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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9日讯】 在”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作者讨论了为什么中国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变化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已经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势必对西方利益和世界稳定构成威胁。最近由美国的两位元记者伯恩斯坦(RichardBerstein)和蒙罗(RossMunro)所着的《与中国冲突的来临》(ThecomingconflictwithChina)就表示了这种关切。那麽，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像一些西方人认为的那样变得具有侵略和扩张性吗？本文从中国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和中国政府大国战略的选择两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
确保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从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方面来说，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资源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首先，因为民族主义往往表现为一种政治运动，一旦被发动起来，往往会冲击社会政治的稳定。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进行频繁的民族主义动员运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如美国和苏联。但今天，中国政府再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民族主义动员运动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坚决地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群众动员战略，其至高无上的目标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民族主义的动员运动无疑会对这一目标造成冲击。事实上，为了确保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政府对9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一直小心谨慎。这种政策很明显地表现在近来几次”钓鱼台主权”之争中。当香港、台湾兴起了”保钓”的民族主义运动时，大陆政府采取了相当理性的态度，对国内的民族情绪实行遏制的政策。
第二，民族主义概念本身的含糊复杂性也使得中国政府不敢对此掉以轻心。从中国历史上看，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对内来说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对外来说是反抗西方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政策。但民族主义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独立，也意味着个人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所以，民族主义运动往往导致激进的民主运动，从而对现存政治秩序构成威胁。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尽管也开始强调政治改革，但其目的还是为经济的继续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共不希望任何激进的民主运动来冲击其”经济优先”的目标。因此，尽管自90年代以来，大陆知识界获得了相当的自由讨论民族主义问题，但官方从未从正面对民族主义有所肯定。
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否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最主要是取决于中国政府会实行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战略。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表明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反对美国独霸世界权力。江泽民在同俄国总统耶尔辛、法国总统希拉克等国家首脑会见时特别地强调这一点。毫不奇怪，中国的这种”新秩序论”被西方国家、尤其被美国解释成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反映，是中国随着其经济发展、国力壮大，要求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一种理论。那麽，中国领导人所强调的”新秩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新秩序”指的是什么？
首先，中国不可能退出现存国际体系，建立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新的国际体系。这是因为，第一， 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已经失去对国内人民，而且对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失去了任何吸引力。没有一种吸引人的意识形态，新秩序就没有任何思想基础。
其二，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企图做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与美苏等大国分享权力。结果是灾难一场。不仅对一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而且也使中国本身被孤立起来。中共自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明显已经放弃了这样的战略意图。
第三，中共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霸权尽管相对衰落，但是由于美国在各方面的绝对的先进地位，中国随经济发展，尽管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向美国挑战，但远远不能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况且，今天的东亚已非昔日。经济军事各方面日益壮大的东亚各国已经成为制衡中国权力的主要力量，中国不可能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和世界经济有高度互赖性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社会不容许中国被孤立在现有国际体系之外。把这个拥有核力量的大国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其负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由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高度互赖性，中国已经不可能被孤立在世界体系之外。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服从现存国际体系。这是因为在中国看来，现存国际体系拒绝中国的崛起，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现存国际秩序、规则和制度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影响、甚至威胁现存国际秩序，从而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所以他们谈论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的确，西方社会并没有拒绝中国参与国际社会，但是，中国参与的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中国改变自己，进入国际社会，服从现存国际的制度和规则。中国领导人已经感到美国在很多方面打击中国的崛起，例如人权、贸易等。他们已经在各种国际场合对”某一国家说了算”的情况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社会层面，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中国的崛起有关。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新秩序论”产生的背景。明确地说：”新秩序论”只不过是中国想通过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使其更能符合中国的利益，并容许中国的崛起的一种努力罢了。既然西方并不完全排挤中国，中国也并不完全拒绝现有国际体系，那麽，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发生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呢？
其一是时间问题。如上所说，中国并不想另起炉灶，拒绝现存国际规则。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无穷的国内问题，需要时间来调整国内秩序、接受现存国际规则。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因为西方国家想用现存国际规则来”围堵”和遏止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实际上，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中国从一个孤立的国家到参与大多数重要国际组织和接受国际规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在短时间内容纳国际体系，受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制约，这对中国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
其二，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因为双方的价值观的不同。很多现存国际规则和制度无疑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之上的，如人权和民主等方面，但即使是这些方面，中国政府也已经尽力。中国已经从拒绝和西方谈人权民主转变到和西方对话的政策。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向国际社会表明要用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
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及其强烈程度取决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相互调适容纳(mutualaccommodation)。一方面是中国要调整自身，以进入世界体系，减少其崛起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冲击程度。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要调整自己，不单方面地把自己的规则和价值观强加于中国之上。只有通过这种相互容纳的过程，中国才能真正整合进入世界体系，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作者是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转自《思想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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