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4日电】蛇年，中国足球的整体内涵是什么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调整。
龙年之尾，在边陲重镇鹏城召开了中国足球峰会。会议级别不算高，与会最高领导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富荣；会议时间也不长，连头带尾三天。但它吸引100多位与会代表和全国百多家媒体200余位记者采访。对阎世铎代表中国足协所作的工作报告，反映强烈、褒贬不一。报纸不惜版面，“火爆”的程度是中国足球改革9年、职业化联赛7年以来之最。
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国足球进入了非常时期。
这一时期在前台扮演主角的是中国足协新“掌门人”阎世铎。不管是阎世铎还是“张世铎”、“李世铎”，无论是谁扮演这个角色，都会引起反响，甚至争鸣。这是由这次会议本身性质所决定的。
从1992年的北京红山口会议到1999年的青岛会议，前六次全国足球工作会议都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改革。
改革的成果不容置疑。我国足球在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基本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如火如荼的职业联赛，近似火爆的球市，20世纪后叶的中国足球出现了新的亮点。
惟其新，令人欢欣鼓舞。也因为新，孕育着许多不成熟的因素。由于中国足球本身法规体系不健全，足协宏观调控乏力，在过热过躁的足球环境、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下，赛场违纪和闹事事件不断发生，不正之风有所蔓延……这些问题已经背离了改革的初衷，阻碍了足球事业进一步发展，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对中国足球从体制、赛制、管理诸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整，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正如当初的改革要触犯一些人的利益一样，这次中国足球战略性的调整，也必然涉及到有关方面的利益，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状况。而有可能直接受影响的，是足球俱乐部。
譬如说，从2002年开始不准外籍教练员自带外籍教练班子，那些与外籍教练班子已签了两年合同的俱乐部就为难了。
再譬如，2001年赛季甲级联赛“只升不降”，就有可能削减竞争的激烈程度，使球市乃至俱乐部的收益受到影响。
还有，俱乐部老总要经过培训，获得“上岗证”，也就为难了一些新接手足球的老板。
……
所以，在深圳会议期间，不少俱乐部老板“发难”，对阎世铎的《白皮书》提出种种质疑，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任何社会形态、在任何社会阶层，物质总是第一性的，自身的物质利益决定人们的政治观念。俱乐部老板与足协官员所处的物质利益不同，因而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看法、态度。
针对深圳会议上出现的所没有预见到的分歧，阎世铎以“理清大思路，明确大方向，采取大行动，促进大发展”作为对工作报告的补充。理清思路是调整的前提，明确方向是调整的内容，采取行动是调整的步骤，促进发展是调整的结果。“中国足协将2001年作为中国足球‘调整、建设和管理年’”，调整则是重中之重。
阎世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改革者的一代，建设者的一代，甚至可能是牺牲者的一代，但是我们没有遗憾。”我理解，这既是对他自己，也是对大家与足球沾边的人所言。
“从我走马上任开始，就将这顶‘官帽’拿在手里，我是个‘工作狂’，我会给大家有个交待，如果实践证明我是不称职的，我会交出头衔，因为我从上岗第一天起就有了思想准备”，阎世铎对记者说。
调整，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改革，调整与改革一样都会有风险，但是为了中国足球举国体制的完善，为了中国足球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了更多的痴情于足球的人们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一天，也为了增加全社会的稳定因素，我们只能进行承担风险的调整，不管这种调整给我们带来的是欢快还是忧愁。
如果说9年的改革给中国足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妩媚春光，那么行将开始的调整，将会迎来中国足球的“第二春”。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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