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9日讯】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官场，危机四伏，一桩桩丑闻随着反腐风暴的强大攻势，接连爆出。前段时间的一个丑闻是，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焦俊成在任荆州市委书记期间，把他的情妇（原来的三陪女）提拔为自己某辖区的宣传部长。一时间街头巷尾关于“三陪女当宣传部长”的种种议论沸沸扬扬。这一事件足见当今中国大陆官场，尤其是中下层官场的状况是多么令人忧虑。“吏治”这个古老的词汇一下子成了很多人的口头语。
地方官场污浊，异化现象令人心忧
有些地方官场的污浊现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一是贪官污吏，遍布官场。反腐斗争不断深入，贪官污吏也层出不穷。今天还是台上客，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可能会毁掉一个班子。腐败现象是官场污浊，吏治腐败的最典型现象。
二是卖官鬻爵现象严重。从最近几年新闻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可以窥见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
广西陆川县原副县长吴耿岳以舍得出大价买官而知名大陆，此公原任县人行行长，其间他先后5次向原玉林地委书记俞芳林行贿人民币90万元，终于买到一个副县长。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卖官案曾轰动大陆、惊动中央。当地有民谣云“位置要动，快把钱送”。检察机关指控王新康利用手中职权收受40余名干部贿赂70余次，人民币金额36万多元。河南曾是卖官鬻爵的重灾区，在王新康之前，安阳市就出了朱振江、杨善修两任腐败市长，这两任正厅级高官皆因卖官鬻爵“前赴后继”，锒铛入狱。而在河南的周口地区，原行署专员曾锦城也是一名卖官鬻爵的行家，曾锦城受贿33.2万元，其中有15起为卖官案件。
而在一些地方的民间传闻中，各级别官员都有价格，正县长、副县长、县局正职多少，等等在官场里都一清二楚。
三是买凶杀官现象令人震惊。震动大陆的此类案件，就是原广东阳春市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厅级）雇凶杀害不听自己话的市长一案。因为这起买凶杀官事件未能得逞，最后把严文耀这个大贪官揪出来了。像前段时间的“三陪女当宣传部长”事件的败露，也源于买凶杀官的败露。买凶杀官现象虽然属于个别，但却发人深思，因为它是，“清官受排挤，好官遭打击”现象的极端体现。
四是干部提拔暗箱操作，一把手一言堂现象，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组织程序。这一现象尤其在县级官场相当严重。一个三陪女通过造假，可以当上副处级宣传部长，就是典型例子。而在目前的干部提拔过程中，暗箱造作，常委们达成妥协，一把手一言堂现象更不是个别。
官场污浊直接折射出吏治危机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吏治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吏治危机，传统政治模式的必然产物
吏治一直是让中国大陆历代政权核心人物头痛的问题。吏治也是政权建设的头等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的吏治为什么总是在一定阶段、一个时期后就出现较为严重的危机，甚至导致政权崩溃呢？
关键原因还是实行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模式，就是今天，虽然建立了新政权，沿用的还是中央高度集权、而且权力得不到监督的传统政治模式。可以说，吏治危机是传统政治模式的必然结果。
传统政治模式的两个特征，是产生吏治危机的基础原因。
一是高度集权，民主成分较少。这种高度集权、民主成分较少的政权组织形式，要求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上强调其政治素质首先要过硬，即要对这种政权绝对忠诚。这种政治要求延伸到选才用人上，就是下级要对上级绝对负责，上级要提拔绝对信得过的人。这使得官吏的选拔往往重出身，重举荐。从春秋战国直至隋初，历代实行过“养士求贤”、“军功赏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多种选官方式。这些方式基本上是从统治阶级，尤其是贵族子弟中选拔才俊。这是传统政治模式选拔官吏的必然阶段。但时间一长，这种制度的陋习就表现出来了，那就是裙带关系盛行，结党营私，人才素质低劣，甚至形成门阀政治。这样长期发展的结果就是吏治腐败。
即使在科举制实行后，只是扩大了选才的范围，给普通文人以机会。但文人获得做官资格后，还是要靠攀关系，找门路才能获得提升。因为传统政治要求的是下级对上级要绝对负责，这种对干部的要求，是裙带关系、结党营私现象形成的必然土壤。
二是信息渠道不畅。因为无论是古代的传统政治，还是现在的传统政治，基本上都存在信息渠道不畅问题，古代传统政治中的信息传递基本上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正常的各级组织之间，另外一条是言官渠道（即权力监督部门：御使台）但这两条渠道都是封闭式的，时间一长，其信息的传递和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一级欺骗一级的现象必然发生。对于目前而言，虽然有现代化的媒体，但由于在舆论导向实行相当严格的控制。这一开放式的信息渠道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由于信息渠道不畅，使得决策者往往决策失灵，在吏治方面就很难有大的作为。在吏治出现危情之后，危及政权时才会引起权力中枢震动。但这时，已是冰冻三尺，扭转吏治已非轻易可为。
事实上，今天官场的吏治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政治模式所造成的。那么，要解决吏治危机，必须从根子入手，在中国大陆官场，导入现代政治的清新剂。
改革传统政治模式，导入现代政治清新剂。
事实上，中国大陆在吏治方面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但问题一是速度太慢，二是能不能坚持到底，到最后不走样。
首先是改革干部的委任制度。对各级的行政官员，由过去的上级委任为公开考试，如目前中国大陆各省所搞的公开招聘试点，就是很好的探索。以后在不断完善后，要逐步形成制度。而且每一级干部的提升也要经过公开的选拔考试。通过竞争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通过逐级的考试选拔，提高透明度，尽量杜绝吏治中的腐败。
二是要扩大信息渠道。目前搞的任前公示制度，是一种很好的探索。但以后这类制度要通过当地媒体的扩大，真正实现透明。在从基层到中央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应开辟开放式的传递通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
三是要改变过去下级只向上级负责的传统政治模式。应是向多数人、向人民负责。这就是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要扩大党内民主。各级政府的首脑应逐步由人民直选。这一进程要加快。
最后，在权力设置上要尽量分解权力，不能让权力过于集中。
今日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已相当高，现代科技、现代传媒相当发达，民众素质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很丰富。所以要走出吏治危机并不是太难的事，只要制度健全，目标对头，坚定走下去，就会迎来中国吏治的清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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