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许子东先生的新书“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叙述文革”，由台湾麦田今年七月推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沉重感郁抑心头，几次提笔想撰文推荐竟然无法成文。
麦田出这个版本之前，大陆三联出版社四月份已出另一版本，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大陆版比台湾版少了两个十分重要的章节：有关近年海外关于文革的文学作品评论。作者选择了大陆自1977年以来发表的五十篇有代表性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长短篇小说进行归纳、分类并从中梳理抽取出这些文革作品共通的叙述模式。通过这几种叙述模式，作者告诉我们中国大陆近年来对文革反思的文学作品大致遵循着某几种诠释思路，而这些诠释思路又透露出某种既定的价值取舍。正是这种诠释思路和价值取舍使得笔者心头沉重而难以下笔。
本书是许子东的博士论文，也是许子东近十年的研究结晶。这五十篇小说的选择是经过反复考量，并经过极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进行取舍的。大陆近二十年来的重要小说家如王蒙、阿城王安忆、张贤亮、韩少功、史铁生、莫言、余华、张承志、梁晓声等等全都在册。许子东在本书前言中表示，文革主题是当今中国作家无法回避的题目，这自然是十分中肯的评论。笔者则以为，除了由于文革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无处不在的阴影，中国作家必须承受这一沉重的历史事实之外，描述文革、记录文革从而反思文革恐怕也是中国作家民族责任、主动承担精神的表现。许子东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末的一些重要作家大多是以写文革题材而成名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作家的承担精神，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对此的极大需求。然而，问题是面临如此重大的民族灾难，中国作家如何描述，怎样反思？这种描述和反思同这个民族灾难是否相称？在多大程度上文革文学能够抚慰民族的创伤、救治民族的心灵并重建面向新世纪的民族集体记忆呢？
没有觉醒拒绝忏悔
许子东此书之所以难能可贵，正在于它以细密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文学界文革反思的总体信息。与其说此书是研究文革小说、文革叙事，不如说是通过研究文革文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在此许子东的研究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具有了重大的社会学意义。此书大陆版的题目比较拗口，“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看上去意义似乎不太明确，不如台湾版“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明白晓畅，但笔者倒以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更能点题。
通过对五十部小说的“抽样”分析，许子东从中归纳出中国当代文革小说叙事的四种模式：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先锋派文学对文革的“荒诞叙述”；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作者在结论中指出，这四种模式“是迄今为止数量众多的小说体“文革书写”中四条最基本的诠释思路与叙述线索。与这四种模式对应的诠释结论分别是“少数坏人迫害好人”，“坏事最终变成好事”，“很多坏人合作而成的荒谬坏事”和“充满错误但又不肯忏悔”。通过大量的举证，作者揭示出在众多的文革小说的情节安排、人物设计上或者使人感到文革本身荒谬不可理喻，或者认为文革无须忏悔因为全民皆错，或者通过反省辩证法式地总结出文革的某种正面意义。
遵循前两种阐释途径，文革或者是灾难，或者是坏事，但都可能“因祸得福”，“坏事变好事”。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论，我们可以提问：文革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难道中国人曾经经历的这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世界史上也极为罕见的大灾难仅是光明到来之前所必须经受的黑暗吗？按照后两种阐释模式，或者文革是某种无法解释的荒诞，因而也无所谓教训和反省；或者承认文革参与者的错误但不觉得应该反省。这种反省似乎有勇气面对道德的责难，但宗旨却在于逃避。这不是真正的认错，因为没有真正觉醒。以这种思维线索，文革既无肇事者，也无责任承担者，来无踪去无痕，可以一忘了之。
这两种逻辑，正是许子东的研究要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所谓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即是说，大陆到目前为止的大量文革小说，虽然将文革作为小说主题，似乎是为了加强中华民族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使大家忘掉关于文革的惨痛记忆。这一结论是严重的。因为这种“‘文革叙述’不仅已成为当代文学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之一，而且也是以现代汉语书写的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文革叙述’。”许子东所分析的这些“文革叙述”不仅影响面广，而且相当多的是中国八十年代的获奖作品，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些作品不仅有着广大的读者拥戴，而且受到官方的认可，至少是不违背官方主流话语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有理由说，通过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中国目前社会关于文革的认识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集体潜意识”，也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理性思考”。而从功能上看，有限的反省和有限的承担责任正是官方的“反思”尺寸。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提出下列问题：在改革开放、思想启蒙二十年后的今天，官方与民间对文革的诠释如此一致，难道是一种正常现象吗？是官方对文革的评判符合了历史的真实，因而获得中国的作家－－中国人的灵魂的工程师的真心拥护，还是作家们创造出来的“文革诠释模式”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诚然，许子东所分析的文革小说大多是八十年代的作品，但恰恰是八十年代是中国人思想最为活跃，官方意识形态控制最为宽松的年代。假如上述这几种文革叙述模式真实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那我们也有理由提问是何种原因造成中国人的文革反思停留于这种否定－－肯定的阶段？
许子东在本书中所论的“忘却”，自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将文革这段历史从中国人心中消除掉，而这也是在当今网络时代条件下办不到的。这里的忘却，一是对国人心灵创伤的功能性疗救，以走出文革阴影；一是对文革历史的重新书写，重新建造一种民族的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
没有同文革灾难相称的反思
毋庸置疑，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当代文学在描述、反省文革、揭露文革黑暗甚至冲破官方文艺禁锢方面所作的努力，仅就许子东此书所揭示的一些现象就可说明这一点。如文革结束后，小说主人公往往找不到敌人，在一些小说中，作家甚至不设反派人物；在细节描写中，人们的嫉妒、私念常常被利用。这些都似乎在暗暗说明作家们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文革与人类天性的某种联系以及文革“群情汹涌”现象与制度之间的神秘沟通。然而，总体观之，当今的中国文学并没有能够拿出同文革这个灾难相称的回答。
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无论从那个角度，文化大革命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毛泽东自己曾表示他一生只作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蒋介石，一是发动了文革。对于当下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文革的终结是改革的开始，正是由于文革的劫难，才奠定了邓小平拨乱反正修正路线的合法性，才有了八十年代亿万人投入经济建设的巨大热情。不在一定范围内否定文革，就不足以论证改革开放的英明正确。然而，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又可能毁掉中共立足的根基，因为文革从根本上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极权体制所产生的恶果。
文革反思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一方面反思得以在官方体制保护之下展开。另一方面，中共又必须对文革的研究与讨论严加控制，对同官方口径稍有出入的言论进行钳制和封杀，力求将文革评说纳入官方的轨道。一方面官方的政治需要使得在民间和官方的文革论说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重合空间，另一方面，严苛的话语环境又使得民间难以突破官方界限。
这种局面，既是历史给中华民族提供的寻回记忆的机会，同时又是对文化精英们的巨大考验。文革文学不负历史需求，肩负起重塑集体记忆的使命。昆德拉说“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无疑，这一使命是艰巨的，也不是文学界所能单独完成的。但正是由于这一任务的艰巨和必须，文学界反思的不足才尤其值得重视和警惕，因为文学反思的不足也折射出中国整个思想界、知识界反思的不足。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一样，文学一面要面对本身的记忆失衡，一面要面对官方的话语封杀。目前中国文革小说所反映出的文革反思的严重不足，正是源于这种双重困境的逼迫。许子东一书在大陆和台湾出两个版本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源于大陆对文革研究的封杀。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时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已不再可以统一思想。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评论界、文学界研究文革、回忆文革、议论文革，也使中国的文革言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官方言论禁限。但由于官方的封锁，一方面，对文革较有深度的分析往往无法传达给社会大众；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自由交流和思想碰撞，非官方的文革评说也难以深入。这种状况，造成目前中国一方面有着数量可观的文革作品，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又限于某种模式而无法超脱和提升。实际上，由于文革自身的复杂性及文革言说敏感的政治背景，如果没有政治大环境的改观，中国有关文革的评论、反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恐怕难以避免扭曲和贫乏。然而，按照许子东的研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文学的反思似乎没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不谈海外的文革研究成果，近年来大陆出现的大量的文革记实文学，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九十年代出现的大量思想随笔，围绕顾准、陈寅恪的有关思想与文化讨论，等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坏事变好事”的思考水平。从制度上怎样避免文革不再重演、中国文化传统与斗争哲学、民族性格与专制、暴虐的关系等等问题已经提出。
文革文学无疑需要对已有文革反思成果有充分了解，才能够真实反映大陆社会对文革的集体记忆，从而修复和匡正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由于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影响深广的特点，文学的功能是理论界、知识界的反思所不能替代的。从东欧与俄国对极权反思的情况看，不真正解除思想禁锢，不在能够影响广大民众的大众传媒层面讨论极权的根源，反思就无法达至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民族记忆就无法修复。有人以为，对过去的历史应该大度，应该不计前嫌，应该向前看，应该不算历史的旧账。这种态度或者是为官方甚至自己开脱罪责，或者是那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难得糊涂”的犬儒哲学。要知道，不知古就不能知今，没有记忆就谈不上饶恕，大度不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明。不对罪恶的历史进行清算，就无可能避免灾难的重演。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讲，文革反思的贫乏与扭曲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贫乏和扭曲而不自知，甚至在不自知的状态下堕入犬儒和帮闲，所谓“做了奴隶而不自知”。这种犬儒和帮闲恰恰是阻碍中国社会走出文革阴影的根本原因之一。在目前中国大陆，中学生甚至大学生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季羡林先生在其于1998年出版的“牛棚杂忆”中表示，“对广大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这真是一大反常现象，文革还没有结束，年青一代已经失去了记忆。青年评论家摩罗曾指出，中国现在正在落实一个庞大的计划，把一场关系到十亿人的荣誉与尊严、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浩浩荡荡的混乱和屠杀遗忘并且抹去，而且这个计划也执行得相当成功。这种民族的遗忘显然既包括文革也包括六四。实际上，目前国内新左与自由派的论战中的一些新左人物言论的根源之一就是失去记忆，忘记了历史，彷徨于无知，发生了身份错乱。这无疑是目前官方高压与愚民政策所结出的恶果。正是从这个畸型的现实出发，笔者认为，许子东的研究所指出中国文学反思的严重不足是一项重大贡献。
驱逐极权思维重塑民族记忆
集体记忆之于民族就如同记忆之于个人。不难想像，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生活的。他不仅不知自己从何而来，无法辩识亲友，更无法面对茫然的未来。一个民族也是同样，没有对过去的把握，就无法面对将来。正常情况下，民族记忆通过传统的延续、文化的积淀得以一代一代保持、积累、更新。从文明比较的角度，一个文化比另一个文化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的能力。中国文化之所以历史悠久，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正是得益于其奇妙的表意文字、浩瀚的文化典籍、近于宗教自觉的诗礼传家传统。然而，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文化必须在剧烈的变动甚至断裂中求其延续。这种形势要求中国文化具有超强的记忆与反省能力。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民族记忆却受到空前的摧毁和扭曲。古代的中国传统，近代的中国屈辱全都在将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的革命凯歌声中荡涤和改写。最为根本的是这种荡涤和改写是在一种封闭、专断、一统的环境中达至的。
严格意义上讲，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形成的集体记忆并非集体记忆，毋宁说这是强加的记忆，是统治者的记忆，是一党极权的记忆。有了这种记忆，就不会有全民共享的记忆，就不会有符合历史真实和凝聚全民共识的记忆，就不会有有利于民族趋利避害指引蓝图的记忆。文革本身其实正是在全民丧失记忆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文革的反思既要驱逐曾经统治和正在统治中国的极权记忆，又要寻找和刷新能够接通过去和未来的民族集体记忆。
正是从文革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空前劫难和至今仍在持续影响中国人精神的恶劣后果来说，目前中国的文革反思远远不能够满足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出发点的需要。从中华民族的精神拯救，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中国是否能够避免文革在将来重演来说，对文革的深入反思是万万不可或缺的。极而言之，如果不能从民族性格、制度根源上彻底清算文革的精神遗害，杜绝文革重演的可能，中华民族将无法在新世纪获得再生。
－－转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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