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周恩来在文革后期，鉴于其所面对的内外交困的局势，运筹帷幄，打开了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结成了抗击前苏联的准同盟。
如果说中苏分裂是共产主义由盛转衰的先兆，那么中美联手抗苏则是共产主义大失败的种子。
在此之前，共产主义阵营横跨欧亚大陆，其势力遍及苏联、中国、东德、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某种意义上的)南斯拉夫、外蒙古、北朝鲜、越南、以及后来波及的老挝、柬埔寨、阿富汗，….甚至进入美国的后院──古巴，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占据了全球1/3强的势力范围。其进攻的姿态，构成了对西方乃至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在60年代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似乎即将发生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越南到老挝、柬埔寨….，都面临着象“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个倒下而被赤化的危险。美国面临这样一个可能的连锁反应局面，不得不更深地卷入越战，从而使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泥沼之中。
但是，中国与美国的联手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西方，尤其是美国处于有利的国际战略地位之中。
首先，继南斯拉夫之后，中美联手进一步打破了所谓共产主义“阵营”铁板一块的神话，削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它也使美国得以从越南脱身，结束了它在20世纪最严重的一场国家精神分裂。同时，中美联手在世界三大国游戏中还使苏联处于孤立地位，为此，它不得不努力与美国改善关系，缓和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努力摆脱自己不利的战略地位。于是，在美国总统访问北京之后
不久，他又受到邀请访问莫斯科，并缔结了禁止核武器扩散以及冻结双方核军力等有利全球和平的重要条约。中美联手粉碎了共产意识形态超越国家利益的神话，它彻底改变了共产阵营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力量均势，使得世界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重心完全摆回到了自由民主国家，为以后共产国家内部的改革力量的诞生，为各个共产国家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尊严，为它们摆脱苏联的控制，为它们挣脱共产意识
形态教条的束缚，准备了精神条件与物质条件。同时，也为中国自身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西方的开放，准备了条件。
从此，一个新的世界态势已经出现。在这种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内部，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自由主义的胜利的种子已经开始酝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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