史如此耿耿於懷。他那些本事完全來自加州理學院馮．卡門、帕森斯等人。美國司法部門指控他為共產黨員這一案情，也應成為考據癖者的調查對象。其實是不是共產黨員本來無關宏旨，事實上錢1958年不是「入黨」了嗎？在冷戰初期麥卡錫時代，錢因共黨嫌疑被取消他參與美國最高軍事機密工作，本是歷史洪流中幾乎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由此所生的怨恨卻讓我難以理喻。就算美國冤枉了這位共產黨天才，不也就是幾年賦閒在家，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小島上獨居了14天而已，他那800公斤圖書資料，就僅僅是一些簡單的公開出售的工具書嗎？
一名有共產黨嫌疑的中國人，輕而易舉地進入美國火箭研製噴氣推進動力實驗室，參與了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當然只是一名小角色），還以美軍上校身份參加「美國空軍科學諮詢團」，戰後赴德國考察，這難道不表明美國制度的開放包容與慷慨大度嗎？錢身涉政治疑案。加州理工學院同事募捐一萬多美元為其假釋，院長李．杜弗瑞德專程飛赴華盛頓為錢斡旋，並委託著名律師庫珀為其作公開辯護，這難道不表明美國社會的人道關懷和公正精神嗎？與毛澤東時代遭災受苦罹難的數以百萬計中國知識界相比，錢學森在美國經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愜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閱歷。
據悉，中美建交後，加州理工學院將錢評為該院「傑出校友」，還賠償其損失費，只是不作出道歉。錢因此拒絕回母校領獎。中國憤青於此又照例用了「氣憤地拒絕」一類毛式修辭。天真的美國人很難明白，錢的凜然氣節怎麼就不對比麥卡錫時代恐怖一萬倍的毛澤東們表現一下呢。
我不知道錢學森對愛因斯坦、奧本海墨等物理學家持何種態度。香港鳳凰衛視在錢死後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國心」特別節目中，加於錢的頭銜是「世界著名科學家」。不知該片撰文者是誰，稍稍瞭解現代物理學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國外，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知道錢的大名。
1957年毛澤東召見時，他稟報了有關「工程控制論」後，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論「十分淺薄，一定有很多錯誤」，請毛指正。很難設想，愛因斯坦會以這樣的自辱之辭向羅斯福表示謙遜。錢對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學的毛澤東作如此卑賤的表態，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國和意大利也不會發生。
1946年1月12日，愛因斯坦致信美國「全國科學家會議」，公開鼓動說，如果政府因為對俄國的恐怖情緒而試圖加強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那末美國科學家「就應當拒絕聽從美國政府的不義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機構做靠山」。他提請注意說，美國科學家「擁有一種不成文的法律，那是我們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華盛頓制定出來的法案要更加具有束縛力。當然，我們還有兩件最後的武器：不合作和罷工。
毛澤東曾在不同場合、包括1957年全世界共產黨莫斯科大會上，聲稱中國不僅不怕、而且歡迎第二次世界大戰，六億中國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錢學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類似主張，我不知道他贊成還是反對。但從其工作和行為看，他絕無反對可能性。這樣，我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世上並無一個具有共同文明價值和道德底線的國際物理學界，愛因斯坦號召與國家和政府不合作的號召，絕沒有受到所有國家科學家的讚許。相反，至少在中國，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在他們焚書坑儒的歷史火光背後，那些實用學科類知識，是得到國家政權的悉心保護的。量子力學創立人之一的海森堡曾在《物理學與哲學》一書中，試圖證明自然科學作為人類智慧最強大的力量，終將使得哲學、尤其是政治法律思想與物理學的客觀、真實、永恆和普遍意義達成一致。在1949年以後，西方一切理論，包括物理學都只能淪為權力的工具，錢學森及其工作，證明此論不虛。
此外，中國舉國之力發展導彈、原子彈、氫彈同時，四千餘萬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死於饑饉。錢學森對此慘劇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獻身於導彈核武器豐功偉業時，錢學森如何平衡他的愛國心。製造幾枚要麼永遠不使用要麼一旦使用就意味著包括全體中國人在內的人類共同毀滅的核導彈與幾千萬同胞活活餓死之間，孰重孰輕？
愛因斯坦曾提醒羅斯福總統「在政府同在美國做鏈式反應工作的物理學家之間有一種經常的接觸是可取的」。那是因為必須搶在希特勒德國之前掌握原子武器，無論在道義和邏輯上，這一理由都是正確的，起碼是無可奈何的正確。同時，愛因斯坦和其他美國物理學家深知這種建議和抉擇，隱藏著巨大的道德隱患和現實命運上的危機。
1947年6月，美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布魯塞爾藝術科學院發表演講承認，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失敗「並不意味著野蠻和殘酷已經失敗。相反，那些可憎的觀念也從失敗中取得了某種勝利」。他痛心地指出，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準，自由民主國家被迫使用了因受納粹主義威脅而被迫研製的武器，「我們的文明可能最終毀於希特勒主義希望用於我們頭上的那些武器」。
不知道錢學森先生是否多少與聞或感知到二戰後世界一流知識份子這些既深刻又尋常的觀點。他是否真正認為，以餓死幾千萬中國人為代價發展導彈核武器，是他的愛國心的驗證，這一驗證是對中國民族利益的真正捍衛。
此外，他理應比一般中國人更清楚，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蘇聯勃烈日涅夫－格列奇科集團準備對中國實行「核外科手術打擊」。因為中國拚命發展的核武庫將會構成對蘇聯的威脅。只是因為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出人意料的反對，這場核浩劫才沒有變為現實。
1950年1月3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美國將製造氫彈。羅斯福夫人埃諾．羅斯福特別組織系列電視辯論，愛因斯坦應邀於1950年2月13日發表現電視講話指出，如果杜魯門總統的努力果然成功，那麼大氣層放射性毒化，以及隨之而來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滅絕，都將是在技術上可能達到的範圍之內。他再次敦促美、蘇兩國消除相互的恐懼和不信任，不僅廢棄大規模破壞性武器，還要鄭重宣告放棄武力政治，同時建立起「超超國家的裁判和執行機構，哪怕只有一些國家宣告他們願為實行這種『局部性的世界政府』而真誠合作，也會大大減輕緊迫的戰爭危險」。
這種聲音在錢學森所服務的新中國，沒有出現的可能。
中國民族一百多年來歷經內憂外患，從下到上有一種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擁有巨大的歷史合理性。但是，與這種民族要求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個體生命大規模傾覆（尤其1949年以後）是這個國家同樣不幸而亟待終結的悲慘狀況。作為研製攸關億萬中國人生命的毀滅性武器的主要負責人，錢氏可曾真正嚴肅地評價自己的工作，並為此向最高當局陳述現狀，分析後果，而不是無條件效忠於毛澤東第三次世界大戰、世界革命的恐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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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有資格有根據發表這種聲明。六百萬猶太人在集中營被滅絕的慘劇證實了他對那個曾是他的祖國的厭惡和絕望。希特勒的覆滅、勃蘭特和科爾先後在華沙和特拉維夫的下跪以及柏林牆的垮塌證實了他的預言和希望。
一位把世界作為祖國，把人類命運和全球文明與和平內化為生命體驗的偉大科學家，是人類共同的驕傲。
1927年曾為愛因斯坦畫像的巴伐利亞畫家薩爾，1938年逃出納粹德國監獄來到普林斯頓。他問一位老人，你對愛因斯坦科學著作毫無所知，為什麼如此仰慕他呢？老人的回答是：當我想到愛因斯坦教授的時候，我有這樣一種感覺，我已經不再寂寞孤單了。
這也是我的感受。
但對錢學森副主席，我沒有這種感受。
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學的知識份子。在我很小時，他們偶爾會提到郭沫若、錢學森、李四光，口氣很平淡。在報上看到錢學森那篇關於糧食高產的文章時，我父親輕聲說了兩個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們都是某種大人物，高高在上，與毛澤東、周恩來有特殊關係而已。
我的爺爺奶奶都在大饑荒的1960年餓死。後來我知道無數老人、婦孺死於那個年頭。那正是錢學森大力施展其科學才幹的時代。我從個人家庭出發，對他不存在任何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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