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讀了鐵流先生的《二十年,逝不了的記憶》(見09年5月23日《觀察》以下簡稱「記憶」)一文後,首先為我幾十年的「右派」文友鐵流先生在「六.四」二十週年即將來臨之際發表回憶性文章感到高興。中國近代史上這麼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的確需要更多當時的知情人和親歷者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其作用是任何衛星拍攝的照片都無法代替的。
鐵流先生近年來,因主辦《往事微痕》民刊,留下許多彌足珍貴的「反右」運動史料而受到國內、外讀者的好評。此次他在「記憶」一文中,以當年記者的目光,記實的筆融,概述了1989年6月3日午夜至4日晨他所見到的軍隊開槍、坦克碾人、學子無辜喪命,市民見義勇為,直至義憤填膺……等一系列驚心動魄,感人至深的「鏡頭」,同樣是彌足珍貴的史料。因此,我要為鐵流的勇氣叫好,向鐵流先生表示欽佩與祝賀!
不過鐵流先生在「記憶」一文中,有的論述卻使我感到失望和無法苟同。無論作為今日的讀者或是當年的「右派」難友,我都感到有責任和義務向鐵流先生誠懇地提出,既就教於鐵流先生,亦請讀者、編者、方家指正!
鐵流先生寫道:我認為「6.4」問題要想得到公正解決,首先各方都要認真地進行反思。政府反思:為什麼動用數十萬軍隊向學生市民開槍?當事者反思:為什麼在爭取民主自由中不講妥協?一個勁的往刀上碰就是「革命」麼?我反對用「人血呼喚民主」的奇談怪論。不然何至有「魚蚌相爭,漁人得利」的結局。
鐵流先生這段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看似「公正」的立論,完全混淆了是非黑白。首先必須肯定,1989年學生的民主訴求,是一場自發的、真正的愛國民主運動。我之所以要在愛國一詞前加以「真正」二字,是因為那時的「愛國」一詞,和今天官方媒體、幫閒文人,以及等而下之的憤青之流所謂的「愛國」(實則是愛執政黨、權勢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而是愛人民,愛弱勢百姓。痛恨當時剛剛生根發芽「破土而出」的、以「官批、官倒」為代表的貪腐現象。所以學生僅僅是要求反貪反腐,根本未向中共提出諸如全民普選,實行民主憲政一類的主張。我不是說這類主張不應提,而是學生根本就沒提。對執政黨,要求很低,根本沒有挑戰中共未經民意授權的統治。正如魯迅說的,焦大先生罵賈府「並非要打倒賈府,到是要賈府好」(魯迅:《言論自由的界限》)而且當年學生的要求,只是如魯迅調侃的那樣:「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髒,應該洗它一洗」。(同上)。學生的這點要求,不僅完全是愛國的(愛民眾之國,而非黨國)而且非常理性、,幾乎低調到了可憐兮兮的程度。
然而,當時我們親愛的黨,是如何回應學生這一完全正義合理的要求的呢?請看「我黨中央喉舌」《人民日報》著名的、一時震驚全國的4月26日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
「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請看,是誰對學生完全正當合理的「反對官批、官倒」反貪腐的要求,毫無讓步妥協之心,唯有「硬過三關」之意。一切置學生於死地的誅語都用上了,「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棍帽齊飛,殺氣騰騰,恐怕就只差「反革命」三個字沒有「出口成章」了。已是十足的「敵我矛盾」,這除了鎮壓,還有妥協的餘地嗎?因此可以說,當時搞這個4.26社論是黨內以陳雲、王震、鄧力群一幫子死抱著既得利益和毛教條不放的朽翁老人幫極左份子,趁黨總書記趙紫陽訪北韓之機,假借中央名義拋了出來。其目的就是要有意激怒學生,就是要用毛「引蛇出洞」的故伎,用毛的話來說,就是要讓「階級敵人跳出來充分表演」。越把你這些學生嫩娃娃激得大怒,他們才好找機會「師出有名」痛下殺手。
而在後來,學生的主要要求也就是要官方否定撤消這個堪與當年「反右」時老毛御筆撰寫的《這是為什麼》的「六.八」社論相「媲美」的「四.二六」社論。學生就是這麼一點要求,其他並未要求「道歉、索賠」(我並無意貶低、否定道歉,索賠之類的正當要求),可是一貫以「偉光正」自居的小平同志也好,李鵬先生也好,誰表現出了半點政治家的氣量與風度。有的只是僵硬再僵硬,頑固加頑固,這能去指責學生(鐵流先生巧妙地用了個「當事者」一詞)不願妥協嗎?無理而又一點不肯退讓的是官方。「妥協」必須是各退一步,無理一方半步不退,那就只能叫有理的一方「檢討、認罪」,像當年我們這些「右派」、「反革命」那樣,這叫「妥協」嗎?當年「反右」時或被捕後,鐵流先生和我都和人家這樣「妥協」過,又檢討,又認罪,結果怎麼樣?不是最後還是「碰在刀上」了嗎?「4.26」社論,就是57年《這是為什麼》社論的克隆版。「刀」,仍然是那把「刀」,鮮血淋淋,鋒利而兇狠,到了「秋後算賬」時,當年怎麼「砍」的「右派」,同樣可以用來「砍」搞「動亂」的學生。別人連「刀」都不願放下,博聞疆記的鐵流先生難道會不明白,還用得著爾等來「碰」嗎?當年的學生不像今天的那些80後,90後,被黨文化和拜金銅臭,犬儒主義徹底洗了腦,只關心找錢發財,吃喝玩樂,自我閹割了靈魂的「聰明人」。因此他們不願跪下「認罪」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正如別人沒有理由罵我們「右派」當年不該「鳴放」一樣,我們沒有理由妄指學生「不妥協」。
至於鐵流先生所謂的:我反對用「人血呼喚民主」的奇談怪論,不然何至有「魚蚌相爭,漁人得利」的結局。——此言真叫人聽了覺得匪夷所思。所謂「人血呼喚民主」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斷章取義歪曲學生領袖柴玲的一段內心獨白和對政府的警告。人家的原話是:「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正如吳庸先生在《支持柴玲》一文中正確指出的那樣:「這是一段內心獨白,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孩子面對著複雜局面所能想到的最真摯的回應。我揣摩著這段話的含義,思索著它的答案的真實性,不由得被它說服,我以為這位天安門廣場總指揮、23歲的女研究生說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道理。專制者對民眾的暴虐屠戮是必然的,民眾只能從被屠戮的血泊中認清專制者的罪惡,從麻木中驚醒……」。說得多麼好啊!可是有人卻把專制者對覺悟民眾必然會有的鎮壓,(就像當年鎮壓「右派」)說成是你「一個勁的往刀上碰」,言下之意,你早點檢討、認罪不就行了嗎?鐵流先生,真不愧是個聰明人。
至於所謂「魚蚌相爭,漁人得利」完全是個不倫不類的比喻,民眾要求肅貪懲腐,是正當的訴求與維權,不是與誰爭利。也不存在什麼站在一旁的「漁人」。如果硬要說有什麼人「得利」的活,6.4一開槍,貪官污吏,奸商騙子,莫不彈冠相慶。從此腐敗之門大開,勢如濁浪排空,益發不可收拾。當年的「官批,官倒」如果比之於肝炎、結核,鬧到今日,貪腐已勢成癌症、艾滋了。這難道能叫「漁人得利」嗎?
說句題外話,我與鐵流先生多年相交,忝列知末。故早知鐵流對89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素有微詞。正如他「記憶」一文中所說,他當時就可利用老闆的權力,不許其員工去天安門。事後諸葛亮可以說你是為了保護員工,實則當時就是不支持,不贊同學生的行動。甚至(恕我冒昧說一句)認為學生妨礙了他正熱衷的發財夢。去年我在成都與幾位當年的「右派」朋友喝茶。其中朱國干與曾伯炎二位「右友」,對鐵流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稱,「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關鍵是「反右」問題,六.四算個什麼「?他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而朱國干先生知我要去北京鐵流家作客。請我務必將此意見轉告鐵流。並請我在北京見到另一位在國內、外都深負重望的學者時,也務必談一下這個問題。後來這兩件事我都給人家辦到了的,算是「不辱使命」吧。那位學者同意我的觀點。而鐵流則固執其見。
至於鐵流先生在「記憶」一文中稱:「『6.4』事件的利與弊,它到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是加速了國家民主的進程還是滯後了國家民主的進程?那些政治人物,上至鄧小平、趙紫陽、李鵬以及鮑彤、陳一咨和學生領袖們,功與過,罪與錯,是與非應怎麼評說?不能用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什麼叫「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鐵流先生語焉不詳,我不敢妄測。但我可以明確地告訴鐵流先生,1989年愛國學生民主運動,必將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輝煌的一頁而永垂青史。學生沒錯,開槍有罪。不僅如此,這場偉大的運動,對全世界也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兩年後的蘇聯崩潰和東歐的解放就是最好的明證。正如當代作家舒心和孔捷生所指出的那樣:
「歷史沒有終結,記憶還在燃燒」。
「89民運改變了世界,傳遞火種的前驅卻倒在血泊之中。這是中國人最輝煌的記錄,亦系最恥辱的一頁」。——僅藉此言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2009年5月24日完稿
(2009年6月4日首發《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