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品：电影《女大学生宿舍》、《红衣少女》
-时代意义：一点点情窦初开的少女气息、一点点追求未知的知识分子情结，但更主要的是，这两部影片开始了中国电影青春片的探索.
-自述人物：(当年的)青年女演员罗燕(当时还没有大腕、偶像、艳后甚至明星等用语)
□生物学教授的后代出生在新疆
□挡车女工成了“文革”后首届大学生
我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父母都是新疆大学的生物教授。因在当地找不到会说普通话的保姆，在出生6个月后，被送至上海由外公、外婆抚养。
我的外公1949年前曾任当时的中央银行副行长兼造币厂厂长。我10岁和12岁时，家中两次被抄，外公两次被“隔离审查”，仅允许我每周长途跋涉赴“牛棚”探望，每次外公被关都长达半年以上。那时，我成为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唱歌、跳舞。外公第二次出牛棚后不久即去世。从此，我与多病的外婆相依为命。深更半夜送外婆急诊抢救是我经常的经历。担心外婆一口气上不来，更恐惧急诊医生向外婆心脏打强心针前要求的家属签字。
16岁，我被分配到上海棉纺针织厂做挡车女工，倒三班。业余时间，学完《青年自学丛书》，并成为沪东工人文化宫话剧队活跃分子。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我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人生经历及接受的知识教育也与过去不同，艺术观也如此，因此毕业后很想创造一些能代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角色。
□第一部戏胎死腹中
□当时我拿的是400元高工资
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上海人艺，进剧院第一天即开始排戏，演一云南插队女知青，由于人生颓废，自愿在中越前线当民工。戏名叫《爱，在我的心里》，我演女主角。尽管我没插过队，但我当过多年纺织女工。中学也在农村学农过半年，演那角色像是演自己一样轻松，可惜那戏不久就停演了。因为当时对“文革”这样的敏感问题还没有正式的结论。
由于演这出戏，1984年我被上影的女导演史蜀君叫去为《女大学生宿舍》试镜。我很喜欢匡亚兰这一角色，当时参加演《女大学生宿舍》的5个演员，3个人是刚从上戏毕业，两个是正在上学的学生。演自己是十分轻松的事。因为我们不是演员演知识分子，而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演知识分子，当时的影坛并没有真正代表新一代新知识分子形象的影片，因此很被广大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接受。
演完《女大学生宿舍》后，导演陆小雅因看了我的上部影片来找我拍《红衣少女》，演杂志编辑安静。我也十分喜欢铁凝的小说(电影是根据她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中的人物，于是我立即上了那部戏。
我为有这样的发挥机会而高兴并尽力演好，并没什么其它想法。大学刚毕业不久的我，理想、事业是第一位的，想不了太多出名的事，那时演好戏正如一个医生做了一个好手术，救了病人一样，是职业所要求的。
记得拍《女大学生宿舍》时，为了方便，时间选在放暑假，景点选在武大和浙大，我们4个演员住学生宿舍，一个屋，奇热无比。白天、晚上都要拍戏，夜里无法入睡，很苦。当时我已在人艺工作，酬金比另几位还在上学的演员高，400元人民币一个月，与今天的演员比，差异很大。但我们为演戏努力，为演自己的角色而高兴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
还记得《女大学生宿舍》是史蜀君导的第一部戏，她性子急，把我们5个女演员在现场骂哭过4个，除了我。
还记得我为赶回上海参加青年演员合演，《红衣少女》剧组为赶我的戏，连续48小时拍我的镜头。
□为《红衣少女》做了流产
□与“红衣少女”成了美国姐妹
我在接《红衣少女》时正在“上海人艺”主演一部戏，原定戏结束后第二周就去峨影拍《红衣少女》，那是1984年4月，可在我快演完话剧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考虑到已与峨影签过演出合同，导演临时找人顶替很困难，加上我也喜欢那角色，在我演完话剧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去妇产医院做了流产手术，两周后我准时到达摄制组拍戏，至今那些曾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演员、导演都还不知道此
事。
当时出名只是在自己工作的剧院有了一个“好员工”的信誉，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同。论出名，比自己出名的演员很多，因此只是觉着还要继续努力。另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科学家、好医生、好工人相比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我的职业的成功更容易被人看见罢了。
我与陆小雅导演、邹倚天(《红衣少女》演我妹妹的演员)一直保持着联系，常与邹倚天通信，她比我小，我也没兄弟姐妹，就把她当妹妹看待，看着拍戏时她那么天真，很愿意帮助她，使她少吃我吃过的亏。现在她在美国纽约学传媒，我们常通话，去彼此所在的城市时也常见面。
特别要提的是现北影厂韩厂长，他是当年我拍《红衣少女》时的照明。我们在十几年前在一个剧组拍戏，同代人有许多共同语言和抱负。我现在自编、自演、独立制作的《庭院里的女人》，这部影片就是与北影合拍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当年友谊的延续，也与他的大力支持分不开。这也算是因《红衣少女》而得的运气，只是这运气到18年后才实现，是当年所不曾预料的.(摘自：北京青年报/本报记者姜薇 图片提供∕查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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