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

在政治方面，國際社會自1989年六四之後從未真正相信過北京政府。然而，中國那持續了三十餘年的經濟成長卻讓國際投資者充滿信心，他們相信中國經濟將長期一枝獨秀。但最近，這種懷疑已經開始擴展到經濟領域，即使是他們曾經認為最能說明中國經濟發展成就的GDP總量與成長速度，現在也未能逃脫這種懷疑。

話說觀察中國，如果只看官媒，肯定與事實有諸多不相符之處。如果細究下去，那真相卻讓當局難堪。這次的難堪至少有這麼幾重。

最近，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不信任通過各種管道釋放出來，既有政治的，也有經濟方面的，甚至就連西方商人與中國政府之間骯髒合作由成功到失敗，無一不被拿出來晾曬，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未曾發生過的事情，意味著中國的國家信用正在崩塌。

今天中國財富分配本就嚴重失衡，高房價與醫療、教育費用過高，本就迫使大部分人民不得不壓縮正常消費，導致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如果再加重稅負，只能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如此下去，前景不問可知。

最近，中國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宣佈要改革養老保險體制。那句拗口的「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基礎上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的政策建議」，真正要表達的意思是：中國養老金賬戶寅吃卯糧，空賬額巨大，加上社保基金總體收益率僅為5%，無法支付國民的養老金，因此要增加社會成員的繳費年限，延遲至65歲領取基本養老金。說白了，即讓全體中國人多交錢，少領錢，為政府分憂解難。

最近在微博與推特上流傳一段話：「【一個傳播了半個世紀的謊言】：中國貧窮是因人口多造成的。中國人口密度在全球排名為 55名。排在中國前面的國家幾乎都比中國富裕，歐洲國家更是如此。亞洲比中國人口密度高的日本、新加坡都比中國富裕得多，亞洲人口密度最低的蒙古卻是最貧窮地區。顯然將中國問題怪罪於人口太多，是巨大的謊言。」

中國官員不信任組織，是因為中國政府信用極差，比如歷次政治運動與反腐，都會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但結果卻是：定罪依據往往就是根據當事人自己坦白的證據。因此，官場早就流行「坦白從嚴」之說。這就是官員公開財產雖經多年倡導，至今未能成行。赦免之說，幾乎都被官員看作是引蛇出洞。以上海2010年要求市管幹部申報房產為例，雖然說了不追究，官員們卻普遍採取「掂量著申報」，據說沒有幾人如實申報。

在中國出現懸掛「誓死保衛十八大」的橫幅標語之時，官方宣佈「薄谷開來」案將於近日開審。此舉無疑表明中南海高層想儘快了結此案，胡錦濤想藉此告訴那些明裡暗裡的政治對手：薄谷開來一案是刑事案，最多隻株連到那個「薄」；政治對手們雖然也早在5月初京西賓館會議胡的講話中明瞭這一點，但恐夜長夢多，希望儘快結案。

【大紀元2012年07月26日訊】中美兩國之比較在中國成了一件時氅事情，儘管兩國在政治、經濟、科技發展水平、人均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均擁有資源量方面都不存在可比性。但中國方面還是樂此不疲。前些時由西南財大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在其配發的解讀中聲稱：中國家庭淨總資產高出美國家庭21%。

四川什邡的環境維權抗議活動雖然暫告平息，但其中有一點經驗卻值得記取，那就是在項目環境評估過程中，公眾參與的實質性缺失。

最近20多年是中國城市飛速擴張時期。由於公共工程淪為政府官員尋租重地，地面的道路、橋樑、建築物成為豆腐渣工程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但中國城市生態系統最脆弱之處，卻是下水道系統的落後。每次暴風雨來襲，許多城市都會淪為「澤國水域」。中國當局每遇這種情況，總是喜歡用「百年一遇」、「幾十年一遇」這種說法表示這是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以此推卸責任。

最近幾天，據說國家環保局將通過一項行政立法，禁止民間環保自測。查其原因，應該是近年來環境衝突越來越頻密地發生，土壤的重金屬、空氣裡的PM2.5、看不見的核輻射時時威脅著國人的健康，環保人士或一些有錢人購買檢測設備進行環保自測變得越來越普遍。為了不讓國民因自測的「不科學」而變得多疑，影響社會安定，中國政府決定將環保數據發佈權及解釋權收歸國有，2009年下發的《環境監測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將被通過執行。

據何清漣談禁書《霧鎖中國》中說，對報紙的日常管理，就是審稿制度。政府不代替你審稿，但是在中國這個政治環境中生活久了，這些做報紙媒體的人都有一種「自律」精神，他們是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消息能發，哪些消息不能發。

異議人士、「六四」運動時期的邵陽工自聯主席李旺陽之死，也許在他與我共有的家鄉邵陽市——這座據說有千年歷史的古城寶慶並未引起多少人關注，但在美國紐約尤其是香港，卻有不少與他素昧平生的人在為他抗議，要求追查他死亡的真相。如果李旺陽地下有知，這或許多少可以告慰他那淒苦飄蕩的靈魂。

今年年初以來，發改委又開始悄悄扮演起「散財童子」角色，大批各種項目，1至4月份，新增項目增長8000多個，僅5月21日一天 就審批項目100多個。等到國人從湛江市長在發改委門前熱吻批文時，才知道「2.0版的4萬億刺激政策」早已低調出台。

時下中國的怪事多，5月22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的出版發行，應該算得上一件。為甚麼？因為這是部份文學藝術家向毛澤東親手製作的扼殺文藝自由的絞架頂禮。抄寫者當中，有些老人當年是歷次運動老將，有的在「文革」中曾被批鬥，一些年逾五、六十的中老年文人的成名，則是依靠80年代疏離毛的黨文化另樹一幟。如今，因向當局敬獻「投名狀」的政治需要，這些人終於走到一起來了，摹彷彿教徒手抄佛經的虔誠，將毛的這份講話抄寫了一遍。

這幾天，中國總理溫家寶再度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聚焦點。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現象，原因有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北京政府的關係，如果要用圖像描繪，會呈現出一幅與臺灣、西藏、新疆不太相同的圖像。臺灣是從原來不相交的兩道平行線變成繞在一起的兩股繩，目前臺灣還在為這種「緊密關係」感到欣然；西藏、新疆本是「中國身體」的一部分，但現在「中央大腦」對它們的指揮已發生末梢神經阻斷現象，必須採用強迫治療才能保證指揮暢通；香港則是政治經濟上與大陸其實已無可再分，但怨言四起，心理疏離日甚。

上週末，在RFA做Calling節目時，一位聽眾來電，談到中國政府最近允許養老金入市，讓人感到很不放心，害怕這些「保命錢」最後被倒騰光，還不如存在銀行裡讓人放心。我當時的回答是，這些錢如果存在銀行，利率太低，趕上不通脹速度，會嚴重縮水。明智的方式是用去投資。但關鍵是如何減少投資的風險，並加強對社保基金運作的監管。

各國共產黨政權的歷史表明，權力更迭時期就是統治內部危機發生之時。2002年中共 第三、四代權力交接順利完成之後，西方一些中國專家曾經讚歎這一黑暗傳統將在中國結束。但2012年中國發生的高層權力鬥爭再次證明，這一黑暗傳統並未結束。

今年中國「兩會」最引起爭議的政府行為，就是將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該草案中針對國民的「秘密拘捕」條款，引起中國民間各界一致聲討。人們認識 到，《刑訴法修正案草案》第73條之「人間蒸發」條款將是懸在國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每個人都有可能被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讓其「秘密失 蹤」。

兩會是北京為「政經精英與社會名流」提供的社交聚會。越來越多的兩會代表以做「黨的知心人」為其職責與榮耀，「人民代表」「政協委員」這身份既是黨恩賜的，因此只需要提讓黨與政府感到貼心的提案。越是黨不方便說出口的話，不方便採取的措施，越應該由代表與委員代勞。這就是近幾年來兩會代表「雷人語錄」越來越多的原因。

現階段中國諸多社會矛盾都與收入分配不公緊密相連，它已成為牽動全域的一個首要問題。但追根溯源，收入分配不公源於中國政治體制，只要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不改變，中國收入分配體制的改善就毫無希望。

3月4日人大開幕前夕，十一屆中國人大五次會議發言人李肇星在記者會上答記者提問時，首先肯定直選制的優點，但話鋒一轉，重申中國不適合一律直選，其理由是「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實行直接選舉還有困難」，中國選舉制度採取「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的辦法，這符合中國的國情。」

今年2月以來，由於重慶前公安局長王立軍出事，有關「太子黨」接班還是平民出身的高幹繼續當政，再次成了一個似乎與中國前途相關的大問題。海外中文媒體上各種貌似「中南海快訊」的說法除了將水攪得更渾之外，爭論雙方努力給受眾一種印象：自己不贊成某派的原因，是因為某一派當政，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災難。

最近的王立軍事件，至今只有三個關鍵因素確切無疑：一、王立軍去過成都美領館，一天之後又「自願離開」；二、國安部副部長邱進等數人在成都美領館之外將走出來的王押解進京；三、此事件的發生對薄熙來政治前途非常不利。

從今年1月開始發酵並日趨激烈的中港矛盾，表面上被歸結於香港人對內地人大量進入香港侵佔福利等資源不滿，但實質上卻是「一國兩制」之下不同文明的衝突。

2月4日，北京在聯合國安理會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上投反對票，與其說是出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考慮，還不如說是為中國保留國際生存空間這一利益考量。至於敘利亞的爭端將曠日持久、充滿慘烈血腥的爭鬥而引起的人道災難，根本不在北京考量之列。西方國家與阿盟對北京此舉的憤怒，以及各國媒體的強烈譴責，從北京現在那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應對方式來看，都未超出其算計之外。也許俄羅斯的投機表現有點出於北京意料，不過這不影響北京在敘利亞內亂上的表態。

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除了前文所述的權力尋租（這套把戲主要用之於同類國家），在歐美等民主國家遭遇到的障礙，則是中國企業及其產品從娘胎裡帶來的先天疾病：缺乏誠信。

今年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中國極待改變海外投資負面形象」成了討論主題。1月26日，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拉米在該論壇的一個討論會上說，「外界有這樣一種看法：中國是資源掠奪者、新殖民主義者，以及技術盜用者，也就是說，中國是個不按規則行事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