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4日讯】黄翔专稿：再看高行健——答国内外友人问
问：你怎样看高行健？
答：是个有才气的优秀作家。
问：瑞典文学院认为他的《灵山》是一部“20世纪无与伦比的杰作”，你说呢？
答：优秀同“杰出”或“伟大”有距离；就正如高行健同托尔斯泰、罗曼٠罗兰、普鲁斯特有距离，显然，《灵山》同《追忆逝水年华》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后者所表达的内在生命的全部丰富性，至今足以令人震撼！
问：你是否觉得你同高行健存在太多的分歧？ )
答：恰恰相反，我觉得我同他有诸多相似或近似的地方，如关于所谓“纯文学”的看法、小说创作形式的不确定性或流变性、虚无人生中的对隐逸文化的心灵追寻，甚至我们的出生地虽然在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地方，但仅隔几十里地，那一带山清水秀，出了高行健赣州人以为在于山水灵秀。但我觉得高行健有一种几近文化人格的缺失，令人十分遗憾。他是个精神冷漠的人，无论对人还是对这个世界，如男女之间，他的作品所表达的只有欲，仅仅是欲，没有一丝一毫的情。与其说是他的超脱，不如说是他的人生一大不幸！一个人活在世间不爱人也不被人爱，是你厌恶了生活，还是生活厌恶了你？活得令人绝望！因为我们活着，总是怀有期待，不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包括人和世界之间。高行健对世界也是冷漠的，他不仅作为一个人不爱人，也不爱这个世界，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拒绝责任、良知和道义担当。在他看来，对苦难的关注，对社会暴虐的反叛和抗争都是可笑的、令他“超现实”地厌恶的东西；而不自问这种“厌恶”和“嘲笑”是否极端自私、苟且和怯懦的遁词？！对于他个人，抱什么人生姿态是他的自由选择，但绝不是值得鼓励的倾向，这是有悖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理想精神的。
问：不知你是否注意到高行健的先后两次表态，一次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六四”时期，他表示有生之年，不再回到那个极权主义的中国；一次是获奖之后，表示他不会借获奖的国际声誉去批评中国政府？
答：这就是高行健！他的表态是根据不同的需要。他所追求的是个人苟且的自由，不是使生命向上升腾的健全的自由，包括对别人痛苦和普遍自由的关注。他前面的话是说给西方听的。事实上，中国和体制是两回事，而人制定的体制也可以由人去改变的。你可以对某种社会体制不喜欢甚至持批评立场，但并不等同于你不爱生你养你的一方水土，在情感和精神上割断同你的家国故园及同时代人的任何联系。高行健并没有受到多大折腾，在中国那个体制下，他曾有幸受到过完备的高等教育，并且曾一度享有上演、出版和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他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宣布同“中国”的彻底决裂。多少真正受到过那个体制伤害的人，对往昔的痛苦却持宽容态度、对中国却仍然满怀感情并对它的未来满怀信心。他的后一句话是说给当政者听的，也大可不必，你批评或不批评谁无须向谁去表态，而获不获奖并不是我们对世界包括中国是否持□议或批评立场的先决条件。一个人格独立自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维护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不管这种见解和自由言论是否能为被受到批评或抨击者所容忍和接受。一个精神独立的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条件下都是独立者，他不因时空条件变化或坚持或放□自己的言论自由和精神独立。高行健活得很无奈、很苟且，他并不持本质意义上的本真□议，他也拒绝这样的角色。自由对他而言只意味着自私，因为他只关心自己的一己利益。包括他所声称的只仅仅为自己写作，似乎和社会群体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冷”到这种程度，就大可不必追求发表并坦然接受人类社会授予的荣誉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个奖的理想倾向的普世性，绝不奖励一个只为自己苟活而对普遍自由冷漠无情的人！
问：你读过高行健的作品吗？
答：以前读过他一本谈小说写作的小册子。后来读过他的一个剧本《夜游神》。他有个好象名叫《车站》的剧本，印象中类似荒诞戏剧《等待戈多》，属模仿之作。最近去找来读了他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
问：你怎么看这两部书？
答：前面已经谈过，他是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小说”有他自己的写法，正如我自己有我对“小说”的认知和写法。纵使一些同样优秀或更优秀的小说家及有自己欣赏习惯的读者可以认为他写的不是小说。这里无须去评说谁是谁非，他高兴怎么写是他的事，你愿不愿意读是你的事。对所谓“纯文学”的看法我们是一致的。他的《灵山》是去贵州、四川、湖南窜来窜去写的，也可以当游记去读，当然它也是旅游观感、道听涂说、笔记、小品、议论构成的小说。其中有些文笔极为精彩。它没有完整的故事，但似有似无的灵山本身就是主题和隐喻。它的散乱无序并不意味著作家不懂得怎样去贯穿组织情节，相反让人读了觉得作家有份潇洒的才情，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了许多东西，如草海、道士、巫术、龙灯、龙船节、原始森林、土匪、杂耍、孝歌、野人传说等大多是贵州风情。其中贯穿一路拾来的女人性的描写等等。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作为一个自由作家，高行健的作品，同那些自觉不自觉受制于“党的文学”的作家的作品相比较，无疑更优秀、更具有普遍的精神价值。但其文学语言及创作实力，置放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背景上来考量，高行健并不具超越别的作家之上的人文综合成就。瑞典文学院对《灵山》的评语，认为这是一部“20世纪无与伦比的杰作”，可以解读为其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无与伦比”的局限！高行健的另一部作品《一个人的圣经》除了性事，所触及的文化大革命，只给人“造反派”、“走资派”、“红卫兵”这么一些浮面和简单的印象，他根本没有抵达这场“革命”文化的运动的本质和深处，更遑论对半个世纪来广义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及中国人的苦难的触及。它很难给人以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震撼。相反使人感觉高行健象一□飘浮血海上的球，“厌恶”血海，又置身其中；飘来荡去，又无关痛痒。对人们的痛苦投以漠视；对生命的抗争极力回避，除了过把瘾，当了几天机关造反派的头儿，见好就收，最后干脆做个漠视、等闲人间疾苦、超乎“善恶之外”的逍遥派和旁观者。我怎么也难以得出“这是一本描写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书”的宏论。面对中国空前绝后的这场浩劫、以及半个多世纪来“广义文化大革命”的人间惨剧，高行健的作品所传达的，多了一份苟且，少了一份血性！他的文化人格所表现的，是对良知的轻蔑和嘲弄！
问：大陆青年学者如摩罗、余杰等人对高行健获奖持支持态度。
答：这是就高行健所崇尚的自由文学与极权文化相比较而言；更具体来说是针对中国文坛和中国作家协会漠视高行健自由创作及其成果而言。他们为自由中文创作受到肯定而高兴；也为拒绝自由至今甘愿在意识形态箝制下制作伪劣文化产品的作家而愤怒、而羞耻！如果我们将高行健写文化大革命的书同大陆新型人文学者的书如《耻辱者手记》等放在同一的良心的天平上，那么我们将毫不犹豫的作出判断，后者较之前者更具良心和血性！传达出更多的时代和生命信息!更为中国人所需要，也更具可贵的人文价值！
问：高行健为何会与诺贝尔文学奖结缘呢？
答：这是一次机遇，中国百年无人获奖，这也许使瑞典文学院院士们很内疚。高行健自我放逐，去国十多年，已有几个译本，较之其他的中国作家占优势；也较之多次提名的其他人，在评委们的眼中，也许更有实力和份量。当然也有人推荐他，马悦然似乎对他情有独钟。在一些人的眼中，马悦然“承认”或“不承认”你至关重要；能否成为马悦然的“朋友”似乎是走向“成功”的捷径。他们把中国人热衷的“关系学”视为万灵药丹，真是荒谬至极！可悲至极！好象偌大一个世界，只要马悦然承认了你，全世界就承认了你。诚然，瑞典文学院只有马悦然一个人懂中文，但个人总会受到诸如偏爱、趣味、学术交往对象的观点交流或导向、对当代中国文化了解、理解、解剖和把握的层次的制约。当代中国文学是种很复杂的文化现象，它包括“革命”文学、“改革”文学、自由文学。前面两种文学有“洗脑”和“党国”文化之嫌；后面一种文学包括处于潜流状态的地下文学和流亡文学，它无疑是中国文学真正的命脉，是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与世界接轨的优势并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真如那些趋炎附势的世俗之徒所言，当代中国文学只有马悦然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无□于精神王国里的一种绝对权威，这种情况下，权威相等于权力，诚如我们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这个意义上，对所谓“权威”的盲从和绝对信赖，就雷同于政治上的偶像崇拜，其结果是十分危险和后患无穷的，此种经由“权威”认可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客观性和权威性本身也就十分可疑！
问：中国现当代文学无疑拥有自己伟大的作品，据说此前中文作品没有获奖机会，主要由于缺少翻译？
答：作为一种语言文字，中文在世界上为十多亿以上的人口所使用。在世界文学中，中文理应同英、法、德等文字并列。中文作品应完全无须借助翻译，直接具有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范围的资格。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应该有更多的人通晓中文，才能体现这一文学奖的世界性意义。中国是一个泱泱文化古国；中文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世界。一个汉学家神游其中，有可能上下左右、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碰上谁算谁，一切出于偶然，所以刚好碰上高行健。这种情况应该扭转，偶然应该朝向必然，从相对必然中取得公信。
问：你怎样看待诺贝尔奖这一殊荣？
答：坦然说，对个人来讲，是一种幸运、一种声誉、一笔奖金；对获奖作家所从属的国家来说，也是对这一种族的语言文化的某种肯定和精神荣光。
假若我们设立另一种奖，或“超诺贝尔奖”，哪怕只奖一分钱，甚至一分钱也没有，只是一种抽象的荣誉,但却真正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并首先得到本民族绝大多数的人的认同，我想这样的奖也无□于诺贝尔奖，完全可以与之并列，甚至具有某种超越的意义。 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实在只是基于一笔巨额奖金的前提下并以奖励的形式对人类精神创造的一 种肯定方式，也是一种评价标准之一，但它却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绝对的唯一的标准，纵使对于所有无法抵制或超越尘世诱惑的芸芸众生而言。
中文作家百年来第一次有人有幸获奖是件好事。但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到香港，全弄得抽风似的沸沸扬扬、昏天黑地，这倒真使苍天对人悲从中来，产生悲悯之情。为什么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人总是倾向和习惯于崇尚和盲从于权威，习惯于对偶像性的权威决断顶礼膜拜？而缺少独立思考、怀疑和挑战精神！更没有人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要追求和肯定的首先究竟是人类精神创造的自由还是仅仅是谋求一种奖励对个人的认可？是个人攫取一种奖励重要，还是首要的是广泛获取本民族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思想和精神的认同更为至关重要！高行建所代表的或所能代表的是什么？是他个人的人生态度和文化选择，还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品位和文化人格血墨相承的伟大精神传统？！
问：高行健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受奖词中的表态与以往迥然相异？
答：这说明他听到并接受了赞赏的同时，也听到并接受了批评。他是否因此而成为有社会担当的“理想”人物，这只是长期承受精神苦难的一代人对他的期许，面对一个时代选不选择自觉担当的角色，那是他个人的自由。他身上并未体现一种中国人所崇尚的一以贯之的精神。从他写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和他历来的言行的总体传达，不会因他一时的表态，而改变他给人的冷漠和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的“机智”印象。
问：高行健认为百年中国文学或大半个世纪中国文学几近奄奄一息？
答：这主要只能就极权文化而言。
“五四”时期的文学，中国大陆地下文学、也包括“体制”内少数优秀作家的作品不应属于此列。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沈从文、闻 一多、郁达夫、徐志摩、巴金、艾青、卞之琳、冯至、戴望舒，如果包括台湾的话，还应该列入林语堂、洛夫等人……五十年代以后，面对文化专制主义，具有自由精神的文化却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地下的潜流文学形式继续存在，数十年来坚持精神抵抗，与官方主流文化对立并存，无疑构成了另一类的反叛文化传统。民主墙运动因自由人文精神而孕育，也因这一精神的启迪而引发。面对精神暴虐，文化抗争者从未停止自由生命和生命自由的倾诉。中国地下文学或潜流文学是极权与专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当代精神文化的重要而特□的文学现象，谁也不能对此一笔抹杀！无论国内国外，如果我们眼中只有官方钦定和认可的文学而无视民间立场的地下自由文学、冷漠并孤立备受压抑却广泛存在的这一珍贵的文学传统，这无□于丧失人类应有的道义立场，几近良心犯罪！
抛开官方或民间立场不论，一些流亡国外或“流亡”国内的知名作家认为，具有高行健的人文成就或创作水平的中国作家，至少可以列举出五十名以上。高行健若具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那么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生命力也绝非“奄奄一息”。诺贝尔文学奖应授予最杰出的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如果说诺贝尔奖不是冠军赛，那只能说明获奖作家并不是最好的；那么亚军入选并取代可能的冠军夺魁的权威性的根据和理由是什么呢？其原则是公平竞争还是垂怜馈赠呢？
问：高行健说过去一百年，有无数的作家惨遭杀害、囚禁和流放？
答：这说明高行健头脑不清晰。中国绝不可能有无数的“作家”惨遭杀害；也不存在无数被囚禁或流放或罚以苦役的“作家”。被杀害、囚禁或流放的都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无闻的普通人，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或有自由政治主张或思想倾向的人。这些人被杀害的主要罪名往往都是“现行反革命份子”或“现行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或首犯等。在中国，发出自由之声呐喊的一般都不是“作家”，作家噤若寒蝉。因为成为“作家”是要经过官方认可的。近大半个世纪来，极个别的被杀害的作家最著名的例子是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另有著名诗人闻一多；说得远一点，或者还可以举出一个谭嗣同，但他只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革命者。作家少有呐喊者，作家也罕有“以身试法”的革命人。过去一百年特别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不是“无数”的“作家”被杀害、囚禁或流放，而是无数的作家俯首贴耳、唯命是从、或甘当“齿轮和螺丝钉”，或“拿起笔、做刀枪”，党指向哪里，笔杀向哪里，“口诛笔伐”别人，也“口诛笔伐”自己，他们哪会有“无数”的人被“杀害”？！如果真有那么多“作家”被杀害，反而证明许多中国作家有独立人格和反叛精神，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幸事！大半个世纪来，官方对作家包括一般知识份子所采取的方式是压而不是杀；而作家或一般知识份子对官方的态度是顺而不是反。也就是说，官方一般情况下对作家是诱惑或压制而不是“杀”；作家对官方是忍耐、顺从而回避抗争，以求苟且偷安或“养尊处优”。
对于中国作家，香港作家马建一针见血地犀利指出说，如果中国人都逃离极权制度，那么剩下的只有“党”和一群作家了。他们并不担心被“杀害”，也没有人“无数”地杀害他们，而是翘首以盼诺贝尔文学奖、浑身抽筋地等着“提名”呢。
问：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人高兴，有人失望，也有朋友因道义冲动拍案而起、表示愤怒，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本身？
答：以中文写作的作家终获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是件好事，前文我已经说到。 我们不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期望过高，也无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总体成就评估过低。如果高行健的中文写作也能得到世界文学的肯定，那么整个中国文学或中文文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具有潜在的强大竞争力。
问：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高行健是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写作？
答：为自己写作、为诺贝尔奖写作、为时代和民族写作、甚至为全人类写作，任何一种情况都不是绝对的，我想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也不应首先为自己作出这样那样的规定。
写作就是写作。对我来说，它首先是生命的需要。
对一个真正的作家至关重要的，写作就是而且只能是从生命的体验中提炼出那么一份精神的纯粹；并且在生命的本真倾诉中维护和表达这种极其珍贵的纯粹精神。 越是纯粹的作家越是孤寂的。
纯粹的心灵创造是一种沟通心灵和心灵的创造。 它不趋向于具体的“目的”，也不拘泥于笨拙的形式玩味，更不介意于一时的得失。
它是天然的精神生命，超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甚至超越世俗社会的普遍认同。 它的精神实体在宇宙生命世界中具有再生力；在历史时空中具有久远的耐磨性。 相对于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它绝不是一阵子的热闹，一阵子烟云，最后唏嘘一声，了无痕迹。
纯粹是时间和心灵的积淀，也是精神创造者生命自身的馈赠。
2000年元月3日于美国新泽西太阳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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