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0日讯】北京的文坛，是否存在一个“新京派”，一直有着争论。国外学者研究北京一些作家，就把汪曾祺、杨绛、张中行等，列为“京派”。这概念的使用，是因为上述诸人，呈现出一种与三十年代的“京派”文人相近的一面。有人甚至把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学者如陈平原、止庵等，也看成“京派”，原因是内中有“苦雨斋”的影子。但这些文人的写作，毕竟与北平时期的文人写作不同，又有新的特点，我们姑且将其视为“新京派”吧。这一流派的写作，注重学识，历史感强，文章有厚重的东西在。汪曾祺、杨绛、张中行、陈平原等人的作品一直畅销，看来是“京派”文化的魅力起了作用。
文化背景
“京派”是与“海派”对立的文化形态。三十年代，曾有过“京派”、“海派”之争，沈从文、鲁迅等都写过相应的文章。“京派文学”，在我看来是非时尚化的存在，沈从文的小说，林徽音的随笔，朱光潜的评论文章，都染有浓厚的文化情调，没有说教气和八股气。像钱玄同的短论、沈尹默的诗词、知堂的小品，蕴含着历史的深度，和新旧不同的学识。“京派文学”与“京味儿文学”不同，后者过于拘泥于地域性，前者则具有精神的开阔性和历史的凝重性，我们看沈从文的小说，读废名的随笔，就可以感到其气象的超凡。他们关注人类的命运，但往往排斥功利主义，沉浸在纯粹的精神静观之中。其长处是远离浮躁，有冲淡、静穆之美；短处呢，则与底层百姓缺少亲和之力，好像远离水火，跟大众的情感多有隔膜了。鲁迅批评过“京派”的“近官”，实则看到了其中的非平民性，如今想想，不算是苛刻之谈。
“新京派”的文人，继承了前人的许多优点，像杨绛的小说，就很带林徽音式的雅致，但又多了某些残酷与冷峻。张中行的随笔，既有知堂的学识、品位，但精神的深层呢，有很深的贫民意识。汪曾祺写北京社会的小人物，毫无贵族架式，审美的情趣虽然过于高雅，但笔下人物的形态却是乡土中国的写真。记得还看过王世襄的《秋虫六忆》，学识非凡，品位不俗，那种高远的人生境界，是只有北京文化圈子才能培育出来的。印象突出的还有林斤澜，他的作品描述北京人的生活，朴素里透出哲学，那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新京派”的文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在底层社会生活过。他们以超然的目光打量人生，又用平民的情调寻找艺术之美，这些，在老北京的文人那里，不是都能看到的。
“京派”的魅力
“新京派”的作家有多少？这是不好估计的数目。除上述的作家学者外，我以为季羡林、冯亦代、舒芜、徐城北、谷林、止庵等，均大致可算此列。他们的个性不同，审美风格亦多有别，但有一点是相近的，即远离着流行色，关注人类永恒的价值，注重学理，追求超凡的境界。季羡林的文章老到沉稳，内中诉说着许多文化的难题。舒芜写现代文学的掌故，透出几许人世的沧桑。徐城北在京剧艺术中久久游荡着，写出诸多京派文化的小品，颇可一观。最有趣的是年轻的作家止庵，文章谈天说地，字句连着古今。忽而涉笔庄子，忽而漫谈音乐，有一点情趣，一点掌故，一点哲学，和当下流行的散文，颇不一致。止庵先后著有《如面谈》、《六丑笔记》等等，均很畅销。他谙熟先秦诸子作品，对五四传统别有兴趣，文章颇有知堂、废名余韵，读来很是亲切。冯亦代的随笔也颇可一读，他介绍异域文化，情感中厚，学识渊博，每篇文章，均有新的东西，没有浮躁的影子。读这些人的书，有时心能够沉静下来。离世俗远了，与崇高的爱意近了。近年他们的作品一直较受欢迎，恐怕不是没有道理。
废名当年向往六朝的文章，以为气韵阔大，无后来文学的制义之气。“新京派”文人中，有许多是喜欢六朝文章的，像陈平原就写过此类研究文字，对此别有心得。止庵的小品，多少也可看到一点影子。人们所以回到晚明小品，回到知堂散文的路径去，大概是对装腔作势的文艺多有隔膜。借心灵的自省和知识的积累，寻一个“心远地自偏”的境地。如此说来，“新京派”的写作，不过是五四文人的一种旧梦重温罢了。 各种看法
一些被喻为“新京派”的作家、学者，并不承认存在一个“新京派”，认为那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这原因是，一个流派的存在，应有一个集团，几种杂志，和一种理论观念。但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则觉得，看一个流派，主要是把握它能否体现一种文化气象。例如，陈建功、赵大年、邓友梅应是“京味儿”作家，说他们是“京派”就有些不妥。说王世襄、启功、朱家属于“京派”，大致可以成立，但就没有人会把王蒙、毕淑敏看成“京派”作家。什么原因呢？“京派”不是简单的地域性文学，也非流行的文学。它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情调，一种从历史与现实中升腾出的超功利的精神凝视。徐城北、靳飞等人认为重提“京派”是重要的，应提倡“京派”。张建术认为北京现在已成了国际性的大都市，自然有它的文化风范，但要介定什么是“新京派”，要下一番功夫才行，用三十年代的标准看问题，大概会不得要领。陆昕先生则觉得，在当代文化中，是存在着一种“京派”传统的。“京派”主要呈现的是士大夫的情调，强调道德文章的重要性。它不同于“京味儿”，“京味儿”更多表现的是平民性和世俗特征。俞平伯、知堂的写作有士大夫气，故为之“京派”，老舍、邓友梅的小说有胡同风情、百姓苦乐，故称其为“京味儿”。当代文人，有追随知堂、俞平伯的，有和老舍先生为伍的。他们追求不同，各领风骚，形成了北京作家群的不同特点，如果仔细研究，是有趣味儿的。
流派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存在，但一旦囿于单一的理念，便会存在问题。我觉得作家不必去看重自己属于哪一流派，过于强调“新京派”大概会自我封闭，与鲜活的人生渐远了。“新京派”存在与否，是一个理论表述的问题，不是一种创作实际问题。其实，启功、王世襄的诗文写作，追求的是一种精神自娱，并未有新旧“京派”的概念。止庵写散文，亦未自封为谁的弟子，不过洒脱为文而已。北京的文化，丰富而奇特，文人多，创作丰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要整齐归一，其实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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