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國際藏漢會議於八月六日在日內瓦陸際飯店開幕，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學者、民運人士和新聞從業者一百多人與會。我作為歷史與民族學者也受邀與會，且有內人同行，它是由國際和解協會和瑞士西藏友好協會籌辦，流亡政府涉漢事務官員主持，達賴喇嘛作書面和即席講話，政治學者嚴家祺作邀請發言，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仁波切意為寶，喇嘛的敬稱）全程出席了為期三天的會議。
這個主題為「尋找共同點」的族際會議適逢其時，達賴喇嘛出境流亡已經過了五十週年，他的非暴力主張為西藏人民的苦難博得了舉世的關注，而上月初烏魯木齊發生的惡性事件，又標誌中共死硬的民族政策已走入『敬酒不吃——吃罰酒』的空前困境。在如此嚴重的態勢下，北京高層有拖無決，它的內部則不可能不反思：西藏和新疆問題還再拖得過一個二十年嗎？
兩個月前在達蘭薩拉認識的旺珍拉姆小姐也從印度趕來，她的外祖父是阿壩地區藏族頭人，文革中受到嚴重迫害；旺珍拉姆的母親是流亡政府藏漢和談工作小組的成員之一，當年去新疆支邊時與一位南京支邊青年結合，育有子女數人。旺珍拉姆和母親認同西藏，不畏艱苦來到印度參加流亡事業。內人張寧華女士也是南京人，聽到如此感人的鄉里故事，不禁流下了眼淚。
共產黨是中國民主事業的大敵，而且它又把解決民族問題扭曲成『反分裂鬥爭』，這就使某些追求民主的勇敢人士，在民族問題上反而畏縮不前。然而近年這種狀態大幅轉變，這要歸因於西藏流亡政府不斷努力和達賴喇嘛在世界上的崇高威望，也要歸因於茉莉、曹長青等漢族作家經年為西藏人民大聲疾呼，這次藏漢精英在日內瓦『尋找共同點』，實際是他們思想合流的水到渠成。
整個會議顯得輕鬆和諧，各種觀點都能得以表達，與會者的普遍情緒是：同情西藏人民的處境，欣賞達賴喇嘛的人格，懷念胡耀邦的民族政策，厭惡北京的歪曲宣傳。雖然也有幾位臺灣和原大陸人士表現了對西藏獨立的個人期望，但遠沒有達到有人宣傳的『綁架大會』或者『誤導達賴喇嘛』的效果。當然，達賴喇嘛也不是一個輕易會被人誤導的人。
共同點的中心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這條道路核心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下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這不僅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有民族自治的操作餘地，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也有利於西藏的經濟發展，達賴喇嘛的回國更會有利於解決全中國的民族問題。因此，這個能夠創造多利多贏格局的共同點，也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需要，除非它沒有政治智慧。
香港《亞洲週刊》會後報導，以新華社為背景的《新華網》認為這次會議是『達賴與海外動亂分子的新勾結』。事實上，一些有親北京立場的海外新聞專業人士也應邀與會，他們在會上也都暢所欲言，會後則先聲發表報導或評論，當然也會將達賴喇嘛的善意報送北京政府，因此《新華網》的『新勾結』說法非常不當，是一種過時的『陰謀思維』。
八月七日的上午和下午，於陸際飯店的十八樓，達賴喇嘛和桑東仁波切分別會見嚴家祺先生，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貢噶扎西先生作翻譯，我均出席作陪。達賴喇嘛對這次會議非常重視，他很懇切地對嚴家祺說：『最重要的是爭取知識份子，如果能夠爭取到一千個知識份子，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功。』我想，這次會議本身就是達賴喇嘛與海外漢族知識份子的一次直接互動。
一九三五年，達賴喇嘛出生於青海省湟中縣的一個農家，因此外間都很關注他的健康，而北京方面則期待著他的圓寂。這是我第三次見到他，他看上去很健康，袈裟裹著一副壯實的身骨，可能是由於性格的開朗，所以完全看不出他是一個七十四歲的人。據說他去年切除了膽囊，那只是很小的常規手術。北京當局對他的健康和長壽，或許還須要作更長期的思想準備，在期待中不要貽誤了自己的時光。
達賴喇嘛也懂一些漢語，不僅會說像『共產黨』、『毛主席』、『社會主義』、『帝國主義』，也會說『完全同意』，有時還與翻譯討論用詞。之於一個磨難成的名人，恭維或許是另一種折磨，上次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我就注意到，他對漫長的恭維會很沉靜，但是一旦有新鮮話題就會興奮起來，有時還會插話，使談話變得非常熱烈。他對下屬也很客氣，我不懂藏話，只覺得他們是在商量著什麼，他沒有一點居高臨下。記不得在什麼地方讀到，連毛澤東也說他的態度好。
他對科學似乎特別有興趣，在達蘭薩拉有人介紹我過去是學物理的，他的眼睛就一亮。這次我請他在一本他談科學的書上簽名，他看了一下書名，然後對我說：『是我寫的，我只是半個科學家。』據說他對下屬說過，如果佛經與科學有牴觸的話，不要隨意地反對科學。他曾經說自己是一個『覺悟了的人』，我認為這是一個深度覺悟了的僧侶，在面對挑戰時對宗教更深度的信心。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一種令人無法拒絕的低訴求，但是北京當局還是以最專橫的語言欺凌他。這位受了五十年折磨的謙卑僧侶，卻以悲天憫人贏得了世界的認同，不止一個西方人對我說，他的影響已經超過羅馬教皇。人類歷史只產生過不多的幾位聖人：釋迦、基督、甘地……，在達賴喇嘛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一種脫凡的聖性，青海省湟中縣無疑也將呈獻這位藏家子加入這個榮耀的行列。
嚴家祺曾擔任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他對達賴喇嘛說，鄧小平以為只要解決溫飽問題，就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事實證明鄧小平的想法錯了。近來中國經濟發展頗有成績，但突發事件愈鬧愈多，愈鬧愈大，去年的西藏事件和今年的新疆事件表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都有問題，而且是金錢物質所解決不了的大問題。但是，北京領導人的膽子卻一代一代愈來愈小，他們要名譽要地位，然而誰也不敢做決定，誰也不願負責任，甚至不願對共產黨的未來結局負責任。
嚴家祺對達賴喇嘛回國表示極大的關切，他不僅認為這是達賴喇嘛作為中國公民的無條件的權利，而且認為它可以是中共解決民族和宗教問題的一個舉重若輕的切入點。他認為達賴喇嘛第一步可以先去五台山朝聖，這將是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和解的象徵，一定會受到世界輿論的歡迎。嚴家祺向達賴喇嘛建議，對於未來的自治區域和方法，可以在他回國以後進行協商，不必成為今天的障礙。
達賴喇嘛回憶近二十年前在巴黎見到嚴家祺的情景，他說他對北京政府二十年的作為很失望，但對中國知識份子卻愈來愈有信心。達賴喇嘛指出不要過分地糾纏歷史，歷史也未必能規定現狀，只是中央政府有些說法不合理，譬如元朝統治過西藏，就說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份；那麼元朝統治過中國，中國又是不是蒙古的一部份呢？今天西藏必須依附於一個大國，最好就是中國，這不僅是因為藏漢兩族歷來相處得很好，而且留在中國對西藏的經濟發展有利，對藏人的物質生活有利。
對歷史和現實，對人民的物質利益，達賴喇嘛都持客觀的態度。這時我打斷了他的講話，他立刻就停下來聽我說，我用英文對他說：『We are not only searching for the fact of history, but also the solution for the future.』（我們不僅要研究歷史事實，而且要尋求未來的答案）他聽了以後很表贊同。
會議最後一天達成《共識》，這份求同文件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宣稱的「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份」與歷史事實不符。』近一百名與會者無人提出異議，因為這不是否定今天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而是肯定這種現實格局的更理性的態度。否則，若唯有自古以來的領土，才是未來不可分割的領土，那麼西藏反而可能有分離出去的藉口了。
桑東仁波切是一個思維縝密的學者型人物，他在開幕式後回答問題，也是提供西藏方面的全面立場，有些問題相當尖銳，如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內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的可能性的質疑，他則以『權利的可實現性』作的理性闡發，表達對未來充分現實的估計，予我以深刻而悲情的印象。
在與我們私人見面時，嚴家祺問到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領土問題，我畫了一張草圖，他在上面用藏文和英文標明了幾個宗（縣）的位置。我注意到他不僅對國際條約、地理水系瞭解得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場也毫不含糊，而且對歷屆中央政府的態度非常尊重，顯然他明白邊界問題是必須由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來解決的。我想他的這種態度也能為未來流亡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合作創造了優良的氣氛。
在討論《共識》中關於『藏人的民族自治權，政治選擇權，宗教信仰的權利』的時候，會場上發生較激烈的爭論，一部份人認為應將『自治』改為『自決』；另一部份人認為《共識》主要面對中國大陸的廣大民眾，當前民眾的覺悟尚未及理解『自決』的程度，而且往往將其誤解為『獨立』的訴求，故爾『自治』實為較少阻力的用字。爭論相當激烈，最後以表決通過已公佈的文件。
這次會議非常成功，藏方對漢族知識份子有高度的期望，但又對各種不同意見表現了高度的理性。儘管與會漢族人士對北京方面的錯誤政策有不同的批評程度，但又對西藏人民抱有一致真摯的善意，可以展望藏漢兩族民間交往會進一步發展，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具體內容會在兩族的互動中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從而得到兩族人民更多的擁護和支持。
二○○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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