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4日訊】認識論和方法論是與知識份子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氣質緊密相連的問題，所以，大約從七三年開始，中國當代知識份子問題成為我關注的中心問題，一九九零年，我到魯爾大學馬漢茂教授那裏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問題的時候，它當然是我的主要題目之一。為此，我經常和馬漢茂教授談論知識份子問題。我當然是把馬漢茂教授作為知識份子來看待的。這一點特別對我這個剛剛從中國出來不久的人來說，是不會懷疑的。然而，沒想到有一天在我和他談知識份子問題的時候，他突然
半開玩笑地說出一句話，知識份子問題的確很複雜！我算不算？教授是否算是知識份子，還是有爭議的！
馬漢茂教授的這句話，以及其後我對知識份子問題的研究所遇到的一些描述困難，促使我幾年以後試圖重新定義（用Intellectuls），來考證區別中國的知識份子。但是現在，在紀念馬漢茂先生去世十週年的時候仔細想來，作為有著固定的歷史及思想含義的「Intellectual」，「知識份子」，無論教授這個職業是否算是知識份子，馬漢茂卻是一個具有典型知識份子特點的人。
一八九二年出現的這個「Intellectual」——「知識份子」概念，它指的是那些為追求觀念，以思想為生活的人，那些不斷審視他所在的社會，及其現存價值的人。它明顯地區別於那些以知識和技能作為工具或商品謀生的（Intelligent）各類人員。
馬漢茂的職業雖然是教授，但是他讓我感到，他其實和我一樣，是一個耽於知識和精神問題的人，而不是一個能夠拘泥於技術細節，沉溺於重複性工作的人。
在紀念會上，他的兩個妹妹說，馬漢茂少年時代，喜愛彈鋼琴，還會吹管樂，喜愛動手做一些樂器之類的東西。這就讓我更加感到，他充滿藝術氣質，生來就是一個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的特殊氣質，使得他生來就被夾在思想和現實的矛盾中。而這個思想和現實，在我，在馬漢茂，都更加尖銳地顯現在精神氣質與政治的衝突中。在我，是因為我生長在一個極權專制的社會中，在馬漢茂，則是因為他特有的研究對象，研究工作，以及他自己的個人生活讓他同樣擺脫不掉政治的束縛，政治的困擾，甚至迫害。
我還活著，還在「剪不斷，理還亂，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中掙扎。這是因為我覺得我還有義務、責任，有能力繼續做一些努力。而他，大約是因為生活在更自由的西方，因而選擇了另外一條擺脫這無謂的、困擾的途徑。
……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原來東西方都是一樣的。
政治對於生於其中的人的困擾，對於人的異化，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覺察到、領悟到的。但是馬漢茂不但能夠覺察、領悟到，而且能夠深切地體會到那難以解脫的矛盾。
九十年代初期的一天，他剛剛作為德國外長根捨的顧問訪問過中國，我見到他，不料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仲維光，很丟人，是吧？」「一個教授居然和政治人物糾纏到了一起！
」這令我十分詫異。我詫異的不是他陪同根捨訪問，因為我知道他的性格和我一樣，有這種好奇心和干預心，我詫異的是他居然能夠如此冷靜地拉開距離看待這件事情。
同樣在他逝世十週年的紀念會上，我獲知，王容芬的丈夫就是由於根捨在那次訪問中，向中國外交部明確提出他來德國的事情，才得以來到王容芬的身邊。我當然相信，這件事情如果馬漢茂教授沒有陪同根捨訪問中國，大約不會如此順利。但是他在見到我的時候，卻沒有沾沾自喜地說這個結果，而只是自嘲。
他真的是接觸政治，甚或可以說喜愛政治，但是他也知道，或者說天性裡就深深地感覺到，「政治、政治人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一九九八年深秋，我陪旅德中華學術聯誼會邀請來訪的台灣翁松燃教授去他家做客。在聊天中，他對於捷克哈威爾總統對德國政治人物，及德國社會文化的吹捧非常不以為然。聯系到德國的排外現象，他說，如果再來一個經濟危機，德國再次選舉出一個希特勒類的人物上台也是非常可能的。他的敏感、清醒、超然讓我吃驚！
馬漢茂對他所研究、接觸的中國知識份子公開批評很少，然而，就是這個對政治的感覺和認識，肯定會使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我們這些被政治污染了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問題。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九零年，由於八九年東歐的勝利，使得他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失望公開化。他少有地公開批評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現狀。他以在國內「極負盛名」的嚴家其的《首腦論》為例說，這本書前幾頁居然選有大量和各國首腦等政治人物的合影，這在西方是令人奇怪的。因為這對於一位自認為是知識份子的人來說其實是一種嘲諷。看一本書的水平如何，只要看它的註解、索引就可以知道。然而，這本《首腦論》的註解、索引卻大多數是不能在學術著述中引述的。
我當然知道，他的這種批評實際上基於他的專業，以及他對中國的熱愛。八十年代，歐洲人非常關心中國的變化和發展，馬漢茂也非常願意讓德國人看到中國，並且能夠從他的研究和介紹中有所得，有所借鑒。對於中國國內產生轟動效應的很多文學作品，他都想立即翻譯成德文，如高行健的作品就是他最早介紹到德國來的。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這些小說，寫出五十頁，居然還什麼都沒有發生，都是東拉西扯的說教，這怎麼可能，人性哪裏去了？「小說」哪裏去了？
我聽了，只有苦笑，我知道，一方面的確那個社會的「人」、「性」都被扭曲了、消失了；另外一方面作家自己也都是被扭曲的、變態的，他們已經習慣於意識形態化的空話了。他曾經多次試圖翻譯被譽為中國良心的巴金的《隨想錄》，為此，他也多次對我談到他的不解。他說，我看了很多遍，結果依然發現什麼也沒有說出來，幾乎很少有價值的內容與反省！
他擔心他的理解有誤，所以多次問我，是不是如此？我當然理解他的困惑，因為到八十年代初期為止，在世界其它地區對共產黨及其社會的罪惡，知識份子的反省作品已經汗牛充棟。單只是蘇聯，帕斯捷爾納克的苦惱，肖斯塔科維奇的痛苦，索爾仁尼琴的開掘，布羅斯基的感觸，甚至如愛倫堡、葉甫圖申科、艾特瑪托夫這類作家都為人們展示了一些不同層面的現象、問題與反省。然而剛剛經歷過人類歷史上最殘酷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在生死線上掙扎過的巴金，卻仍然沒有真正的、稍微純粹一些的「人性」的覺醒，而這樣的東西居然在中國轟動，這的確匪夷所思，是那個社會以外的人的所無法想像的。
由於方勵之事件的社會政治影響，馬漢茂曾經以最快速度在德國出版了德文版的《方勵之文集》。但是也是在翻譯出版的同時，他同樣多次對我說，對德國人來說，方勵之沒有說出任何新意，沒有提出任何有價值的看法。中國的知識界的這種情況，如何向德國人解釋呢？我知道，馬漢茂看到的現象，提的問題沒有錯，但是同時我也知道，這正是中國社會與知識界更應該反省的地方。
為什麼？究竟為什麼會如此？
這一切當然不僅反映在巴金等人身上，也反映在我們每一個那個社會的批評者，也就是所謂異議人士身上。甚至可以說很多「形式」在異議人士身上或許比在正統社會的精英們還要嚴重。因為這類異議人士還沒有「權力」，還沒有「成就」。
最近十年，打著詩人、作家的招牌的人甚至推廣了比「合影」更為流俗的做法。腐敗，囂張地在知識界蔓延。一張照片，一個報紙報導，就會被「知識份子」們利用電子網路的便利，群發給所有人，並且無恥地加上「歡迎張貼、傳播、宣傳」。
但是我仍然不認為這是最嚴重的，這不過是一些還沒有上場資格的雛兒。我認為可以說嚴重的是，到二零零六年，我在國內的一位老師居然還寫出《懷念知識份子的知心者胡耀邦》，如此命題，近乎荒謬內容的回憶胡耀邦的文章。且不說這個「知心者」指的是一位已成歷史定論的極權主義政黨的領導人，即便指的是民主社會的一位政治領導人，也是極其令人尷尬、厭惡的一種稱謂。這篇文章收在蘇紹智、陳一諮、高文謙主編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明鏡出版社）一書中。這一年距離嚴家其先生的《首腦論》一書的出版已經二十多年了。作為政客、幕僚陳一諮、高文謙編出這樣的文集無可厚非，但是作為知識份子，作為一個曾經在共產黨社會之前受教育，又經歷了共產黨黑暗，並且所謂有所反省，最近三十年又經歷了開放的知識份子寫出這樣的文章，實在是讓人欲哭無淚。這是正常社會的知識份子所絕對不可能寫出來的文字。這是入鮑魚之肆久聞不知其臭，並且血液中流動著共產黨的文化精神的產物。只有在極權社會，政治統帥一切的社會，才會無論什麼都從政治上考慮，甚至把知識份子養成了以政治為階梯，以政治為榮，以政治人物為虎皮的精神狀態。
政治已經不僅困擾，而且扭曲改變了知識份子的靈魂以及肢體！這就是毛澤東的所謂共產黨的政治已經把這類知識份子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我相信，他們自己或許可能真的已經失去了感覺到這些的能力。因為對此我自己有深刻的體會。例如當馬漢茂先生批評嚴家其先生的問題的時候，我就反省過自己。雖然我從七零年反叛出共產黨社會，就絕對不會、也的確從來沒有再寫過一行如「知心者胡耀邦」中那樣的文字，但是我對政治和政治人物的認識，對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的關係的認識卻還沒有擴展到西方社會、一般社會，還沒有那麼清晰。
認識到這一點，事後看可能會感到是容易的，因為你只要稍微翻看一下六十年前中文書，翻看一下時下世界各國學者的著作就可以看到。然而認識到這一點，我的經歷告訴我又是不容易的的，因為我花了三十年才看到，而有些人至今還是看不到！
在這裡我必須加一句，也正為此，這些年我的寫作都是力求說得牙白口清，並且具名具姓，一是為表示我負責；二是我知道不如此，人們就不會看到這個問題；三是問題嚴重到使我感到最有效地使社會，使知識界感到這個問題，才是最負責的辦法。君不見，二十年過去，至今「商女」，隔江猶唱「後庭花」！所以實不得而為之，只能向那些師長，同仁告罪。
知識份子和政治的關係，尤其是對於左派知識份子來說，一百年來已經成為歷史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我和馬漢茂教授交往的十年中，他給了我很多啟示，很多經驗、教訓。無論「知識份子」是否包括教授，馬漢茂從本性上說都是一位典型的知識份子。他，不安分而敏感、帶有很強藝術家的氣質；他，渴望從事知識和精神的探索，卻又無法離開現實；他，介入政治，但無法忍受政治帶來的混亂，政治人物的單調與弱智，實用和極端。
正為此，他接觸每一種政府，卻不會成為每一種政府的附庸；他好奇地介入每一種政治，卻不能投入每一種政治；他清楚政治，也清楚自己被干擾的學術。在這種困擾下，馬漢茂為我們，或者說為我留下了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兩難問題，一個漢姆萊特式的問題——知識份子與政治，介入還是不介入？介入，又究竟應該到哪裏為界？
儘管和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馬漢茂相比，這個問題對於第三世界，極權主義專制下的知識分子更為尖銳，更令人困惑，但是它的存在卻是普遍的，永恆的。「政治」困擾著知識份子的精神探索。介入政治是困擾、痛苦，離開卻又不可能。因為你無法絕對地離開，絕對的離開是另一種痛苦的煎熬，一種對於道德和知識的真正的生命力、人活著的責任的遠離。這一切，馬漢茂的用他自己的追求、痛苦，以他的教訓告訴我們，如果想讓人格不分裂，只有清楚地遵守兩條規範，道德的和學術的，忍受現實的痛苦，貧困和寂寞！
其實歷史在這方面，就在我們身邊留下了很多的具體的例子。馬漢茂當然是一個，但是中國的黃萬里、陳寅恪，乃至洪謙都是在政治的困擾下，不失底線的典範。我曾經讀過黃萬里先生九十年代就三峽問題給中共領導人的信，以及其它的文稿，因為右派問題經歷過地獄般的生活的黃萬里先生，對領導人居然沒有任何虛套的，社會流行的話語。有事談事，清楚簡練，其語言之乾淨，精神之超脫，居然看不到五十年共產黨統治改造的任何痕跡，這讓我肅然起敬，高山仰止。
我曾經和性格經歷與黃萬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位知識份子，著名分析哲學家洪謙接觸過。他是一個性格極為內向的人，沒有明顯的、明確的反抗，但是也沒有任何「屁」話、「黨」話。他的確曾經在五六年寫過一篇帶有屁話的對於哲學家馬赫的介紹文章，但是他為此後悔終生，多次公開表示不會再做第二次。由於有了這個教訓，後來他再也沒有寫過這類昧心的批判文章。
黃萬里、陳寅恪、洪謙，讓我深切地感到：高山所以風雨無損，流水所以塵腐不染，就是因為他們有著堅實的學術訓練和道德根基。他們堅守了這兩條底線。堅守這樣兩條底線當然絕非易事，黃萬里付出的代價是生活的坎坷艱難，而洪謙付出的則是由於精神和內心飽受蹂躪和折磨的痛苦。這個普遍的問題，永恆的問題，生活在民主社會的馬漢茂的當然也不可能徹底繞開這生命中，生存中的矛盾，漢姆萊特式的問題。
是馬漢茂，在德國最先翻譯《毛澤東選集》，最先出版《鄧小平文集》，在中國政府的眼裡，他當然是最早的拉攏對象，可用之人。可最終馬漢茂還是遠離政治，遠離政府。這就和當今的黑伯勒（Heberer，杜伊斯堡大學政治學教授）、顧賓（Kubin，波恩大學漢學教授），和其他不少漢學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不但因為譴責六四，那千年暴行，而且因為對專制文化、政治的分析、批評，被中國政府牢牢地封鎖在中國之外。就在馬漢茂被封鎖，被打擊的時候，一些漢學家用對專制政府的綏靖與合作換取中國大學的名譽教授與支持，用取悅和直接、間接的歌頌換取中國使館的宴請和交流。
專制不僅用直接的打擊，而且用鄉願的沼澤淹沒，摧毀這敏感的，風中孤獨搖晃的蘆葦。不錯，十年前的六月八日，政治摧毀了生命，吹滅了風中閃亮的蠟燭。然而，政治的困擾、迫害卻讓我們看到，馬漢茂，最終是作為一個極權專制政權的仇敵逝世的。而這，就注定了他一定會受到人們的景仰！注定了他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因為就是黑伯勒們自己也明白，任何為專制政府塗脂抹粉，得到專制政府好處的人，是絕對不會有好名聲的。他的後代和親友都將永遠會分享他的惡名。
馬漢茂在十年前的六月八日去了，是在無奈與痛苦中去的，是在懷疑與反省中去的，是作為知識份子和藝術家去的！
他為我們留下了無盡的思索，無盡的懷念！
政治迫害著我們，困擾著我們：
我們是在和風車斗，還是在和現實鬥，抑或是在現實中掙扎……
一個百年來的問題，一個永恆的問題！
2009-6-19埃森
原載《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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