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我们对于革命的想象，一直是那么高贵，那么辉煌。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革命成果的消费者，从而对革命抱着格外的崇仰。直到我们发现，我们生活深处的许多痛苦和耻辱，跟那些所谓革命理论和实践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的时候，我们这才想到，应该去追索一下革命究竟是什么东西，革命的理论究竟是什么东西。只稍加思索，我们就不难发现，革命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或者干脆说，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革命不但在实践的层面上比那些借革命以显赫天下的幸存者的回忆录所描述的血腥一千倍，纵使是在理论形态上，也比今天流行的教科书的阐释复杂一千倍。
没有哪次革命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发起和举行的。人民的生存、权利、解放、幸福总是被清清楚楚地写在每一次革命的旗帜上，而且给反反复复地加上了着重号。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旗帜，每一次革命都获得了无可质疑的正义性和崇高性。我们追怀和礼赞的动力都来自对革命的正义性和崇高性的向往。可是革命与人民的关系究竟如何，革命旗帜上所书写的那些口号，在实践的层面上究竟落实得怎样，革命究竟是给人民带来了解放，还是带来了压制，带来了幸福还是带来了苦难，带来了光荣还是带来了耻辱，这一切都不能简单地信奉教科书上的说教，而需要我们去追索，去思考，去发现。甚至需要我们去重新命名。
战争年代是如何地血雨腥风，姑且不去谈它。单是中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和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就足够令人恐怖。它们与革命旗帜上所标榜的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这些以革命的名义公然流行的罪恶并不是一天之间突然产生的，而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革命的最初一天起，这些罪恶可能就在滋长，甚至在革命的理论中就已经蕴含着这些罪恶的萌芽。也许可以说，一切罪恶都是以某种奇怪的逻辑从那些革命理论中生长出来的。这些奇怪的逻辑我们可以命名为革命逻辑。
早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以前，那些优秀的俄罗斯人就在设计着革命的道路，寻找着革命的契机。彼得．特卡乔夫和涅恰耶夫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是重要的民粹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特卡乔夫发表过许多革命见解。他曾设想靠少数革命家从事秘密活动，取得政权，然后这些革命家利用革命的政权去改造奴隶般的人民。为了让俄国人民更好地奔向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认为必须将大多数居民消灭。因为这些人是无法改造好的，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的——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将大多数居民置于死地。以这个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去殉那个辉煌的主义，在历代革命者看来，这一切都是如此天经地义，顺理成章。涅恰耶夫在《革命教义问答》一书中所提出的设想与此极为相近。他说，必须千方百计加重人民的苦难，使人民在苦难中忍无可忍，这样他们就可以最早最快地投身革命，参加起义，从而帮助那些职业革命家夺取政权。这两位带有最强烈的正义感和道德感的革命家，为什么最公然地号召糟蹋人民的利益甚至残害人民的生命呢?此间有一个极为奇怪的逻辑转换：既然革命家们发起革命目的在于寻求人民的解放和幸福，那么革命家就有权要求人民参与这种革命并为革命贡献一切。回顾历史，我们看得最多的事实就是：这种以人民利益为标榜的革命，最后无不逼使人民向这革命交出一切权利、利益、自由和生命。因为神圣的并不真的是劳工、人民等等，而是革命本身，是革命家所瞄准的革命政权。革命还在革命家的笔下以最空灵、最纯洁、最热烈的理论形态存在时，就不由自主地沿着这样奇怪的逻辑走到了它的反面。
本来，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是人类社会所共同信奉的至高无上的伦理价值。革命只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本身不是价值，也无法以人民的自由和生命为原料生产出价值。革命的是与非，革命的合理与不合理，是要由别的价值标准来作检验和评判的。可是，经过革命家的逻辑转换，革命本身成了价值，它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为了革命”常常成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律令，所有其他事物都失去了自足的价值。包括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样的神圣事物也必须成为革命的奴婢甚或牺牲，要由革命随意驱使、处置与评判。在这种革命逻辑的指导下，革命不仅在理论上走向它的反面，更在实践上走向反人民、迫害人民、残杀人民的荒唐境地。文革和大清洗只不过是离我们时间最近的两个例子而已。
为了证明革命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为了使共产主义的许诺不至于永远是一句空话，斯大林定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革命目标——在苏联尽快实行全面的集体化和工业化。为了调动广大农民实现集体化的积极性，苏联官方把所有富农都赶出他们自己的庄园和土地，迁徙到最偏僻最贫穷的地方去。共有40万户富农约合200万人口因此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强制实行了集体化后，官方大肆掠夺农民的粮食。农民尽了最大的努力，生产了足够多的粮食，却无法养活自己和子女，而是成批成批地死于大饥荒之中。在30年代初期，苏联总共饿死了大约500万—800万人口。可就在大量饿死人的同时，官方却不动一点恻隐之心地将掠夺来的粮食大量出口到欧洲各国。据统计，1930年，苏联出口了4800万普特粮食，1931年出口了5100万普特。即使是饥荒最为严重的1933年也还出口了1000万普特粮食。斯大林以这些粮食换取外汇，以便推进工业化进程，建造他的革命通天塔。500万屈死冤魂，大约相当于当时苏联人口的5%，即每20个人中，就得有一个人去殉他的革命。这样的革命真有点鲜血淋漓。这样的革命，究竟还有多少合理性可言?它在伦理价值上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理由?
斯大林这样的所谓革命，并不是实践中的一时失误，而是有深厚的理论背景的。我们所说的特卡乔夫和涅恰耶夫的学说就是著名的例子。20年代，在中国广东的农民运动中，那些领导农民运动的政治家们也亲手写下这样的文字：“十六，凡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二十八，如万不得已退走某地时，必威吓当地民众，搬迁一空，俟敌人到后，无从觅食，同时并在敌人宿营附近地方潜入，夜间可任意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十四，敌人到来时，我们应将庙宇庵堂等……乘机拆毁焚烧，使人民怀疑是敌人所干，因而讨厌敌人，并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同时使敌人无地方可驻扎。”“十八，凡暴动胜利所得地方……各种书店，及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见《1927—1945年国共斗争史料汇辑》第二集，第196、198、202页，存萃学社编集，大东图书公司印行。)在这样的条文中，人民的幸福，人民的基本利益，根本没有受到革命的尊重和保护，事实恰好相反，“革命”正在以革命的名义对这一切实行着践踏和戕害。我们痛心地看到，革命已经走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人民从来就是革命的牺牲者。一切革命成果都是由人民的血肉和生命堆砌成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牺牲是极为必要和极为神圣的。一旦革命成功，人民的一切利益都可以得到保证。可是，事实上，革命的成功也很难兑现它用来掩盖血雨腥风所承诺的利益和幸福，而往往需要幸存的人民继续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包括基本权利、自由、幸福和生命。革命逻辑往往会在革命成功之后，长驱直入地渗透到一切领域，按照它自身的需要，无拘无忌地、如疯如魔地生长、膨胀。革命逻辑的生长与膨胀，需要人类的血肉和自由作为最有效的肥料。人民既然从一开始已经认同了革命逻辑并且促成了它的生长，往后便不得不付出更大的牺牲以维持它的膨胀。最后，人类社会一切高贵的东西都失去了存在的权利和理由，而不得不为那个无限膨胀的革命逻辑所吞没。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究竟从列宁主义那里继承什么，他究竟利用自己的权力干些什么?怎样干?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秘闻》中这样总结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一天不搞恐怖党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灭亡。”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革命与恐怖几乎是同一概念，革命就是恐怖，恐怖就是革命。既然革命是神圣的，恐怖也就自然具有神圣性。既然革命时代要求人民付出血肉和自由是天经地义的，那么现在要求人民为恐怖贡献自由、权利和生命也就同样是天经地义的，是神圣光荣的。这种恐怖理论，可以说是革命逻辑在斯大林时代的新发展。一系列恐怖事件，在这种理论背景下频频出现，构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氛围和现实状况。顿巴斯煤矿工程师案件和迫害知识分子的工业党案件，即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两个案件。
1928年，苏联当局突然逮捕了顿巴斯煤矿的53名工程师。在逮捕之前，契卡人员已经经过了长达两年的策划。他们对这53位不知所措的被捕者说，对他们的指控是国家的需要，含有崇高的政治目的和革命意义。目前全国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他们承认自己蓄意破坏建设就会激起人民对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义愤，提高人民对敌人的警惕，焕发起人民内在的革命热情，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局向他们保证决不判他们死刑。这些无辜的被指控者只好配合官方完成这一幕丑剧。在有许多外国记者光临旁听的法庭上，被起诉者全都起劲地痛斥自己，甚至还请求撤掉辩护人，因为他们认为辩护人为他们所作的辩护太过头了。他们好像有意在同检察长克雷连柯比赛，看谁提出的罪名更重，似乎定罪越重，对革命就贡献越大。检察长假戏真做，越审越进入角色，带着满腔的革命义愤要求对其中的22人判处死刑，最后为了感谢他们认罪态度好，下令只处死了5人。在那些惯于以人民的生命祭奠革命的人看来，仅仅处死5名冤魂根本算不上什么激烈行为。只要革命需要，即使是500万、5000万，他们也敢于抡下砍刀的。而且，似乎流血越多，就越烘托了革命的伟大与辉煌。
斯大林像检察长一样容易进入角色。在5名冤魂血溅屠场之后，斯大林坐在豪华的会议室里给苏联人民作了如下告诫：“阶级斗争显然在加剧……不用说，这类案子还会发生……”他先是亲自制造一次恐怖事件，然后以这次恐怖事件作为制造无数其他恐怖事件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才成为一个具有因果联系的整体。
两年以后，斯大林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全面展开。他们突然宣布查出了一个庞大的恐怖分子组织。这个组织有大约20万成员。他们将这个组织命名为秘密的工业党。官方说，工业党恐怖分子怀着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正在勾结境外帝国主义，企图促成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篡夺政权。一位著名的科技专家、莫斯科工艺研究所所长拉姆津被指控为这个组织的领袖之一。斯大林亲自设计了对拉姆津的审讯，同时还为拉姆津设计好了供词。对于拉姆津初审时供词中不完善之处，斯大林还亲自补充了细节。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办案人员开诚布公地对拉姆津说：如果被告承认自己参与了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就是抢先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就是拯救了祖国，拯救了社会主义政权。他们要拉姆津他们带着真正的爱国主义热情给自己栽赃国家所指控的一切罪行。拉姆津忠实地配合了斯大林导演的这出闹剧，承认了官方指控的一切罪行。甚至比官方的要求还做得更多，他供出了自己在策动外国武装干涉时，还成立了一个未来政府。拉姆津本人被判死刑，但改为有期徒刑。由于认罪有功很快获释，官复原职。后来，还极具讽刺意味地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可是由于他的招供认罪，斯大林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具有了更多的理由。就在审判工业党的同时，对各个经济领域的知识分子的审判密锣紧鼓地在古老的俄罗斯大地上全面铺开。几名细菌学家被指控造成牲畜死亡，审判后枪决。明明是斯大林政权对农民的掠夺和粮食出口导致了饿殍遍野，可是他们却指控一批食品工业干部造成了全国饥荒，48人被无辜枪决。在布蒂尔监狱的水泥地上蹲满了教授和工程师，每间牢房关60—80人。民间早就把这座监狱叫成“工程技术人员休养所”。也许还是后来索尔仁尼琴的概括更具深度。他把专制政权蹂躏下的俄罗斯称为癌病房，人民在这样的绝症世界痛苦而又无望地挣扎。
一面是高举为人民谋幸福的旗帜，一面是将人民驱赶到绝望的深渊。面对如此奇怪的事实，革命一刻也不曾感到自身的矛盾和荒唐，而是按着革命逻辑一路高歌猛进。在革命初期的暴风骤雨中，人民也许确实体验到了反抗与复仇的痛快感，体验到了以暴力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表现自己的存在的满足感。这也正是一切受压迫的人民渴望革命并且常常美化革命的心理原因。可是革命并不能广泛而又深入地改变人民的命运。革命是一台巨型机器，它一旦发动，就无法停止。而为了维持它的转动，就必须以人民作牺牲，因为革命这台机器所需要的燃料不是煤炭或石油，而是人民的鲜血和尸体。只有少数革命家通过革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有幸成为了革命机器的操作者。为了满足机器手们的权欲、利益与光荣，必须源源不断地、最大量地向这机器投入鲜血和尸体。在将人民加工为鲜血和尸体的过程中，机器手们不是体验到罪恶与恐惧，而是体验到光荣与神圣，因为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革命。
革命逻辑所结出的果实竟然如此荒唐，这让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们内在的革命冲动，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最后一滴血，不知该洒向何处。
转自思想的境界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