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記者歸來 美議員:自由媒體曝光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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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9日訊】(大紀元記者劉菲洛杉磯採訪報導)8月5日凌晨6點,當兩名被北韓劫持的美國女記者凌志美(Laura Ling)和李雲娜(Euna Lee)及前總統克林頓乘坐的飛機抵達洛杉磯的伯班克機場時,上百名各大媒體的記者和攝影師已經在機場守候了一夜。他們通過鏡頭把二人從舷梯上走下,和已經焦急等待了140天的家人擁抱團聚、喜極而泣的場面傳遍了美國及世界各地。人們無不為兩記者的安全歸來而歡呼,這其中就包括曾為二人獲釋而努力奔走的加州第40選區國會議員艾德‧羅伊斯(Ed Royce)。


被北韓關押的兩位美國記者凌志美(前左二)李雲娜(前左四)在機場與家人團聚。 (攝影:季媛/大紀元)


為瞭解美國朝野此次營救凌志美和李雲娜所做努力,記者7日電話採訪了從華盛頓回到選區辦公室的羅伊斯。他不僅是眾議院對外事務委員會亞洲小組資深成員、而且是被綁架的華裔記者凌志美的母親王美燕(Mary Ling)的私人朋友。

羅伊斯首先強調這兩名記者是在試圖揭露人權侵犯的同時自己也遭到了迫害。當他得知兩位記者被判12年勞教時,就想起自己曾經見過的北韓勞教所倖存者,聽他們訴說所遭受的酷刑看他們展示身上的燒傷。「我沒對Mary直說,但是我感到一定要讓兩個人儘快獲釋,因為一旦她們被從拘留地轉到勞教所,能從那裏活著出來的人是很少的……我們曾經有一個案例,是一位伊力諾依州的居民被北韓抓走。他後來在監獄裡喪生了,我們一直沒辦法得到他的遺骨。伊力諾依州的代表為這個案子工作了多年。」

羅伊斯表示為了營救二人,他曾與國務卿希拉里會談了三次,又和幫助美國與北韓斡旋的瑞典大使館進行了會談。他還致信給奧巴馬總統,指出兩位記者所面臨的危險處境,並要求他對此事給予緊急的直接關注。

儘管兩記者是被北韓特赦而不是釋放,羅伊斯仍然認為克林頓此行是成功的。他說:「第一,我認為金正日除了得到(和克林頓)合影留念外沒得什麼便宜。第二,我認為對金正日不利的是,經過此次事件,自由亞洲電台向北韓的廣播大大擴展了,結果是40%北韓內部的反正者告訴我們他們在盯著廣播中的消息。甚至有政治局的成員也在聽我們的廣播。」

「在Laura和Euna被釋放後,我通過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向北韓民眾說,『這兩位記者是在為缺乏人權自由的北韓人而發聲,她們在記錄那裏的饑荒、營養不良和販賣婦女,並讓全世界知道北韓悲慘的現狀。而這就是她們付出的代價,被判12年勞教。』因此我認為金正日得到的公眾關注都是負面的。」

對於有人說這兩名女記者不應該去冒險,害得美國不得不與獨裁者談判,羅伊斯反問:「你能說記者不應該揭露前蘇聯的古拉格、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發生的事情嗎?」他又舉例:「如果在1930年代末有記者去記錄德國的納粹集中營,你能說不應該去冒那個險嗎?而實際上這些集中營是在美軍到達時才被發現。我的父親就在解放這些集中營的時候拍下了照片。然而當世界知道的時候,8百萬人已經失去了生命。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在記者承擔風險時,我們要和他們站在一起。」

他表示這兩名記者早在幾個月前就應該被北韓釋放了,「但我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努力」。他說此次營救所發出的信息是:「將來有記者敢於為無聲的人發聲,而極權統治試圖壓制你時,我們會來援助你。」

眾所周知,北韓只是中共前台的一個傀儡,如果不是中共在背後撐腰,這個巴掌大的落後共產小國不會倖存到今日。對此,羅伊斯說:「如果能爭取中國的合作當然好,但是命運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

他說:「我們有能力關閉其在澳門的銀行賬戶,這樣金正日就沒錢再繼續擴充其軍力。過去財政部就是這樣做的,結果使金正日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財政部這樣做是因為北韓通過偽造百元美鈔賺了很多錢。但是後來國務院卻把這一措施給推翻了,是我們自己的國務院決定又把這些賬戶打開了。」

他表示通過和美國智庫及財政部內的人進行討論,他們一致認為斷絕金正日的財源是最佳途徑:「當他的將軍們得不到錢,而政府內其他人獲得巨大利益並且在呼風喚雨時,這時你再開始談判,金正日另有想法也就不奇怪了。」

在共產主義國家生活過的人,會感到共產主義是一種附體,它能剝奪人們用人性思考的能力。對此羅伊斯表示同意。因此,他建議奧巴馬政府在對付北韓、中共這樣的共產獨裁者時,能採取里根總統曾經採取的戰略:「我鼓勵他以長遠的眼光看待這一問題,我們的戰略應該和羅納德‧雷根對付前蘇聯的戰略相同。我們的目標是團結那裏的人民,而不是極權統治。而且我們的戰略應該像雷根通過自由歐洲電台等(這樣的媒體)來實施,並且通過簽訂類似《赫爾辛基協定》,或其它方法來推行人權。通過自由電台、人權來迫使政權從內部改變。」

羅伊斯深諳自由媒體對改變極權統治內人民的作用,當記者提到新唐人電視台因為向中國大陸廣播自由信息而被切斷時,他表示:「我試圖為新唐人就衛星傳輸一事進行干預,但是中國操縱了局勢。你知道不僅是(美國)政府的廣播促進了東歐的改變,來自私人的廣播也起了同樣作用。」他指出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就說過,正是這些自由世界的廣播改變了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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