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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7日讯】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代表了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从准官方意识形态（如何新理论）向民间发展的一种趋势，也表明这种思潮的日益理论化。这种分化同社会公正问题浮出水面有关，实际也是激进的知识份子中的无套裤汉关于官方对公正问题的暧昧态度和对民族主义的机会态度的不满和绝望。法西斯主义的民间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即政治机会主义的疏离，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是相互利用中的相互抛弃，相互厌恶中的相互抱怨。换句话说，９０年代后期，中国法西斯主义更多持民间立场，同样在“抵抗羞辱”，甚至通过强化自己的民间特征来获取群众。于是，“新左派”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文化”。到目前为之，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偏好还仅仅停留在语言暴力的层面上，还未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暴力，但是，二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是一目了然的。
不过，从《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仍能发现机会主义的文字风格。也许，由于依附传统，中国的文字事业一直是蕴含一种商业精神的，这种商业精神在分别经历了谄官和媚俗两个阶段，现今步入了既能谄官又能媚俗特别是能够个人治富的新时代。这种“进步”是低成本的，因为在“新时代”，经营文字的人是借用“第三只眼睛”看问题的。但三只眼毕竟是畸形，也远非不偏不倚，这是政治改革滞后引起的文化残疾。以文化残疾来换钱，这是对灾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几年来，这些文化残疾人或精明人在污染“后现代主义”的同时开始了“后文革主义”的舞蹈，装神弄鬼、语重心长、乃至奴气凛然、涕泗横流。
当然，《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宋强、张藏藏、乔边等着。）如果说成是文字工作者的作品还是过誉了，算是文字爱好者的作品是合适的，在作品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啊呸”式的惊世骇俗—-实际是入世媚俗—-之语，余者皆不知所云。用理性品味此书我尚无此才，因该书本身不服从理性，只服从愚蠢。朋霍斐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的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它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狱中书简》〖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着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8月第一版P.7-8。）因此我不会去和他们辩论，何况他们愚蠢的背后还有精明的支援，而精明的背后就是刺刀和污告了。
当然，“愚蠢”也是有使用价值的，只不过是对当局是有使用价值的。“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同上，P.9。）为了说明愚蠢的使用价值是我品味此书的唯一理由。
无病呻吟和拙劣的模仿
稍有历史感的人都知道，对西方文化，“中国”大多时间是说不的，尤其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这种传统从乾隆开始而绵延迄今。“中国可以说不”的逻辑前提是中国一直在说是，这个前提是虚构的。中国的历史的真实状况是中国人对“中国”或中国政府一直是说“是”的，赋有真正道德热情和勇气的人应该呼吁“中国人可以说不！”，这才是现代中国人的根本命运和第一任务。
因此，此书的名字应该是“中国还要说不”，这才符合实际。因为毫无疑问，作者所说的“中国”，应该是指“中国的政府”。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是要“部分地”说是的，但作者应该是主张全部说不的，他们提示人们应该看那杯子满的半部分。
此书是对《日本可以说不》的拙劣摹仿。这种模仿既缺乏历史感也缺乏现实感，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我们并不是被美军占领的战败国。“日本说不”也不完全符合日本的历史，也不符合日本工业化现实。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说不》是对近代以来日本所鼓吹的“亚洲主义”的思想传统的继承，而“不先生”们对这样思想渊源事实上并不清楚。日本的亚洲主义最早是后工业化国家的一种民族自信心的体现，是在白人中心主义长期压抑下而发出来的情绪性呼喊。因此，辛亥革命的一些精英曾赞同过这一思想。但是，很快，日本的亚洲主义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伙伴，成为日本在亚洲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政治理论。而中国恰恰是“亚洲主义”或“日本可以说不”这一思潮最大的受害者，而日本人所要对之说不的西方反而和中国站在一起，在抗日战争中制止了日本在亚洲说不的霸权野心。
“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是这类新法西斯主义作品唯一的贡献，尽管他讨论的方式和结果，与“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逻辑所要实现的目的是一样的。此外，我同意他们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包装愤怒的推销商
作者把愤怒变成了商品，如小贩的叫卖。所以对书中一些广告用语别太当真。对愤怒需要安慰而不是说理。仔细研读他们的作品你会发现，与其说脆弱的民族主义情结表达了一个大国寡民“特别发达的自卑感”（《开放世界及其敌人》第二卷P115。）不如说几个“波斯尼亚人”经过令人丧气的失业后找到了一份工作。灵魂脆弱和生活的脆弱交织在一起，是“可以”反对语言秩序的，反对“罗格斯中心主义”的，反对历史事实的，也就是说，“可以”胡说八道的。
作者发誓不坐波音777，但737是要坐的。作者斥责《读者》充满了“小小资产阶级”意识—-我建议《读者》杂志捍卫自己的名誉—-并对赴美学人—-当然不包括出访或公款旅游的官员—-沾染上“美国瘟疫”而深恶痛绝。但作者自己看《读者》，也积极把夫人送到美国去。说美国好的人是洋奴，但作者认为俄罗斯和法国还不错，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样历史悠久”。作者们气愤已极的时候要纠集法国去烧好莱坞，原因是中国人不看国产片爱看“十大影片”，并认为是“好莱坞”在“钳制中国人的思想”，所以中国人搞不出好片子。是的，作者说出了部分真理，中国的确没有搞出几部好片子，人们不爱看国产片，就象鲁迅说的“不喜欢看中国书”一样；但原因不在好莱坞，这要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制度规定性里去找。好莱坞为世界电影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尽管他的强烈的商业主义总是破坏他的这一贡献。
“不知道，没有中国的印刷术，西方人印一首诗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本节引文除特别注明的均出自《中国可以说不》）这种“自信”是缺乏自信令人可怜的；但这说的好象还是实话，尽管有专家指出，西方的印刷技术虽然可能受到了毕生的启发，但是二者之间存在质的不同。“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这完全是大言不惭。这一“伟大历史”是他们的期望，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事实。民族主义不能通过吹牛来体现，这同把清朝的辫子拿到欧洲去展览一样污辱我们的民族。我们惊奇地发现，这种民族自大狂和希特勒先生在《我的奋斗》中的观点完全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着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4月第一版P.87。）希特勒可以含笑九泉了，中国的“不先生”们用腐烂的逻辑安慰了他腐烂的灵魂。“中国将是世界的希望；时间就在我等老去之前。”我想整个世界都充满着希望，实现希望要努力工作，要减少压制和暴力，而不是仅仅通过算命。
作者用一种奇妙的逻辑反复论证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命题：由于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流血，充满痛苦，所以我们民族具有未来先进的民族特征。用作者的口吻讲，就是：我们牛逼，因为我们痛苦。“中国便是野蛮的好。”（《鲁迅全集》第一卷P.278。）这可真是天下奇论。“没有国家历史观念，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痛苦感受，会是未来先进的民族的特征？……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需要驻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因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着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
我们的“思想深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孔孟之道中的道德短语，还是唐诗送词中的文学抒情？是《资治通鉴》中那些令人恶心的权术故事，还是古典小说中那些杀人者演义？是《金瓶梅》中发达的意淫，还是我们唯一超越世界水平的关于吃和酷刑的想象力？作者要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因为这“工地”上充满着“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作者不仅自己“歌颂”，还要涤清“普遍的怨恨情绪”，让这“普遍的怨恨情绪”变成普遍的对怨恨的歌颂，作者更主要是要歌颂“上述”“黑暗”，因为“黑暗”能够“丰富”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希特勒先生如此这般的丰富着犹太人的感情，日本侵略者如此这般地丰富着南京人民的感情，毛泽东如此这般地丰富着55万右派的感情，五千年的封建专制如此这般地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感情！这厮究竟想干什么？这个民族主义者为什么鼓吹中华民族必须象狗一样生活他才觉得中华民族感情丰富了？才体现了“未来先进的民族特征”？
作者嘲笑美国人肤浅、无知，因为美国历史短，“美国人太年轻”，可是随即又自豪地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才40年，年轻而充满活力。那麽，究竟是历史长一些好呢，还是短一些好呢？只有作者自己才明白了。然而，一个民族的历史长短与其优秀与否有必然联系吗？绵延就是优秀吗？那老鼠比人的生命力强得多，也绵延几万年了。也许实在没有夸耀于人的了，就只剩下了“我们能活着”这一“生物优势”了？
娇滴滴的美国人，心灵如此脆弱，如此缺乏底蕴：新加坡人拿鞭子抽美国佬的屁股，“整个美国民族的心都抽紧了”。因此，作者认为，阿Ｑ看杀人表演喊彩曰“嚓嚓，痛快”才好，那体现了民族的坚强；镇压无辜无动于衷才表明民族有底蕴。为了让作者不断坚强，感情日益丰富，有必要不断打他的屁股，让他居住在欺诈、愚昧、疯狂和黑暗之中。
“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居然以这样的口吻威胁中国：‘谁也不要忘记了，美国的海军是世界第一。’我以这样的口吻来奉劝美国：‘谁也不要忘了，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显然，一切炫耀武力的战争都是令人鄙弃的，但炫耀人口并非光彩。“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鲁迅全集》第一卷P.179。）现代牛二们更“牛”了，因为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和人肉供他们进行理论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了！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否不是因为她的战争能力，更不是体现在在战争中拥有众多的人口炮灰，而是因为它拥有自由和正义。人口帝国主义与军事帝国主义同样是一种罪恶。作者无非想说：我们不怕死人，因为我们人多，我们死得起。人口种多有如此妙用为何又为“计划生育政策”辩护呢？作者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介，视百姓为刍狗，“死几万人算不了什么”（毛）。
所以他们继续说：“对我国人民来说，战争意谓着劳动，也意吵着道德上的整肃，即使举国上下深深陷入战争狂热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丝毫没有攫取的成分”，“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种威慑”(134)。
根据他的逻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简直不是人。这家伙经历过战争吗？他知道什么叫战争？他就不怕在历次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和千百万无辜死亡的平民的灵魂半夜来敲他的门？！有人说，战争只有对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才是美好的。这真是真知灼见。在这些战争爱好者看来，战争是劳动，中华民族热爱劳动，所以中华民族热爱战争，所以作者把中国比喻为工地，并对这工地的如山白骨，如河流血高兴得手舞足蹈，对和平生活气极败坏。什么是战争？就是证明人类是自相残杀的动物这一特征的一种以生命为工具的生物实验；就是千万人为少数人而相互吞噬的一种愚蠢，就是在互相撕咬、破坏一切文明成果后国界恢复原状然后重新建设、昔日的仇敌又称兄道弟的一种人类疾病，就是老百姓永远遭殃杀人英雄永远辈出的一种绝对不公正。只有从未经历过战争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企图趁火打劫的市井无赖或仅仅怂恿他人投入战争恶棍才会赞美战争；而一切经历国战争的人无不谈虎色变，杀人者在噩梦中忏悔，幸存者在悲伤中诅咒。东史郎就是著名的战争忏悔者之一，他说：“我在战场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惨的情境、战争的罪恶。……战争是什么？‘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罪恶之极的代名词，所谓战争，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它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摧毁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战场断不是什么美好场景的泛滥。战争本身就是丑恶，凭什么把它描写成一连串的美好事物呢？”（《东史郎日记》P3－4。）应该建立一个战争特区，让世界上所有喜欢战争和鼓吹战争幸福的疯子们携带一家老小—–请原谅我这个罪恶的比喻—-在那里彼此开战，是的，没有理由阻止他们追求战争“幸福”。
这些爱国贼反驳说：如果不通过战争如何统一呢？首先，不通过战争就不能统一，这个命题本身就值得怀疑，其次，更重要的是，统一真的那麽重要，足以不顾及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吗？如果说统一是为了个人福祉，而统一却毁灭了这个目标，那麽，这样的统一还有什么价值呢？是的，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统一永远仅仅是一种次价值（并非完全无价值）。
这些民族主义者，也许对民族怀有刻骨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对中华民族饱经痛创和死亡唯一高唱赞歌的“民族主义者”。
为谁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究竟在为谁说不？说其中包涵着恭维权力的目的并不过分，“民间化”是伴随着忧怨和勾引的。
“我等老去之前”，多“面向现实”啊！“中国顶尖人物群体的素质已具备了肩负伟大责任的能力。”说得多明确！不过我提醒“中国顶尖人物群体”注意：这家伙如果没有“林彪高举式”的恶意和阴谋，那就是在骂您呢！
“中国可以说不”含有四个命题：
谁说不?
对谁说不?
就什么事情说不?
为谁说不？即“说不”是为了捍卫谁的利益（我们排除“版权”利益）?
中国民众可以对“顶尖人物”说不吗？台湾中国人可以对“中央政府”说不吗？作者认为不行。只有“国家”可以说不。“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干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国家”“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绝无所谓调解、限制、和解、条件、等值、商谈、谏诤这些东西……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罢了……在那里，人的命运和畜生一样，就是本能的服从与惩罚。……没有当暴君而同时不当奴隶的。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P.27P.33。）
“不先生”表达了这种“意愿”，他表达了渴望从潜在的暴君变成现实的暴君的强烈“意愿”。 根据作者的描述，似乎美国华人可以说不，作者举了一个例子：CBS事件因华人说不直至CBS道歉。这时，作者就“不管”“国家是干什么吃的”了。
“说不”很容易，也不需要负责任。就象黑格尔所说的，否定比肯定更容易。“不！”，否定人格的最好表达，“说不”是暴君的唯一语言。对外国人“说不”更容易，骂得痛快淋漓也没人管，也无所畏惧，此谓“大智大勇”。作者还敢向谁说不吗？他敢向主人说不吗？一面点头称是，对权力;一面说不，却对天空。所谓“该说是的时候说是，该说不的时候说不”；这是一种乖巧，一种智慧，一种太监的机灵和成熟。
《中国可以说不》主要是为“人权”说不，而且是为了外国人批评“中国”践踏中国人的人权而同外国人说不。它实际上是为践踏人权的“中国”说不，而不是为被“中国”践踏人权的普通中国人说不。由于保卫中国人人权首先是中国人最热衷的自己的事业，因此对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国际社会“说不”实际是对中国人说不。
“记得1991年9月，英国首相梅杰为签署香港兴建国际机场的协定访华，当他与李鹏总理交谈时，咄咄逼人地说：‘访华前我收到在野党政治家与中国总理会谈时一定要将人权问题提出来讨论的信。’李鹏的回答也是很精妙和有力的：事实上我也收到了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的来信，信上写道：千万成不能忘记中国受外国强烈的欺凌达一百多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一段时间你们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
作者引用这个例子不仅表明他是中国人的异类，而且“用心险恶”，他把“顶尖人物”等同于列强：我们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但你们也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同恶相谅，“子为父隐”、“国为国隐”。“有一个学派用以昨天的卑鄙行为为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这个夏洛克…他发誓要凭他所持的借据，即历史的借据…来索取从人民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3。）这“每一磅肉”就是现在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
对梅杰而言，他的“祖先”侵犯了外国人的人权，对作者而言，他的‘中国’侵犯了他“深爱的大中国”人的人权。这些“夏洛克们”是以荒诞的逻辑，以别人的“祖先”昨天卑鄙的行为说明今天自己的卑鄙行为的合法性，他们要比“夏洛克”无耻得多。他们的“借据”是历史上的外国人帮助他们写就的，他们简直应该感谢外国人的“历史功绩”了，如果历史上外国人不“侵犯中国人的人权”，那麽，今天“中国”侵犯中国人的人权岂不是没有“正当”理由了么！这里我们看不见作者对中国人的爱，只有对“国”对“尊”的一厢情愿的一往情深。他们为什么不对今天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或“顶尖人物”说不呢？“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所以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奇怪呢？”（《鲁迅全集》第一卷P.594。）这些潺头们！
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据说已经有一位精明人帮忙发明了一种新的逻辑：中国有人权问题，美国也有。传统外交智慧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或“外国也有臭虫”。中国人的外交智慧在历史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里，面对洋人的优点时，主张你有我也有，中国古已有之，新儒学是这一智慧的集大成者。第二阶段，面对自己的缺点时，主张我有你也有，并且肯定或可能是你传染给我的。这种智慧或消极反抗在开放以后开始流行，到“不先生”这里光大到无耻。“我有你也有”这种实用理性在“就是好”时代结束后是“中国”进行国际对话唯一的说法方式。
这种病态人格在一位“中国人权专家”从美国回来后兴高彩烈的表情上表达到极至：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要完蛋了！别人倒楣，我们就高兴了，我们的优越感是建立在“西夷”倒楣的基础上的。美国不行了，所以我们更有信心。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别人完蛋，鼓励别人走下陂路。中华民族卑鄙虚弱到这种地步，真让人汗颜。这个“人权研究会”的副会长在美答记者的话，似乎表明他发现无家可归的美国人时丝毫没有激起他的人类的怜悯心，而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过望；他终于发现美国也有缺点了！有“忏悔理性”的人批评别国的人权问题是出于对那里的人的命运的同情；而“灾民理性”（任不寐）对它国人权问题的批评是为了显示我正确。正因为他持这种逻辑，他没有丝毫的人类同情心，而且他自然把对本国人权的批评察己知人地看作是出于批评者的自我表扬。因此他不可能期望他国的人权改善，因为那样就无法证明自己优越了；毋宁说他期望所有的别国人最好都过得比本国人更悲惨。
“经济这么发达的美国，到处都是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这么冷的天气，就睡在街头公园旁边—-我们有各种方法禁止有人睡在这些地方或从这里把他们清除回原籍或收容所—-这就是人权问题哪！你在中国能看到这种情况吗？在中国的北京街头，你会看到睡在露天地上，长年在那儿过夜的人吗？没有这种情况嘛？”也许太兴奋了，“人权先生”继续说：“我们中国每年无家可归、沦落街头的有15万人。”“人权先生”喝多了，他自相矛盾有可能泄漏了国家机密。或者不如让发明“人权就是猪权”的那个大学者去，但据传他很忙，正在指导古巴人民如何享受“猪权”的幸福。“说不”的作者是不屑去的，那就暂时便宜美国人罢。
作者在为谁说不？作者实际上是为捍卫几个中国人—-不好意思直接捍卫自己的几个顶尖人物—-的利益—-自己也借此沾光—-通过对外国人说不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利益和理性说不。由于时代不同了，担心被骂作奴才，所以采取了这种“二丑艺术”的帮忙方式：“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参见《鲁迅全集》第二卷P.389。）
令我们遗憾的是，“不先生”不仅赢得了一些真正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些想混水摸鱼的“精明人”的稀疏的掌声；而且由于它貌似正义凛然，也多少贻害一些忙忙碌碌，不明不白的人们。“他们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而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发地迎合群众的情绪，因为他们懂得向这些群众讲话。…他们有一种变态心理，首先是一种自卑情绪，这种自卑情绪通常通过一种过分的虚荣心来得到补偿，这种虚荣心又导致一种优越感…贬低自己所嫉妒的人…特别喜欢暴行…这些家伙一定要杀人，因为他们有病。”（《未来社会主义》P.315-317。）
这几个热血沸腾唾沫横飞的民族主义英雄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爱国主义者，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爱权主义者，不是爱权主义者，是爱钱主义者。他们用混乱的逻辑和肤浅的激情向权威主义进行了一次哗众取宠半掩朱面的献礼，“我曾经肆无忌惮地否认官方的价值……我悄悄地为自己一呸！”这一呸可谓用心良苦：“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参见《辜鸿铭文集》。）。我呼吁中国的“顶尖人物群体”百忙中有时间用一官半职“体察”一下他们的孝心。
1997年12月初稿
2000年12月定稿
──转自http://bmzy.122.com论坛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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